六论实事求是与“斩杀线”叙事——对外媒报道的跨文化叙事解剖

一句话提要：本文通过分层分析“斩杀线”叙事及纽约时报袁莉报道，指出其既非谎言也非政治幻觉，而是跨文化传播中被再叙事和再政治化的社会困境，呼吁媒体回归实事求是，既不沉溺情绪，也不否认现实。

200字长摘要：

本文对“斩杀线”叙事进行了分层解剖：第一层为美国中下阶层贫困现实（如ALICE线）；第二层为创作者的视频演绎；第三层为社交媒体再传播；第四层为中国主流媒体的隐喻化定性；第五层为国际媒体报道，如纽约时报袁莉的专栏。作者指出，“斩杀线”既非谎言，也非中国政治幻觉，而是跨文化传播中被再叙事和再政治化的社会困境。袁莉报道中避重就轻、聚焦对手、假中立修辞，文本结构克制、事实与观点区分清晰，技术上值得借鉴，但其价值立场未必成立。文章呼吁媒体回归实事求是，既不沉溺情绪，也不否认现实困境，让公众在理性框架下理解复杂社会问题。

1. “斩杀线”叙事的的分层

关于这个”斩杀线“叙事，从事实层面来看，可以做继续精细的分析，看有几个不同层级：最基础层，是素材层，那是关于赤贫线以上、富足线以下的存款微薄的美国中下工薪阶层的艰难民生，在这里，有美国国内的不同名词作为代表，比如ALICE线，和月光族等等；再上来，就是创作者斯奎其大王借助不可靠叙事者牢A的直播视频演绎的部分，在我的文字切片中，我称其为《斩杀线》作品。再上一层次，就涉及到传播层的再次衍生发挥，比如个体之间的谈论，比如社交媒体/自媒体的扩散，到这里，还是民间自发的对第一和第二层的再次演绎，我们可以称为第三层。然后因为这个略带着粗犷风格的形象名词——”斩杀“——的戏剧性效果在中国叙事传播太过热，进入了主流媒体的视野，被接地气的大媒体引用，获得了中国官方意义上的认可。到这里已经是第四层了。

我对第四层的官方理论探讨也做了一下我的评论，认为大媒体对这个”斩杀线“的名词所代表的第一层素材层的叙事隐喻性的定性很精准，但是论证略有瑕疵。不少人对我的这个评论冷嘲热讽。这个冷嘲热讽或者直接人身攻击，在我后续进行分析第二层《斩杀线》作品的人物——不可靠叙事者牢A的时候尤其多，质疑我是为美国利益服务，或者为所谓的留学中介服务。

我是不是为留学中介服务倒是无法辩白，但是我想在这里为所谓的我为美国利益服务来做一些辩白，方法呢，就是继续分析这个”斩杀线“叙事的第五层：国际传播层。

2. 袁莉报道的基本情况

当取材于美国、创生于美国的《斩杀线》作品带来的二次传播以及官方对”斩杀线“现象的定性被大众广为人知时，这一新闻因为既和美国相关，又和中国相关，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一些美国媒体人的视野，如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袁莉。

她的报道也被一些自媒体，如不可靠叙事者牢A的追随者平原公子等，吹嘘为‘美国主流媒体已经连篇累牍报道’。因此，检验这一所谓国际报道中的“斩杀线”含量，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必要的事实自律。这既是事实核查，也是防止部分自媒体一边贬美、一边挟美自重的必要纠偏。

如果抛开代表纽约时报的社论这种纯”官“话，可以按照从高到低来对剩下的文章的新闻性和代表官方背书的权威性做一个排序。第一就是硬新闻，如灾难、突发事件等；其次，就是深度新闻/调查报告，这一些很深入地探讨一个专题，权威性与硬新闻相当；再次，就是记者们的专栏了，包括袁莉的”新新世界“这样的专栏。最后，就是外部学者等名人的特邀投稿，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的风闻社区大家伙儿的作品。

说完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袁莉报道了’斩杀线‘叙事“的这个事情，其实其权威性不很高。说完这个，我就得和大家一起来认真地从字面上来分析，到底袁莉的原文里是如何谈到这个”斩杀线“叙事不同层级的。

3. 袁莉报道的具体分析

在这个报道中，袁莉从中国评论者讨论美国贫困问题起步，介绍了为何小众游戏术语“斩杀线”走红。这里她并未提及第一层面——美国的贫困问题，而是从中国方面看待美国贫困问题着眼的。按照我的刻板印象，西方的主流媒体谈到中国的官方报道时，经常使用的词儿，自然是“propaganda”，带有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可能不实）的宣传。这个自然是因为他们自诩自己是私立传媒机构的一种小傲娇，因为在他们的叙事体系里，他们是美国的第四权力——无冕之王，比咱们的官方媒体来得高大上。

按照她的刻板印象贬低了一番我们媒体的所谓”对外描黑美国对内夸奖自己“的宣传叙事后，她不失时机地加入一个批评官媒的个人博主作为案例，暗示官媒的立场与一些国人的立场有张力，算是美国式的假中立露出一点儿狐狸尾巴——你怎么就不提其他那些爱国博主们的众多支持官媒立场的文字呢？差评！

接下来，她笔锋一转，就开始了避重就轻，对“斩杀线”叙事的素材层用了两句话。原文如下：“事实上，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中国和美国都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美国经济体系的确让许多人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十分复杂。”，我个人的判断，这是一个带有缺陷的准确判断。准确在：原因复杂、且社会经济不平等在中美都存在，缺陷呢，则自然是没有提及中美两国的结构性差异，这个差异，一个自然是政治性的国家体制结构，第二呢，就是在文化上的个人-集体、自由-责任的认知实践差异。

然后，就是袁莉的专长领域了：中国。它从中国的贫困问题开始，引用了在后学传播中容易被误解的那句前总理的话“约6亿人（40%）月收入不到一千“、农村养老金微薄、因病返贫、高储蓄的现象。

考虑到简中网内经常用ALICE线下的人口约40%，以及袁莉说总理的话也带有40%的这个数字，这里有必要做一下辨析。因为简单比较这俩数字太太粗糙了，我们得了解不同语境或者统计口径。

首先，按照中国口径来看。中国总理的40%，那是指单独个体每个人挣的钱，所以18岁以下的孩子、农村拿基本养老金的人群，都在里面，再加上其他的人。如果按照同样的统计口径标准，“低收入人口 = 个体年收入 < 全国最低工资的一半，统计对象 = 全体人口（包括儿童、老人、学生、非劳动人口）”，那么美国的低于最低工资一半（约7500美元）的人口比例也会是36-42%。具体比例会包括如下：儿童22%，大于65岁以上的老人中的约30%的低养老金者5%，非劳动人口（学生、家庭照护者、长期失业者）6-8%，在职但收入极低者（兼职、零工、灰色就业）3-4%。当然，这里的估算只是方法论演示，而非严格统计结论，其意义在于比较口径差异，而非制造精确数字幻觉。

其次，按照美国口径，也就是家庭为单位来看。ALICE线的实质是“美国ALICE口径：家庭收入低于当地基本生活成本”。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成本。对中国也可以做类似的分析，得到的非常粗糙的数值是这样的，一二线城市一家三口收入低于10万，三-N线三口之家收入低于7万，农村三口之家收入低于4万。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很高，但是如果你在这些地方没有住房，租房的话，你就会发现，一点儿都不高。我们设定了这个口径去框，就会得到一二线中有约三分之一，三-N线约三分之一，农村也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大体上依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中国ALICE线以下。这里的估算依然是方法论演示，而非严格统计结论，其意义依然是在于比较口径差异，而非制造精确数字幻觉。

我个人认为按照中国的ALICE线来估计中国的与美国ALICE线下人口的比例，得到的这个三分之一的粗略数字与我的个体感知是有差异的，我个人觉得中国实际在ALICE线下的人口要少很多，具体数字就有待我们的人文社会学科专家们做跨国比较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感知差异，在我看来，和自有住房率在两国差异有关。中国自有住房率约85-90%，而美国最近的数据只有约65%（当然，这里又有统计口径的掰扯）。所以，很可能是高自有住房率的存在，让不到我所设定的收入线的人，也过上了相对体面的生活，从而带来实际上可能较低的中国ALICE线下的人口。如果是中国没有自有住房的城市新流动人口，会对收入要敏感得多。

不管按照哪种统计口径，袁莉的这句话，中美都有社会不平等问题，并且很多人过得不舒服，是客观现实存在，所以中国人民以前没有进入视野的美国人民贫困问题，算是头一次以这个“斩杀线”现象的方式强行进入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居美国，大不易，世界上的穷人的日子在哪里都是艰难的。

然后袁莉评论中国的国内政治宣传是导致国人相信这个“斩杀线”叙事的原因。这个我就不同意了。你没过这么多的贫困人口，活得并不舒服，既然是真实存在，那么怎么就成了政治宣传了？官媒也没有无中生有说美国人贫困呀！

然后，她就追踪了这个传播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到了斯奎奇的视频和提出斩杀线的相关故事，“拼接了自称在美国期间亲身经历的贫困场景。视频中出现了孩子们在寒冷的万圣节夜晚挨家挨户乞讨食物、外卖员因薪水微薄而挨饿、受伤工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被医院拒之门外等画面。”

请看过的朋友们告诉我，斩杀线在斯奎奇的哪一个视频切片中第一个被详细阐述的？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如果连‘斩杀线’隐喻美国民生艰难这一结构性困境的这一核心概念的原始出处都无法精确定位，那么它更像是一种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投射和再创造的“叙事幻影”，而非可被实证的社会事实。目前我的《斩杀线》批评，如果不是准确的靶子的话，我再去找到准确的靶子，再来详细射击，解剖另一只麻雀。

然后，她又提及民间附和的案例，万斯的案例，以及后来各级媒体的推动，和大媒体的理论探讨。她分析这些国内自媒体和大媒体的叙事结构都包括中美经济危机应对比较，中国基本医保、低保、扶贫等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自信。这一部分，我认为很客观，因为咱们国内的叙事确实包括这一现象，人家也没说错。但是她又酸酸地表示“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套叙事。”，借一些不同意这个叙事的口，说““一个话题能出圈，不太可能只是人们愚蠢。更多时候，是因为直面现实太困难了。”

最后，很讽刺的是，结尾说，”文章的标题是：“美国斩杀线不是关于美国。”这个，就露了她/纽约时报的定性了：他们认为”斩杀线“叙事，不是关于美国人民，而是关于中国如何利用这个叙事的故事，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没有美国中下层人民的苦难这一叙事第一层的素材，没有这么多流浪汉和遍地帐篷的情况，这个”斩杀线“叙事的社会隐喻怎么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呢？

不过，她的否认，就得让不可靠叙事者牢A的追随者平原公子们要失望了，因为美媒并没有认同有斩杀线这回事。所以，连挟美媒自重都挟了个寂寞。

4. 我的详细观点

“斩杀线”既不是关于美国的谎言，也不是中国的政治幻觉，而是一种真实困境作为社会隐喻在跨文化传播中被重新叙事、再政治化的产物。否认它，是掩耳盗铃；神话它，是文艺当现实；而实事求是，恰恰意味着既不沉溺于情绪，也不盲从于宣传。

我认为袁莉虽然屁股不在我们这一边，但是依然是不可否认的优秀媒体人，值得我们的媒体人们参考借鉴，提升业务水平。袁莉的报道在技术上并不粗暴，但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策略：避重就轻、聚焦对手、假中立修辞、语境重构。这些叙事操控手法就不细展开了，省的我们的媒体人不学好。该学的优点则具体的点评如下：

首先，她的文章在结构上较为克制。即便带有明显立场，也很少使用夸张、煽动或情绪化语言，而是通过引述、案例与间接评价来推进叙事。这种“降情绪、抬信息”的写作方式，有助于读者区分事实、观点与推断，而不是被作者的情绪牵着走。

其次，她在议题设置上具备稳定的“框架意识”。即使是评论类文章，也会尽量交代背景、呈现多方声音，并将个案嵌入更宏观的结构中。这种做法不一定中立，但在形式上尊重了读者的判断权，而不是直接替读者下结论。

再次，她对跨文化议题的处理相对谨慎。无论是谈中国舆论，还是谈美国社会问题，她更倾向于将争议描述为“叙事冲突”“认知差异”或“结构性张力”，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归因为某一方的道德缺陷。这种写法，至少在技术层面，避免了把复杂现实简化为爽文式的正邪对立。

接下来，我就要批评国内的媒体生态了：

相比之下，国内不少媒体与自媒体在类似议题上，更容易沉溺于情绪动员与立场表演：以羞辱替代事实核查，以爽感替代逻辑论证，以阵营忠诚替代公共责任。短期或许获得流量，长期却透支的是媒体的可信度与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

因此，分析袁莉的专栏文章，并不意味着接受她的价值判断，而是可以学习她在文本节制、结构清晰、区分事实与态度等方面的新闻技艺。如果国内媒体能够多一点这样的职业自觉，少一点情绪投喂与立场演出，公共舆论的质量，或许会更接近“讨论现实”，而不是“消费情绪”。这样才是更健康的媒体生态应有的样子，也会让国人得到更高质量的新闻和公共生活空间。

真正的实事求是，不是替某一方背书，而是在事实、口径与叙事之间保持清醒：既不把现实当宣传，也不把隐喻当真相。媒体的价值，不在于替读者愤怒，而在于帮助读者理解现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