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金字塔叙事回到埃及，让历史归还主人——这才是西史辨伪该做的事情

当下关于“西史辨伪”的争论，无论立场如何，几乎都陷入同一种模式：

一方指出某段考古发现不符合常理，从而宣称“西方古代史存在系统性伪造”；

另一方则援引碳十四数据、地层序列或铭文释读，强调“证据链完整，不容质疑”。表面看是真伪之争，实则双方共享一个根本前提：历史的真实性，必须通过西方古典学与考古学所设定的证据体系来确认。

这正是最隐蔽也最深刻的陷阱——困在西方话语牢笼中的自证循环。无论是质疑者还是辩护者，所依赖的“原始材料”——《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帕特农神庙测绘图、罗塞塔石碑译文、碳十四校正曲线——无一不是19世纪以来由英、法、德、意等国学术机构整理、选择、翻译、断代并赋予解释权的产物。

你所辩论的“古代证据”，从来不是裸露的真相，而是已被论述的话语产品。你越认真地用这套体系去“证真”或“证伪”，就越默认了它的权威性；你越激烈地在其中争吵，就越巩固那个更大的结构：

只有进入西方设定的认知框架，才有资格谈论“地中海文明”。

这场困境不仅来自外部霸权，也源于内部共谋。许多非西方社会的精英——包括部分中国知识界——曾长期将“希腊理性”“罗马法治”奉为普世标准，反过来用这套尺度审视自身传统，甚至以“未达西方文明三要素”为由怀疑夏商周的历史地位。

这种内化的文明等级观，使得西方中心史观得以在全球自我复制。真正的西史辨伪，必须同时是一场对内反思：我们是否也在无意识中，将他人的神坛当作衡量人类文明的唯一尺度？真正的突围，必须跳出这一循环。

它不应再追问“金字塔是否后世建造”“帕特农神庙是否后世重建”，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永远被锁在对方掌管的钥匙之下。普通人既无时间、也无金钱去吉萨高原或雅典卫城做独立验证，即便能指出疑点，也会被主流建制以“方法不专业”“孤例不足撼动整体”为由轻易消解。

更重要的是——即使你推翻一块石头，也推不倒那座名为“西方文明起源神话”的殿堂。这座殿堂的初始框架，由19世纪兴起的圣经考古学奠定。

它由英国新教势力主导，目标明确：用考古“证实《圣经》历史的真实性”。于是，亚述宫殿成了“尼尼微的再现”，巴比伦遗址被说成“巴别塔的遗迹”，而古埃及——这个位于非洲大陆的伟大文明——则被降格为“为希腊哲学铺路的东方前奏”。

尽管20世纪以来考古学方法日益科学化，但其文明分期、价值排序与全球叙事结构仍深受这一框架影响：埃及代表“神秘停滞的专制”，希腊则象征“人类理性的突然觉醒”。这一二元对立，掩盖了地中海作为多元文明长期互动区域的真实图景。而这一叙事的最大谬误，在于地理与文明归属的错位：

金字塔矗立于非洲埃及的尼罗河西岸，由古埃及人建造，服务于其太阳崇拜与法老神性信仰，却长期被纳入“西方文明摇篮”的叙事链条；

楔形文字泥板出土于今日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苏美尔人对秩序与记录的创造，却被说成“西方法治精神的萌芽”；

腓尼基字母由黎凡特海岸的闪族商人发明，用于贸易记账，却只被承认为“希腊理性的工具”。

地中海从来不是“西方的内湖”，而是非洲、西亚与南欧三大文明板块的交汇区。将其中任何一部分强行划归“欧洲文明前史”，都是对历史主体性的剥夺。因此，西史辨伪的真正使命，不是打假，而是归还叙事权：

让金字塔叙事回到埃及，承认它是尼罗河文明的伟大象征，而非希腊艺术的序曲；

让两河叙事回归西亚，尊重巴比伦、亚述作为独立文明体系的完整性；

让腓尼基重归闪族海洋网络，而非仅作为“字母提供者”被提及。

所谓“归还主人”，并非主张文化本质主义，而是指：让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包括埃及民众、伊拉克学者、黎凡特社群——拥有优先权去了解、解释并讲述自己土地上发生的历史。历史的意义，不应由伦敦、巴黎或柏林的博物馆策展人单方面定义，而应回到它的地理与人文现场。

同时，也应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历史，回归其本来的位置：

他们的现代崛起，源于大航海、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与民族国家建构，而非天然“继承”了雅典的理性或罗马的法统。将地中海古典文明视为“自家祖产”，不过是19世纪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合谋的文化策略。

西史辨伪，不是要否定他者，而是终结一种不平等的历史书写秩序。让金字塔叙事回到埃及，让历史归还主人——这才是西史辨伪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