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流量成为权力：一位三农学者的困境与数字新贫富分化（上）
luse
1小时前
算法不仅决定我们看到什么，更在悄然重塑社会的认知基座与价值分配。
昨夜，我将凝聚多年调研心血、分析近千个村庄案例写成的《从“工程队长”到“村庄领航员”：村域经营的“四大定位+五条路径+两大支撑”实战框架》从“工程队长”到“村庄领航员”：村域经营的“四大定位+五条路径+两大支撑”实战框架推送到多个深耕乡村治理的专业社群，满心期待这份扎根基层的思考能引发共鸣或者批评。然而14小时后，阅读量始终没有突破200个；而同一天，朋友圈里一条宠物卖萌的短视频，轻松斩获三百多个赞。一条无聊至极的《我是真的喜欢过李亚鹏》轻松破10万+
可以说，我的这点阅读量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人挫败，而是荒唐注意力经济的结果。作为长期扎根乡村研究的学者，我深知专业知识的传播对基层发展的意义。但当沉心打磨的专业内容，在算法规则面前显得如此无力时，我看到的是一幅更令人焦虑的图景：我们所处的数字信息生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新贫富分化——流量的权力，正在重新划分知识的价值、思想的权重与社会的注意力版图，更催生了庞大的数字贫民群体。
他们并非能力不足，而是被平台规则剥夺了平等发展的机会，在平台自主化的利益体系下，努力却难获回报，深耕却难逃边缘，成为数字时代结构性贫困的承受者。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平台并非“不会”兼顾公共价值，而是不愿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缺乏主动承担责任的觉悟，最终让流量治理与平台治理，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
一、从个人困境到普遍危机：深度内容与数字贫民的双重边缘化
我的遭遇并非孤例。在教育、法律、科技、人文等所有需要深度思考、长期沉淀的领域，无数专业创作者都面临着相似的窘境：他们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打磨的内容，那些关乎社会发展、具备长期价值、需要静下心来消化的作品，在算法的评价体系里，往往因“互动效率低”“停留时长短”被贴上“低效”标签，最终被边缘化在流量洼地。
而比专业创作者的困境更普遍的，是数字贫民的集体挣扎。数字时代的窗口期，曾让先行者凭借平台福利与时代红利赚得盆满钵满，催生了第一批流量主与网红，也让无数人怀揣着“内容变现”的期待涌入平台。但当平台度过初期的混沌状态，进入规范化、自主化的发展阶段，流量的分配逻辑便彻底向自身利益倾斜。
如今，绝大多数普通创作者日复一日打磨内容，却难逃“收益几分几毛、粉丝寥寥无几”的困境：有人坚持创作五年，日收入不足一元；有人深耕领域十年，内容仍无人问津。他们绝非能力不足，也不是不够努力，而是被平台量身定制的规则体系，剥夺了平等获取流量、参与价值分配的机会，最终沦为数字世界里的“底层劳动者”，成为平台商业利益的免费支撑。
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平台上的流量狂欢：追逐热点的情绪化短文、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擦边视频、拼凑而成的伪鸡汤与伪正能量，总能凭借算法的“偏爱”实现病毒式传播。这种反差背后，是一个亟待正视的核心问题：当数字平台掌握了规则制定、流量分配、生态整合的绝对自主权，且这套权力系统完全服务于自身商业利益，甚至为了利益懒得调整、不愿革新时，社会的知识传播结构正在发生不可逆的扭曲，数字世界的公平性也在不断流失，深度内容与普通创作者的双重边缘化，已然成为时代性的普遍危机。
二、平台自主性：制造数字贫民的底层逻辑，不愿改而非不能改
数字贫民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数字平台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自主化运作逻辑必然催生的结构性结果。数字时代的资源整合与红利分配，既造就了流量主的“泼天富贵”，也埋下了结构性贫困的种子。
当平台从简单的信息载体，转变为具备规则建构、管理整合、增量分配、迭代主导的自主化主体，它便拥有了制造“数字贫富差距”的核心权力。而平台对这种失衡状态的放任，本质上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利益牵绊下的不愿改变、缺乏公共责任的主动漠视。
（一）平台自主性的五大核心维度，皆为利益服务
1. 规则与算法的绝对主导
平台作为盈利模式的设计者，拥有对行业行为的解释权与建构权，其算法与规则天然服务于自身商业目标，而非社会文化价值或国家战略价值。这种“自我中心”的规则设计，让平台对社会道德与公共规则产生天然抗性，一切内容评价的标尺，都围绕“能否提升用户停留、能否实现商业变现”展开。平台并非不懂如何让算法兼顾公共价值，而是不愿牺牲短期利益，去调整这套已成熟的盈利规则，最终让深度内容与普通创作的价值，在这套体系里被彻底消解。
2. 管理与整合的自主权力
平台作为数字社会的功能性生产单位，拥有对生态内“数字居民”的管理权限与行动整合权力。这套机制基于平台自身的战略目的搭建，植入了层层技术壁垒：为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资源整合效率，平台会用算法筛选内容，让少数优质内容“滚雪球式”胜出；而对绝大多数普通创作者，仅用娱乐化、情绪化的内容“喂养”，维持其对平台的关联度，却始终将其排除在流量红利之外。平台并非不能建立更公平的管理体系，而是懒得投入成本去兼顾每一个创作者的利益，选择用最简单的“筛选-过滤”模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 增量与分配的封闭性
数字生产与传统物质生产的核心区别，在于其闭环的独特性：数字产品无需经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漫长过程，而是以“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短闭环运行，打破了传统生产的空间与资源限制。而平台掌握着增量分配的绝对主动权，其分配逻辑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流量红利高度向头部流量主、优质内容生产者倾斜。普通创作者想参与分配，必须完全向平台标准看齐，多数人最终只能沦为“时间消费者”，连基本的变现底线都难以触及。平台并非不能开放分配体系，而是不愿打破“头部虹吸”的利益格局，毕竟向普通创作者让利，意味着自身既得利益的缩减。
4. 冗余与迭代的自主掌控
传统产品的迭代与淘汰，由市场与实践决定，而数字产品的冗余与迭代，完全由平台主导。平台依靠技术壁垒制造“数字消费疲劳”，普通创作者的内容一旦失去吸引力，便会被信息洪流卷入“数字下水道”，毫无自然迭代的机会。这种自主掌控的迭代规则，让普通创作的价值随时面临“归零”风险，即便是网红，也难逃“过气”的命运。平台并非不能建立更包容的迭代机制，而是不愿为了保护普通创作，放弃对流量热点的快速追逐。
5. 例外状况与空间生产的自主优势
数字社会与现实社会既重叠又独立，在例外状况与空间生产上，平台拥有绝对的自主决定权。面对与自身规则相悖的内容，或产业链资源的重新分配，平台可随意调整策略，而这种调整，往往让普通创作者的数字成果瞬间归零。尽管例外状况可能带来新的机遇，但本质上，它更凸显了平台规则的“自私性”——平台只会基于自身利益调整规则，从未将普通创作者的权益纳入考量，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责任缺失的必然结果。
（二）平台自主性催生的两极分化，规则不公是核心根源
正是基于这五大自主权力，平台成为了制造数字贫富差距的“机器”，一边造就了流量主的“泼天富贵”，一边催生了数字贫民的生存困境，而这一切的核心，是规则设计的不公，而非创作者的能力差异。
流量主的红利：非等价的利益倾斜
流量主与网红的成功，并非“能力与价值的等价回报”，而是平台自主性带来的红利倾斜。平台的规则扶持、流量分配、空间打造，让少数先行者、幸运者获得了“泼天富贵”，但这种红利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大量网红“接不住红利”、众多过气网红的存在，都印证了流量主的成功，本质是平台权力的“临时馈赠”，而非内容价值的必然结果。
数字贫民的困境：被规则剥夺的平等机会
平台进入稳定期后，会通过自然筛选塑造“数字臣民聚落”，其底层逻辑始终围绕自身利益展开：算法规则偏爱有先机、有资源、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而非有内容、有态度的普通创作者；管理整合倾向于打造有吸引力的娱乐化内容，甚至默许擦边内容的存在，因为这类内容能快速带来流量；增量分配向头部集中，普通创作者只能被迫消费时间，却难以获得合理回报；迭代规则让普通内容随时被淘汰，例外状况则让所有努力可能瞬间归零。
这套逻辑最终形成了一个残酷的格局：富有一部分人（共享流量红利），稳住一部分人（给予致富幻想），留住大部分人（成为内容消费者与免费劳动力）。无数数字贫民在这套体系里挣扎，他们的努力被漠视，价值被消解，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被平台的规则牢牢锁死在贫困的圈层里，这便是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结构性不公。
下集预告：平台为何始终逃避公共责任？流量治理与平台治理的破局之道究竟在哪？下篇将直击平台责任缺失的核心问题，提出五大刚性重构策略，破解数字新贫富分化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