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靠类种姓结构统治的国家

当代美国社会表面上高举“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的旗帜，实则运行着一套高度结构化、制度化的种族等级秩序。这套秩序虽无印度种姓制度之名，却日益具备其神髓——以历史受害程度为尺度，分配象征性特权；以身份差异为工具，制造族裔间的纵向歧视链；最终使被压迫者彼此疏离、向下俯视，从而丧失对真正权力结构的集体反抗能力。

在这一体系中，盎格鲁-撒克逊白人（WASP）作为顶层群体，并未依赖赤裸裸的暴力压制，而是发展出一种更为精巧的统治逻辑：它承认某些群体的历史创伤，赋予其有限的“道德高位”与制度补偿，但严格限定这种补偿不得挑战白人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时，鼓励这些“被认可的受害者”将不满向下转移，投向更边缘的族裔群体。

于是，一种类似种姓制度的“歧视减压层”（discriminatory pressure-release valve）悄然形成。黑人群体因其奴隶制与系统性隔离的深重历史，被体制置于“首席受害者”的位置，获得平权政策、文化话语权和部分政治代表性。然而，这种地位并非真正的权力共享，而是一种被精心管理的象征性赋权——它允许黑人讲述苦难，却不允许其质疑资本主义根基；它鼓励黑人进入精英圈层，却要求其与底层移民、亚裔或原住民保持距离。

与此同时，亚裔被塑造为“模范少数族裔”：勤奋、安静、学业优异，因而“理应成功”。这一标签看似褒扬，实则剥夺了其作为结构性受害者的合法性。当亚裔在高校录取中遭遇隐形配额、在职场晋升中撞上“竹子天花板”，他们的诉求常被驳回：“你们已经比黑人更成功了，还有什么可抱怨？”于是，亚裔被推向一个尴尬位置：既不被白人完全接纳，又被部分黑人视为“白人的帮凶”。他们转而向下寻找更弱势的对象——如拉丁裔移民、中东难民，或新来的南亚劳工——以此确认自身“已脱离底层”的幻觉。

拉丁裔、穆斯林、原住民等群体，则被进一步边缘化。他们的历史创伤——从印第安寄宿学校的文化灭绝，到拉美殖民掠夺的延续，再到“9·11”后的伊斯兰恐惧症——未被纳入国家主流叙事。他们在资源分配、媒体呈现与政策关注中处于末端，却成为上层少数族裔宣泄焦虑的对象。一句“至少我不是非法移民”或“至少我不打黑工”，便足以构建短暂的身份优越感。

由此，一条自上而下的歧视链（chain of discrimination）被牢固编织：白人俯视所有人，黑人俯视亚裔与拉丁裔，亚裔俯视新移民，新移民又可能俯视无证劳工……每一层都因“有人比我更差”而获得心理缓冲，误以为自己的困境源于“下面的人太多”，而非“上面的人垄断”。这种结构，与印度种姓制度中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达利特的层级逻辑惊人相似：每个阶层都拥有向下的歧视权，却无人敢于向上挑战。

美国“不可接触者”就是牢A斩杀线理论中被斩杀线斩杀不能被接触的群体，形成了类似印度达利特阶层。

更关键的是，这种体系通过“受害越深，补偿越多”的表象，制造了一种公平假象。它让人们相信：只要你的族群能证明足够悲惨，就能获得制度青睐。于是，各族裔竞相挖掘历史伤痕，争夺“最受压迫”标签，陷入一场永无止境的“苦难竞赛”。而真正的赢家——那个从未被要求忏悔、也无需让渡实质权力的白人精英阶层——则安然坐于金字塔顶端，微笑注视着底层的内耗。这便是美国种族秩序的终极奥秘：它不靠铁链统治，而靠幻觉维系；不靠禁止上升，而靠制造向下俯视的阶梯。它让被压迫者相信，只要踩稳脚下的那一级，就离自由更近一步——却从不告诉他们，整座楼梯，本就是为维持顶层稳固而设计的。

被误读的苦难：美国为何无法理解中国的“百年屈辱”叙事

美国对中国强调近代百年屈辱的反应，始终笼罩在一种深刻的认知错位之中。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美国统治阶层习惯性地以本国的种族政治逻辑来解读中国的民族叙事。在美国的经验中，“承认受害”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进入等级秩序谈判的入场券——你证明自己受过足够深的伤，便可换取有限的象征性补偿、文化话语权或政策倾斜，但前提是：不得挑战白人精英对规则、资本与全球秩序的终极掌控。因此，当中国反复讲述鸦片战争的炮火、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南京城的血泪，以及“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时，美国决策者本能地将其纳入自身熟悉的框架：

“他们是在主张‘首席受害者’地位，想用历史悲情换取现实利益。”

于是，奥巴马政府后期提出“G2共治”构想，其潜台词并非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一种现代版的种姓安抚术：

“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坐在高阶上管理世界，享有仅次于我们的地位，甚至共同规训其他‘未开化’的国家——但请不要质疑这套秩序本身，更不要试图推翻我们制定的规则。”

然而，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历史意识的独特性。中国的“铭记苦难”，并非为了索取特权，而是源于一种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自觉。从《春秋》笔削褒贬，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再到近代以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集体信念，记录历史在中国从来不是弱者的哀鸣，而是强者的自省；不是向强者乞怜的筹码，而是鞭策自身奋起的动力。中国人讲百年屈辱，不是要扮演“全球首席受害者”，而是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避免悲剧重演？答案不是依附强权，而是自立自强；不是加入压迫体系，而是终结压迫逻辑。正因如此，中国拒绝了“G2”的诱惑。这不是傲慢，而是清醒；不是对抗，而是原则。中国并不反对国际合作，而是拒绝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共治”；我们追求的不是取代霸权，而是让霸权逻辑退出人类未来。当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讲述历史，不是为了在现有金字塔中爬升一级，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强者有权支配弱者”的文明范式——他们的战略焦虑便迅速转化为系统性遏制。贸易战、科技封锁、联盟围堵，皆源于此一醒悟：

中国不是另一个想要“被补偿”的少数族裔，而是一个要重写世界规则的文明主体。

美国用“受害—补偿”的透镜看中国，看到的只是一个它熟悉的剧本；但中国走的，是一条它从未理解的道路——一条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却不走向压迫；从屈辱中奋起，却志在天下大同的道路。这，才是中美认知鸿沟最深之处，也是旧霸权最难以接受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