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仍在等待”：智利的公共住房体系中的时间博弈

编者按

    本文通过对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民族志研究，探讨了在等待公共住房的城市贫穷人口的住房需求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之间时间承担的双重功能。它既被政府运作为一种拖延和不履责的策略，通过种种政策的实践而生产出一种新的时间政治；同时圣地亚哥的找房者并不是被动等待，他们通过多种做法，包括对任意拖延的集体性争辩、积极谈判和诋毁国家规定的临时性等方式应对政府的拖延，因此等待并不仅仅是政府政策主导下的生产，而生发出一种动态的等待政治和博弈过程。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72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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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等待”已经成为智利城市周边的贫困和工薪阶层居民与国家互动的日常，从领取生活上的救济到低收入住房的申请，他们的经历、生活的意义和实践在例行化的“等待”中被塑造。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智利政府为改善住房问题为贫困家庭提供住房补贴来购买商品房，这一政策被誉为国家的成功，并越来越成为在全球南部推广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模式，尽管这一政策被批评为服务人数的有限和加深了城市隔离。事实上，在现有的研究中，社会时间效应在智利的住房问题中被忽视，那些寻求低收入住房的人通常要等很长时间。亚非拉国家中大规模供应计划的兴起有望缓解长期以来的住房供应短缺，但与此同时政府对非正式住房的大规模清理使得城市贫困人群除了排队购买正式的国家补贴住房之外别无他法。而近年来基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于公共住房补贴的减少和公共住房的存量下降，位于等待名单上的人越来越多，而等待似乎成为政府缓解住房问题压力的手段和策略。

“等待”中的政治

   公共物品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使得等待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社会不平等和公共物品不成比例的问题共同促成了等待的生产；然而，等待不仅仅是由于现有的不平等和制度的约束。布迪厄坚持认为在权力行使的作用中，等待是管理边缘群体的紧急国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产生明显的社会政治效应，然而，学者们在等待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效果上存在分歧。现有的研究中通常存在三种理解路径：第一，在新自由主义紧缩的背景下，等待成为政府削减福利后的处理方案，强加的时间成本和等待中的不确定性鼓励公民放弃期望转而寻求私有化的替代方案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等待被视为产生被动的、顺从的、更容易由国家管理的主体的一种机制，而非限制公共供应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虽然等待取代了立即提供的可能但它并没有减少国家为穷人提供帮助的责任。这种制度化的延迟产生了一种“时间支配”（temporal domination），塑造了公民对国家的期望，他们学会了“默默忍受，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合法权利的公民，而是需要国家帮助的病人”。第三，等待是一种动态的政治建构过程，多重主体的权利、诉求和实践过程通过策略化的运作赋予等待以强烈的政治意涵，公民并不是被动服从的个体或简单地放弃权利而是运用种种策略挑战政策的合理性，因此等待成为充满争议却自我合理化的过程。

塑造等待的主体：智利住房体系的时间性转变

   等待住房已经成为智利城市贫民经历的一部分。1973年以前，随着大量的农村和城市移民，智利的城市缺乏足够的住房，贫困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拥挤的公寓和不稳定的棚户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政治精英阶层将不断增长的住房赤字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创建公共住房来缓解这种状况，然而住房的供应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经过多年徒劳的等待，占领城市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和社区。因此，普遍的等待住房与有争议的非正式做法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认识到国家“自上而下”保障住房权利的能力有限，智利政府为这些住房提供了便利，为非正式定居点提供合法产权、基础设施和服务。然而，1973年的政变突然结束了这些进程。在最初的几年里，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中，国家投资和公共投资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政权运用暴力手段清除非法的土地占有，因为这被视为对私有财产和国家权力的威胁。

这一做法加深了智利的住房危机，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被迫住在亲戚或朋友的人满为患的房子里。1979年，智利的住房部门出台了向低收入人群提供需求补贴的政策用于家庭购买商品房。申请标准通过计算点数（类似于计分）的方式来确立申请的优先级，包括申请人的收入、家庭、等待的时间（时间越长分数越高）等，以此将等待操作为一种合理的制度方式。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住房冲突，政府努力将大众组织纳入到国家的官僚体制中来，如政府要求“住房管理委员会”可以和政府部门共同协商补助、签订住房合同等事宜。

案例和方法

    本文的田野点位于圣地亚哥南部的拉平塔纳区（La Pintana），一个人口为20万的贫穷的外围城市，它的合适性在于在一个最不可能产生动员的地方我们依旧看到了住房运动，该地区外围大量廉价的土地使得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成为可能，2012年，拉平塔纳近90%的家庭都是保障性住房，20%的家庭继续面临过度拥挤，因此有35个住房委员会在积极寻求新的补贴。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法，基于18个月的参与观察和58次深入的访谈；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对住房委员会进行了6次以上的实地访问，参与了住房委员会大量日常的工作、会议和住房的项目，通过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杰出与委员会成员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忍受制度化的等待

    政府官员拒绝让“住房委员会”参与到具体的住房分配的进程中来，甚至拒绝提供相关的信息，官员的策略通常是通过“拖延”（delaying）和“匆忙”（rushing）（即突然承诺立即解决，却又因某些原因突然暂停）的方式塑造出不确定的等待过程。

    这些常规的国家实践呈现出一种悖论，为什么市政府一方面积极组织当地的找房者，以减轻过度拥挤的状况，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声称要帮助的人任意拖延，他们声称虽然想帮助当地居民确保住房安全，但不想承担区内新建低收入住房的费用。通过延迟当地的住房项目，他们能够将社会保障性住房进一步推广到城市的其他地方。这与智利的治理结构相关，圣地亚哥被划分为34个自治市，每个自治市负责社会服务如医疗和教育，但仅提供有限的再分配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如何利用手中土地创造更高的价值成为政府的一种激励机制，显然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并不在其中。

从集体性的诉求到个体性的策略

    当“住房委员会”的成员终于成功地住进保障房时，他们却发现了房子严重的质量问题，当他们就质量问题对政府再次提出修补的要求时同样面临了漫长的等待，等待的过程越来越令人沮丧。这直接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失效，一方面国家以建设新住房为由不断拖延维修的时间，而非政府的不作为意愿，这听起来合理化了等待过程；另一方面一旦住房者拥有房子，这就使得他们谋求自我改善的能力大大提升。居民们越来越多地在个人努力改善的过程中寻找替代方案。许多居民承担了周末的工作，在家里出售现成的食物或旧衣服来获取额外的收入，或者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来获得维修的资金。

结论

智利的找房者参与了一个更有活力，也经常有争议的“等待的政治”过程中。他们被纳入国家治理的结构，同时缺乏可行的退出策略，政府任意而武断的解决措施使得他们不得不面临漫长的等待住房的过程。

等待会引发多种实践，这些实践可能会超出甚至超过预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例行化的等待以及产生的动员会增加成本和不确定性，并再次为那些国家的边缘群体贴上“国家病人”的污名标签，同时等待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结果。等待甚至成为政府运作的一种策略，去塑造出被治理的主体，但另一方城市贫困人口也并不屈服于等待，只有理解多样的社会结构的情境和主体的行动才能更好地分析“时间支配”背后的涵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它生产出新的支配模式和权力结构。

文献来源：

Carter M. Koppelman（2018）“For Now, We Are in Waiting”: Negotiating Time in Chile’s Social Housing System，City & Community 17:2

doi: 10.1111/cico.12301

文献整理：陈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