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为何还有人没看懂中国独特的资本循环逻辑？”

冯志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导读】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写入年度任务后，企业“越来越卷、越卷越亏、越卷越弱”的现象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围绕“内卷来自市场不完善、来自地方政府干预”等流行解释，似乎已难以回应当下现实：同样的企业、同样的招商引资逻辑早已存在几十年，为何真正的“恶性卷”偏偏在今天集中爆发？又为何从墨西哥到芬兰乃至美国，内卷都并非转型经济的“特有疾病”？

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十分具有穿透力：内卷式竞争不是市场失灵的偶然异常，而是市场竞争固有的两面性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结构性显影。只有放下“理想市场”的想象，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回到竞争—利润—积累之间的动力链条，内卷现象的真正根源才会浮出水面。

文章指出，中国曾长期处在利润率高、投资空间广阔、产业结构释放红利的阶段，竞争更多表现为推动技术升级与产业扩张的“增量竞争”。然而，随着城市化阶段变化、地租结构调整、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及全球价值链重新洗牌，原本支撑正向循环的条件出现根本性松动：资本积累触及自我边界，总需求趋弱，投资回报下降，企业普遍从扩张转向守生存的“存量竞争”。在此背景下，同样的价格战、技术投入、招商优惠，不再创造增量，而成为不断蚕食利润、压垮投资、加剧需求不足的内卷机制。

更重要的是，文章把视角扩展到制度与世界体系层面，指出地方财政收支逻辑断裂、平台经济导致的“大强小弱”格局、劳动力市场压力、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分布等，都使企业更易被锁定在高度同质化、难以突破的竞争场域，形成“越努力越萎缩”的恶性循环。

简言之，内卷并非企业行为的道德问题，而是宏观利润率条件、制度运行方式与国际分工格局共同变化后的必然结果。要真正走出内卷，必须重塑影响竞争两面性发挥的环境，而非仅靠纠偏企业行为本身。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1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内卷式”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当前国内经济面临的企业内卷式竞争问题。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式”竞争的定义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对于企业内卷所指称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共识的。从本质上说，内卷式竞争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范畴，即不论采取何种竞争手段，这些竞争活动最终没有改善，甚至恶化了当前的宏观经济活动。因此，从现象出发，那些恶化了行业利润、投资水平或技术升级条件等宏观或行业经济环境的活动，就可称为内卷式竞争。

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内卷式竞争，是市场化不足或者至少是市场建设不完善的结果；其中，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和对重复项目投资的追逐，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些问题确实都存在，但是仅仅将内卷理解为市场不完善和地方政府扭曲资源配置，并不足以揭示内卷问题的本质。

首先，这种解释方法忽略了一件事情，当前进行内卷式竞争的企业并不是新出现的，地方政府基于各种优惠的招商引资活动也是一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的政策。但是，即便内卷式竞争现象不是近期出现的，其剧烈的负面影响也是在近期才显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当前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并非一直在滋生内卷式竞争，它更可能是其他环境改变导致的。

其次，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已经层累了多个阶段的改革经验，既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机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在这样丰富的历史经验之上，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简单地视作一种还需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改进的“转型经济体”，忽视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成果，相当于拿着20世纪90年代转型时期的逻辑在当代“刻舟求剑”。实际上，如果观察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企业出现普遍的“内卷”现象，并不是“转型经济体”的特例。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到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发达国家，再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企业内卷现象，因此这种“转型经济”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从根本上说，上述观点其实都隐含了新古典经济学默认的预设——存在一种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理想”市场。由此推论，如果市场经济中出现了问题，就只能是市场以外的某种机制干扰了理想状态的实现；甚至有学者认为，企业内卷式竞争中的价格竞争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扭曲”。但是，价格竞争本来就是市场竞争过程中最基本的竞争。同样的削价竞争，在促进经济活动时认为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在产生负面后果时认为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这显然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竞争后果的乐观理解，恰恰建立在其理论中企业竞争手段匮乏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视完全竞争市场——一个行业中存在大量生产者和消费者，产品同质且无任何单个参与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为理想状态，认为这种竞争格局在一定条件下能让市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实际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没有竞争”的状态。以一种理想状态为起点，认为现实情况都是对理想状态的“违反”或某种“失败”，放眼整个社会科学界，也是一种相当“独特”的逻辑。只有真正认识到市场的复杂性，理解它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才能更好地建设市场经济，并让市场经济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正因如此，笔者试图跳出常见的新古典经济学逻辑，用政治经济学逻辑来分析竞争活动。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以更加全面的方式看待市场经济，尤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有可能为理解内卷提供一种新颖而富有洞见的起点。

▍政治经济学是如何理解竞争的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竞争最基本的分类是产业内竞争和产业间竞争。顾名思义，产业内竞争是指企业在同一行业内为争夺市场份额、获取超额利润率而展开的竞争。最典型的是以提高生产率、削减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也包含产品差异化、提高非生产性营销费用等以提高商品价格、促进商品销售为基础的竞争。行业间竞争，则表现为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利润率高的部门资本流入，生产规模提高，利润率低的部门则相反。

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是两方面的。竞争既可能提高利润和生产率：行业内不同的资本和企业之间通过竞争形成了一种外在的强制，将追求利润的动力转化为不断进行投资、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行动。行业间竞争则促使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让劳动流向那些剩余产品比例较高、生产率进步较快的部门。

但是，竞争也可能破坏企业盈利和投资的条件。首先，竞争本身可能破坏商品的需求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各部门生产的价值要能够充分实现，需要不同部门的生产规模、各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满足一定的比例。竞争通过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以及生产技术和成本的调整，影响着这些因素。但是，竞争并不必然导致这些条件的满足。既有研究将竞争的手段分为“强竞争”和“弱竞争”两种。“弱竞争”主要指价格和产量的互动，如企业根据价格调整产量或者根据产量调整价格的行为。在理论上，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这类活动是可以通过调整供求关系让市场上的商品顺利销售，让市场顺利出清的。“强竞争”指的是除价格和产量手段以外，以技术、收入分配等为手段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会破坏市场出清的条件。如果考虑到更现实的因素，如固定资本、企业债务成本等不随产量变化的支出以及同质化产品，情况就更加复杂，价格竞争将更有可能在成本刚性的情况下形成一种以利润损失为特点的“毁灭性竞争”，并由此带来社会投资需求的降低。

其次，竞争可能会引起过度投资（或者说过度积累）。竞争本身是投资的强制力量，而利润率既是投资的动力，也是投资的来源。但投资是有自限性的，投资一旦超过自身限度，就可能会对利润率形成负面作用，破坏投资自身的动力和来源。例如，投资会让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也可能耗尽各种不可再生产的资源的富余产能，使得工资和这些不可再生产的要素的价格上涨，进而挤压利润。投资也可能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资本密集度，或者通过引入新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降低资本的周转速度，这些都可能会降低利润率。总之，竞争这种外部强制使得企业不断进行投资，从而可能使得社会总体的投资水平超过一定的限度。

可见，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中，为经济提供动力的竞争和对经济形成负面影响的竞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同一种竞争在不同条件下可能会展现出不同作用。以技术改进为基础的竞争既可能提高生产率，也可能降低利润率；投资既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总需求，也会改变收入分配，挤压利润；压缩工资成本既能够提高利润，也会损害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需求。这些不同的作用在宏观上最终加总形成的结果，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内卷式竞争，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中竞争的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利润、积累与竞争的关系

马克思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的竞争行为是不同的。经济上行时期，由于企业的投资或者说资本积累活动并没有触及自身的限制，因此，竞争会促进投资，而投资又会提高产出和需求，最终提高利润，这些利润又在竞争的推动下继续转为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正反馈，一个企业的投资也在为其他企业的投资创造条件。这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展开的，是一种增量竞争，总体上是正面作用为主。但是，在经济下行阶段，由于存在过度投资，投资逐渐显示出自身的自限性，每个企业进一步的投资都意味着加重资本的过剩和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导致投资的下降。而投资的下降又意味着总需求的下降。在这种资本积累遇到约束、商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以扩大再生产为基础，获取更多利润的增量竞争，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困难和风险。因此，企业的竞争策略会从扩张转向维持生存。在这种条件下，削减价格，以及包括用资本替代劳动、降低工资等手段在内的成本竞争，成为更合适的战略。这些战略本身又会对其他企业形成负外部性，如降低对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由此，内卷式竞争就产生了。

在经济周期与内卷式竞争的关系中，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积累（投资）、利润和竞争能否形成正反馈的关系。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利润和投资环境都是非常优越的。首先，中国总体的收入分配对利润率是有利的：中国有较为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这让中国的利润份额占比长期处在世界较高水平。其次，中国的商品价值实现也有许多有利条件：由于地理空间和人口规模上的优势，中国具有发展成为超大市场的条件；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这意味着产业链条更长，相同的最终需求能够形成更多的中间产品需求；投资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提供了这种载体；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较好的国内市场整合与加速资本循环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助力了这些条件。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受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发生了一个偏向轻工业的调整过程，而轻工业整体上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更低，固定资本比例更低，资本周转速度更快，对于国内市场而言，这也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体增长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稳中向好的趋势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维持高利润率的条件会一直存在。从理论上说，利润率水平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是紧密的，对于不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利润率的下降并不必然影响积累和增长。中国的高利润率条件里有一些是长期性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阶段性的。而且，尽管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及资本的运行规律，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资本仍然是推动经济运行的基础动力，同样适用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逻辑，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自我限制也同样存在。首先，从收入分配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维度看，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偏向利润的分配不可能是一种长期稳定状态，因为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资本在特定空间内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地租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本身并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能够带来大规模投资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往往只发生在经济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既有的投资载体功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这不可避免地抑制了投资需求。最后，从资本有机构成的维度看，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快速增长，经济中的固定资本比重不断攀升。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利润率水平的下降。而在中国既有的需求结构下，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投资下降，大幅降低了当前的总需求。在这种环境下，积累（投资）、利润和竞争之间的正向循环被削弱，发生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可能性因此提高。

▍制度体系与内卷式竞争

竞争的正反作用的发挥，不仅与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有关，也与一系列的制度形式有关。以美国为例，在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由于核心产业具有规模经济、高固定资本比重的特点，美国经济形成了垄断竞争格局，以防止毁灭性的削价竞争。而这种竞争需要总需求管理、劳动集体谈判制度和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相配合。总需求管理保证了稳定的投资预期；劳动集体谈判保证在企业垄断力量加强的同时，工资不至于被压得过低，以确保消费需求不会萎缩；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则保证了国家和资本力量对比的平衡，使得国家能够将资本约束在“黄金年代”的制度框架之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制度或者自身发生变化，或者作用的条件发生变化，无法再形成有效的配合，导致美国竞争模式发生转换，加剧了企业的内卷式竞争。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条件下，需要形成一定的竞争形式，进而又需要一系列制度相互配合，才能保证这种竞争形式正常运作。关于这种制度之间的配合，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提供了许多分析的框架。本文结合这些学派的分析成果，提炼了一个相对简化的框架，包括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以及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的关系四个维度。

（一）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在国家和企业层面，目前的研究几乎都将内卷式竞争的原因指向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助长了重复建设，也阻碍了低效产能的退出。但是，地方政府同样的政策逻辑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资本循环的关键助力。主流观点一般将土地财政视作一种财政模式，但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更基本的资本循环逻辑。一定地区的资本积累会带来“地租”（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益）的上涨，而地租上涨会挤压利润。但是，在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下，一方面，政府在工业用地上给予企业优惠，压低了地租的上涨速度，提高了利润率；另一方面，政府获得商业和居住地租后，相当一部分会转化为对利润率有利的财政支出，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财政理论，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分为社会投资、社会消费、社会费用。社会投资指的是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支出，在我国一个比较典型的方向是政府对各种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投资一方面能提高社会的需求水平，另一方面相当于将一部分公共性质较强的生产资料剥离出来，由政府替代资本进行投资，降低了资本需要预付的货币量，从而提高了利润率的水平。社会消费主要指政府对各种与劳动力再生产有关活动的支出，包括政府直接购买和提供一定量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如公共的医疗、教育服务），以及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补贴（如育儿补贴）。更具体的分析，消费资料除了与个人消费过程相联系的部分，还包括只能由集体占有的公共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不能被进一步分解为个人消费，如社区的道路、植被，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等。公共消费资料并不意味着必然需要政府或集体付费，但它的消费过程只有在集体层面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而且，这些公共消费资料也为个人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环境。例如，只有建设了发达的道路网，才能有足够的汽车消费；完善的市政建设可以带来繁荣有序的餐饮和个人零售行业。因此，政府对公共消费资料的支出，不仅提供了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支出，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而且这一支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提供了公共消费资料的需求，同时也是大量个人消费需求的基础。社会费用指的是政府为了完成其职能对非生产性费用的支出。这类支出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会直接形成需求，例如对各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活动的支出，这些活动尽管不会形成使用价值和财富，但需要购买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完成；另一种不会直接形成需求，而只是对其他主体的货币支付，例如对投资的补贴和对政府债务利息的支付。

因此，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地租到积累（投资）的循环：政府获取在积累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地租，并将这些地租重新投入有利于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这就将地租上涨这个挤压利润率的负面因素，变成了提高利润率的正面因素。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向企业提供的各种优惠，也无非是将地租转化为社会费用的过程。以这个循环为基础，地方政府还叠加了一个债务循环的过程，即通过各种途径举债为上述财政支出筹资。在上述循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举债筹集的财政支出可以增加积累，由此提高了地租，地租转化为政府的收入后又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由于债务来源的相当一部分是现实中的货币资本，因此这一循环还有助于通过政府投资将无法积累的过剩资本从资本的初级循环转移到次级循环中，进而可以缓解过度积累问题，延缓积累达到自身界限的速度。

但是，这个过程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逐渐走向了反面。当前的城市房地产模式意味着，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地租会逐渐“耗散”。地方政府利用地租的过程依赖征地和土地出让之间的“租差”，这个租差在将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土地时达到最大，在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时次之，而在正常的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政府可以获得的地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缓，政府获取地租的能力会逐渐下降，地租逐渐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了城市居民和其他房地产所有者手中。但是，城市环境中由地方政府提供有利于积累（投资）环境的支出逻辑，却没有变化。地租—地方政府收支—资本积累—地租这一循环过程“断裂”了，变成了地方政府支出—资本积累—地租这一单向过程。因此，将竞争的负面作用转化为正面作用的机制，也就无法正常发挥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循环过程断裂之后，还会对竞争环境造成额外的负面作用。地租耗散导致地方政府财政面临困境，使得原来由地方政府负担的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被迫压缩。由于二者都对维持企业利润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断裂会进一步对积累、利润与竞争之间的正反馈产生负面影响。在债务—地租循环中，由于债务的支付更具刚性，因此在政府收入紧张的情况下，对利润率正面作用最小、不直接形成需求的社会费用部分反而会相对提高，这将进一步降低政府支出对利润率的正面作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向企业提供的各种优惠，为什么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变成了助长内卷的原因。在积累（投资）、利润和竞争之间存在强劲正反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积累来源；但在这一正反馈削弱的情况下，积累相对于社会总需求已经处于过剩状态，再提供积累来源只会进一步加重过剩。因此，产生变化的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策，而是政策作用的环境。更进一步说，为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属于社会费用，而且是效果最间接的那一类，在地方财政面临更大约束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仍然将其视作优先级很高的政策，必然会挤占其他效果更直接、更明显的财政支出渠道，降低政府支出的总体作用。

（二）企业与企业的关系

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层面，近年来出现的两个关键现象是国内产业链的发展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共同的逻辑是造成了资本集中和分散并行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国内的平台企业和产业链主导企业的规模和集中度逐渐提高；另一方面，围绕着这些企业的小企业数量也在增加。这些平台企业和产业链主导企业本身处于具有较高规模经济效应的领域，信用和技术壁垒也加剧了这些领域的集中。但是，二者又降低了小资本、小企业进入其他领域的门槛。这种大企业越来越大、小企业越来越多的“矛盾现象”，造成了两个后果。首先，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市场权力极不对称，大企业能够利用市场权力将小企业锁定为自身的上游供货商或下游销售渠道，并压低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从一开始面临的就是锁定状态下的存量竞争，利润水平难以让自身实现迭代和发展优势，因而更容易陷入存量竞争。其次，大企业市场势力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有序的垄断竞争格局，更高的资本集中度意味着大企业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更多的竞争手段，反而可能会导致更激烈和残酷的竞争。这是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和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都阐述过的道理。而且，中国平台企业的崛起和产业链的重塑，都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这就造成了竞争烈度已经加强、巨型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却尚未完全形成的局面。

（三）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

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快速发生变化。正如前文对美国“黄金年代”的讨论那样，企业垄断势力的提高可能会引起价格相对于成本的提高和工资份额的相对下降，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保证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力量相对平衡，使得工资能够随着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从而维持工资份额的稳定，才能够保证有效需求的稳定。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一方面，数字技术本身有着非常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会对就业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快速进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成本一直是许多企业的重要优势；并且，如果企业因成本控制而成功存续和发展，这种成本控制的战略和能力就会在企业中不断积累。这也导致在宏观上，中国的资本积累活动对市场波动的敏感程度更低，但对成本波动高度敏感。也就是说，成本控制能力，而不是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更能够为企业提供扩张的机会。二者的共同作用容易给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带来额外的压力，这可能会将市场竞争压力以更大的比例传递到企业身上，导致企业进一步寻求控制成本，最终会加剧总需求的不足，增强内卷式竞争的负面作用。

▍世界体系中的内卷式竞争

接下来我们将视角从时间转向空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每个国家或地区在系统中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在系统中的权力以及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价值量的水平，世界体系论学者将不同国家分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对于大部分中心国家而言，其资本循环是自主且较为完整的，最直接的特点是本国的货币支出在很大比例上会直接或间接形成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竞争中的积累（投资）才能转化为对本国其他企业的需求，从而形成竞争和利润、积累之间的正反馈。

但是，对于大部分外围国家和一部分半外围国家而言，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自身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它们的资本循环并不完整，而是作为中心国家资本循环的一部分。本国的资本积累（投资）主要形成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如采购中心国家的技术、设备），而本国商品则主要依赖外国需求。自身资本循环不完整的程度越高，本国的资本积累与商品需求的关系就越疏离。这意味着，对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而言，竞争与利润、积累的正反馈更难建立。由于中心国家的积累受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企业的影响较小，因此，相比于中心国家，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像是一种存量的竞争，也就更容易陷入内卷式竞争之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将这种逻辑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球价值链以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取代了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一方面，这种国际分工使得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生产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加深了这些国家经济循环的不完整性。另一方面，这一链条也让中心国家潜在的技术和市场权力得到发挥，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得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过程和外包，将那些生产过程同质化更强、技术壁垒更低、更容易被锁定的环节，布局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这些生产环节由于议价能力更低、更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替代，面临着更大的资本流出的威胁，所以更容易形成内卷式竞争。而这种内卷式竞争降低了这些环节内企业的售价或者提高了这些企业的成本，从而降低了这些环节的利润水平，而这些被挤压掉的利润则通过价值链条上的上下游关系被链条的主导企业所获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这些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内卷，而是需要内卷的生产环节被配置到了这些国家。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也是以外围国家和产业链低端位置的身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的。但是，有三个因素使得在这个时期内卷式竞争的效应并不明显。其一，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心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和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的过程，尽管配置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是比较低端、议价能力较低的环节，但对于这一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些产业总体上仍是“增量”。其二，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初期仍然具有相当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存在大量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城市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因此，这些相对低端的产业对中国而言也是经济增量。其三，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依附于世界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体系之前，中国就已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前两点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总体上是在从事更容易产生内卷式竞争的行业，但中国通过低成本、低利润的方式融入世界体系中，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外国资本投资；第三点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产业间联系更加紧密，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生产能力提升和需求增加，也能够带动国内经济循环的发展。因此，全球价值链中内卷式竞争的经典手段，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促进中国总体上的扩大再生产，其内卷性质也就并不明显。

但是，近年来这一情况正在迅速发生转变。随着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积累的长期困境逐渐显现，世界体系的矛盾在近年来迅速激化，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生产全球化过程的萎缩。同时，东南亚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利用低成本优势快速融入世界体系。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全球价值链上的中低端产业竞争日渐加剧。单纯的低成本优势无法再带来国际分工中市场份额的扩大，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服务于中低端产业这种行为所固有的内卷性质，也就更多地展现出来。

理论上，随着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产业升级的长期努力，这种世界体系维度的内卷应当会逐步降低。但是，一个企业的知识体系和竞争能力是在长期的竞争环境中形成的，并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稳定。这就导致国内企业即便从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且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也仍然可能保持原有的竞争方式，最终变相将国际市场上的内卷式逻辑带入了国内市场中，加重了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

▍世界体系中的内卷式竞争

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卷式竞争并不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固有的两面性的一种展现。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内卷式竞争是在积累过程的固有规律、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环境变化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下，竞争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相对关系发生调整的结果。因此，要解决内卷式竞争，核心还是要重塑影响竞争两面性发挥的环境。

一是重新塑造地方政府的收支逻辑。中国当前的总需求不足和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逻辑在面对地租耗散和城市化阶段转变的条件下，从延缓过度积累（投资）、促进竞争正面作用发挥的机制，转变为降低总需求、促进过度积累（投资）从而加重竞争负面作用的机制。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地方政府的支出逻辑，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将资金优先投向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领域。长期而言，则应降低地租耗散程度，通过税收和城市更新方式的变革，让地方政府能够重新掌握城市中的地租。城市中的地租本身就是通过地方政府不断建设城市积累环境而形成的，让地租回到地方政府手中，也是维持城市自身软硬件设施不断更新发展的一种方式。同时，应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元化的收入渠道，降低对城市地租的依赖。

二是更加重视国有企业在改变内卷式竞争中的作用。内卷式竞争的一个核心机制，是企业在利润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通过积累（投资）进行增量竞争，但在利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进行存量竞争。这源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对风险的规避。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的所有制特性，具有更强的抗风险特性和更多元化的目标。这种特点正可以克服内卷式竞争的核心机制。在内卷式竞争加剧的行业或产业链上，通过让国有企业更多地承担投资的责任，可以帮助整个行业或产业链走出内卷式竞争的恶性循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赢。

三是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空间修复。中国过去的积累活动在整个国土空间范围内并不是均匀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本在空间上的流动，可以让一部分在既有空间中利润率下降的行业在新的空间中恢复利润率，这将降低资本流出地区的过度投资程度，也将为资本流入地区提供投资的源泉和货币需求，从而缓解过度投资所引起的内卷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