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孕育的失败——上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停滞的启示

    是什麽导致了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吸引着学者们的关注，而对此的意见各异。这再正常不过了。美国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在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争论不休，取得一致的看法也仍遥遥无期。

    要用某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一次重大经济事件无疑是很困难的，苏联上世纪70年代的停滞也是如此。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类漫长的历史已然给了我们诸多暗示，那些最初能够缔造极大辉煌的成功因素，也可能会慢慢孕育最终的失败。

1970年代冬日的列宁格勒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人就注意到了苏联的发展停滞，相关的大量文献也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它们提到的原因综合和归结起来，主要有8点：（1）中央计划越来越难以有效执行；（2）劳动纪律松弛；（3）计划机构在1975年后有意调低经济增长率；（4）经济关键部位出现瓶颈，特别是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5）糟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趋向枯竭；（6）恶化的气候条件；（7）西方1973年后增长减速的消极影响；（8）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

    以上8点又可以进一步梳理为四个不同方面的潜在因素。即第一点和第二点涉及苏联体制的结构问题；第三点和第四点主要是政策失当；第五点和第六点涉及苏联历史中的不可控因素；最后两点牵涉到的，都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接下来，我们逐一从这四个大的方面展开探讨。

    我们先来看看，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能不能构成它在70年代中期发展停滞的一个原因呢？不可否认，为了与美国军备竞赛，苏联耗资不菲，它花在军事上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当时苏联官方统计使用的则是另一个概念NMP，即“物质生产净值”）的比例比美国大许多。根据西方的估算，1950年，苏联大约有17%的GNP被用于国防，约为同期美国的3倍。不过，1950—1980年间，苏联的国防开支占GNP的比例有所下降，下降到16%。虽然这一时期苏联的国防开支急剧上升，但它的经济反而增长得更快些。

    既然军事负担没有妨碍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什麽到了1975年后，在没有加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它反而破坏了增长，与理也就说不通。只不过，恰巧此后不久，庞大的苏军深陷于阿富汗战争的泥沼，进而加深了世人对苏联穷兵黩武的负面印象。

未完工的苏联航母

    差不多就在苏联经济发生停滞的同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陷入了经济增长急剧衰退的低谷。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西方这次经济萧条的时间定在1973年，虽然也有人发现问题早在1966年就初露端倪。对于70年代初这段时期的美国、西欧和日本来说，它们的经济比以前的年代增长放缓，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更加缓慢。

    苏联在70年代开始依赖从西方进口新技术，以及在农业收成不好的年份进口谷物。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中期进入一轮衰退，许多非西方国家已经很难向西方国家出口商品以赚取进口所需的硬通货了。然而，苏联向西方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石油，该商品在1973—1974年间，其后又在1979年，几度经历价格攀升。因此，苏联在70年代的后半期并没少赚硬通货。

    由此可以推知，西方经济萧条对70年代的苏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而要准确理解苏联的停滞，必须把目光转向苏联的内部因素，而不应被它与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所迷惑。

（二）

    糟糕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以及人口变化的不利趋向，恶化的区域气候状况，在1975年后确实给苏联的发展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速度在1975年后有所下降。1980年后，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在总体上也下降了。而且，70年代末又多年遭遇不同寻常的极端气候。但这些因素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减速的问题。当然，很少有国家能够对恶劣气候应付自如，也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劳动率增长的减速问题。

    苏联国家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没有政策失误，即上述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意调低经济增长率，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出现瓶颈。先来看一看苏联第十个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76—1985），具体体现了计划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放慢的情况。下图（a）(b)表明了1960—1980年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实际收入”与工业品生产的计划的和实际的增长率。不管是国民实际收入，还是工业品生产，首先是在1975—1980年里，接着又在1980—1985年里，其计划的增长率都有所降低。

    之所以在增长率上作出这些调低的计划，目的是明确发展的新导向，即将各领域的管理者由过去迅速增加产能的努力，转向逐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然而，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工业品生产的增长率，正如上图所表明的，却比降低了的预期目标还要低。

    削减投资增长，必然伴随着更低的产值增长，这就出人意料地引起了体制的瓶颈。同时，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革新率的下降，因为许多革新是体现在新的资金设备上的。原想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结果竹篮打水。更糟的是，增长目标的降低，显然直接加强了低速增长的预期。

    计划政策的失误同样体现在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等关键部门。苏联计划制定者曾经指导建造了一个十分优秀的铁路系统，在长距离货运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50年代初以后，新的投资相对有所削减，但该系统在铁道部的严格直接调度下，仍然得以高效运行。与其他那些滥用重要产品的经济部门相比，铁路系统的资金使用要有效得多，其设备的利用率也要高得多。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的铁路系统在里程上已达到极限，拥塞开始减慢运输速度。未能及时投资以扩大铁路里程，增加新的旁轨，形成了对苏联经济的严重瓶颈。另一个严重的瓶颈出现在关键的石油工业。苏联计划者把投资全集中于开发现有油田，而不是开采新的油田。由于这一原因，石油生产到了80年代初趋于枯竭。铁路和石油瓶颈无疑对增长减速起了较大作用。

（三）

    倘若政策失误是停滞的首要病因，那么调理起来应该不是难事。但停滞被证明是很难扭转的。其中的缘由就是，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只是政策失误而已。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体制的各种主要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

    世界各主要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已充分表明，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个长时期，最后都得迎来一个或长或短的停滞期，之后又是另一个焕然一新的快速增长的间歇期。我们在欧美以及其他国家都能够找到类似的发展波动模式。同时，也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这些停滞期，只有在对国家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之后，才得以克服。

    在这些内部经济制度千差万别的国家里，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似乎最终都要衰退。看来，正是快速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时刻破坏着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对停滞期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到这条路上去寻找，即成功何时孕育着失败的。

    苏联1975年后发生的停滞，很大程度上不是起因于它的失败，而是它举世瞩目的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功。近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已经改变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破坏了曾经催生快速增长的各种独特的制度框架的持续有效性。前文所述的计划的效率降低，劳动者精神面貌松垮，对发展停滞均潜移默化地起着重大作用。

    众所周知，苏联20年代末所采用的独特的经济计划形式，是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这种计划方式在动员资源把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方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很高的投资率，从而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工业体系。它能够迅速教育和培养出适合工业劳动的人口，能够把这些人口迅速转变为收入较高、效率更高的城市工业劳动力。

苏联工人

    有分析家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只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才有效。然而，1950—1975年间的持续的快速增长，却是在工业化已经完成之后实现的，这表明该体制的有效性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限于初始阶段。在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起始阶段，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样达到了合理的、较高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同样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主要目标。中央计划被证明是能够迅速地建立起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电力等）、营造新的家居、生产新的消费品的。

    对于在1950年前一度生活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设施大部分质量差强人意，但它们在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是，到了70年代，以高速集权的计划体制为基础所达到的前5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苏联经济的规模更大，生产的产品也更多样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需要更多种类的消费品，这些产品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比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复杂，少数几个中央经济目标的实现，已经很难解决整体问题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地、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

（四）

    虽然很难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但70年代的苏联社会遭受了劳动纪律松弛的冲击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是50年的快速经济转型对苏联人民性情加以根本改造的结果。发展过程以城市劳动力为基础而开始，但这些人却由刚刚洗脚上岸、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泥腿子”所组成。苏联管理劳动过程的集权体制，是一种由个人说了算、内部等级森严的体制，它在管理这样的劳动力时还算高效。严格的纪律措施、一定的物质奖励、美好未来的承诺，共同担负起了从这些工人身上催生出劳动积极性的使命。

    到了70年代，苏联人民就不一样了。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教育良好、见多识广、生活达到中等水平的城市居民。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唯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往管理劳动过程的有效体制，现在也失效了。苏联主流社会学家、国务顾问扎斯拉夫斯卡娅就曾指出，早在80年代初，“在许多管理者眼里，人民就变得更难管理了”。

    僵硬老化的计划经济形式，等级森严的、管理劳动过程的权威主义模式，均告失灵。曾经在20年代创立了苏联的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独特形式，也到了穷途末路，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随着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都走向深重。戈尔巴乔夫深切体会到“国家开始失去动力”，“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多”。于是，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