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去南极等于员工都去了，都是机会”

文 | 延观风

新东方的俞敏洪又舆论翻车了。在新东方成立32周年之际，俞老总在南极文兴大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面内部邮件，内容无非是标准的鸡汤八股，回顾创业维艰、感谢团队风险、借眼前之景比喻讲理、最后展望未来价值升华，末尾落下个潇洒的“在南极”，要素齐全、四平八稳。

笔者从小受意林读者荼毒，长大受官样文章浸淫，在这种文章前只能说如鲁迅先生笔下那般麻木。但至少可以看出，俞老总没用帐下善于属文的老师代笔，亲自写下了这么一篇年代感满满的范文，对于他自己来说，一定是诚意满满、感慨颇多吧。

笔者并未经历新东方的筚路蓝缕，无法领会俞老总的感慨踌躇；不过笔者也不是在职的新东方员工，说毫无波澜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两年，在政策转向、同行挤压、留学风向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东方从烈火烹油的好光景一下子跌入转型探索阶段，业绩深一脚浅一脚，总体压力不断增加。俞老总自己就透露过，双减后核心团队成员薪酬大幅下降。

“一年最多拿个20、30万”，对于不在俞老总讨论范围内的普通员工来说，也是赤裸裸的凡尔赛。新东方的计薪模式是服务业版的计件工资，低薪很低，教多少课时拿多少辛苦钱，年收入远远达不到俞老总的“艰难”门槛。俞老总在南极感叹极昼阳光之时，要上10个小时课的新东方员工还有3个半小时才能下班。这封内部信被传到网上、引发打工人的众怒，一点也不奇怪。

俞老总走的还是经典人设塑造路线，把企业主和企业深度绑定，我和企业共同走过创业艰难、取得辉煌成就，所以南极我去了就等于企业上下都去了。笔者此前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讲，企业和企业主必须区分开来，企业主赚不赚钱和企业赚不赚钱没有必然联系，和企业职工更没什么必然联系。俞老师好为人师，又一遍向广大打工人教授了这个浅显但不太好转过弯的道理。

但说到底，去南极旅游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既不违法也不违背道德，不过是因为膈应人造成的小小波动而已。俞老总素来喜欢立人设、讲故事，大风大浪经历得多了，这次舆情风波不痛不痒。就在11月10号，俞老总刚刚靠转发员工吐槽公司的歌赢得一片赞誉，一周后因为小小得意挨一顿口水，倒不如说黑红也是红，帮俞老总续上了舆论关注的热度呢。

“创业共情”叙事的破灭

互联网时代，情绪是廉价的、记忆是短暂的、思考是离散的，诸如俞敏洪南极事件的舆情太多，绝大多数情绪冲击个例都很难对现实产生实质性影响。需要把较长时期内类似的个例事件串联起来，考察背后折射的社会情绪之变、叙事之变。

创业神话是企业形象和资本家阶级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比尔盖茨哈佛退学、乔布斯仓库创新等等。中国企业创业神话承担的职能更多，涂抹色彩更重。

在《宗小姐》一文中，我们分析过，用企业主个人形象捆绑乃至替代企业形象，很容易就能把带有大量复杂因素和偶然机遇的组织发展过程，简化成个人艰辛奋斗、打怪升级的冒险故事，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时代的交互统统被隐去，把浪潮的托举移花接木，突出主人公的雄才伟略，隐讳很多“小小的尴尬”。

过去几十年，我国总体上处于高歌猛进的快速扩张阶段，所有人不光是奋斗者，也是“创业者”。即使不开办企业，靠工资收入和贷款在高线城市置办房产，也能乘上房价的快车获得不少资本性收入。企业主和打工人的心态是非常相似的，今日的艰辛可以带来明日的超额回报。

所以，当企业主叙说昨日的艰苦奋斗，打工人把这当成自己的今天；当企业主展示今日的优渥生活，打工人把这当成自己的（加强版）明天。“创业共情”成为了维系低价格、高强度劳动力市场的手段之一，让普通打工人愿意鸡汤就大饼，就眼下的工资低于劳动权益保护完善的市场下所应得的水平，未来也可以通过分享时代红利获得延迟满足。

不少企业再进一步，把创业共情打造成符号，感动得消费者心甘情愿为溢价买单。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是其中典型。笔者犹记高中时俞敏洪到我们学校做励志演讲，从自己小时候穷到在北大硬啃英文字典，从北大一间教室到集团功成名就，听得身边同学鼻涕一把泪一把，争先恐后拥上去要签名。后来新东方入驻我们这个八九十线线小城市自然就水到渠成、火爆非常。仔细想来，这种营销方式和溜光大道上选手哭诉自己家门不幸，本质上如出一辙。

喧嚣时代不能永久，疫情后房地产泡沫破裂，用房价上涨弥补工资不足的激励模式破产，共享超额回报的共情基础不复存在。短短五年间，“创业共情”的叙事迅速被逆转了，以此鼓舞劳动者、拉拢消费者的套路已然失效，可显然喜欢活跃于聚光灯下的企业主们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比如雷军的发布会，雷军和小米的品牌塑造深度绑定，讲创业奋斗故事已经成了小米发布会的常例。但这几年下来，雷军的奋斗故事从让听众热血沸腾甚至为之落泪，变成了无感甚至批评。消费者越来越少关注“共情”提供的情绪价值，而是越来越关注产品本身；不光对比产品价格和竞品价格，也更关注产品价格和产品本身质量。

俞敏洪南极之行引来批评也是同一个道理，他还沉浸在“老板的今天就是员工的明天”的鼓动套路中。上面谈论的“创业共情”，虽然有个“共”字，但却远不是双向的，而是企业主们通过叙事、形象和符号的塑造，让打工人产生的一种单方面体验，企业主对于打工人的处境心情，毫无了解，大概也懒得了解。

多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传播革新让普通人对于富裕阶级生活的认识，早已不限于“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的简单外推，切实而具象地看到了分配的鸿沟。但高层阶级却鲜能通过这些信息管道，看一看普通人的生活、听一听普通人的心声，自然无法与普通人产生共情。

比如俞敏洪喜欢标榜自己宽容员工的批评，问题是，俞老总显然没有认真研究员工吐槽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诸多疴弊并未得到改善，因为类似的员工吐槽仿佛日常任务般固定刷新，19年吐槽的内容到了25年还是那般相似。当然这也不是坏事，俞老总可以定期巩固开明倾听的形象，12万买这么多流量，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时代的红利已经一去不复返，企业主们显然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乘着时代的浪潮爬上了高高的干岸，却拒绝承认时代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他们以为，是自己的英明经营、慷慨发薪让员工买了房、实现了财富增值乃至财务自由。实际上，是高速城镇化阶段源源不断的新市民，用劳动和债务替他们补足了低于均衡水平的应发薪酬。大声吧唧嘴吃蛋糕的人，总觉得蛋糕是自己做的。

老板们喜欢讲自己创业时工作强度如何之大、办事如何之难、生活如何之苦，经历了这些苦难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但试问打工人就不累、不难、不苦了吗？区别在于，现在的打工人已经发现，即使经历同等程度的累苦难，靠劳动报酬也不可能过上老板展示或许诺的生活。因此，“努努力就能买车买房”变成了“努努力老板就能换车”，羡慕向往的“大丈夫当如是”变成了愤懑不服的“彼可取而代之也”。

创业共情的温情脉脉破产后，企业主和劳动者、厂商和消费者都应该回到市场机制下（这不正是企业主及其拥趸最喜欢的吗？），不要靠谈情怀贷款劳动者的拼搏，不要靠讲故事收割消费者的溢价。一分钱一分货，别指望还有新市民大军替你发薪水。就算还想用情绪替代报酬/产品质量，拜托也先俯下身子，真正了解员工们都在想什么。

现在人间清醒的打工人喜欢现货现结。俞敏洪想靠在32周年的南极游激励员工，现在又宣布未来带10名优秀员工（和10名东方甄选会员）去南极旅游，都还是在玩延迟满足、内卷争抢这一套。20个人游南极支出亦不菲，不如宣布为庆祝32周年，这个月新东方员工每人无条件增发200元绩效，看看到时公司内和网上将是何等一片颂圣之声。

从共情走向共识

不光是风口上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共情正在消失，随着各方利益的不断多元化、经济转型爬坡过坎，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共情纽带无一不在弱化，这之后的共同话语衰弱、社会共识衰退，将对经济施政和社会转型产生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这一现象还没得到充分的重视，遑论有效的应对。

新中国成立后，凭借明确有力的目标和强大的基层动员治理能力，全中国的社会共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开放后，其实在思想理念大转向的时刻，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思考清楚、回答透彻，而是用“不争论”的发展论搁置下来。但要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信念是全国共同的最大愿望，这种共情压倒了形而上的理论辩经，也在相当长时间里盖过了社会阶层和诉求不断多元化导致的分歧。

但现在，共情的经济基础已经非常脆弱。建国时和改革开放时，分别有90%和80%的人生活在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水平大体接近。即使改革开放后大量人口开始涌入城镇，收入和生活差距开始拉开，共同的出身依然是维系社会共情的锚点。

而且，没有大幅分化的公立教育系统对于维系这种社会共情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光是统一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把不同群体的孩子容纳在同一个环境下长时间相处。笔者也许算赶上了“教育熔炉”的末班车，市领导的孩子、低保户的孩子在同一间教室每天相处10个小时以上，就算不谈交情有多深，至少对对方的状态还有一定了解。而今天很多超级公立学校乃至私立学校、出国读中学的青少年，对于中国还存在的庞大低收入群体，恐怕根本就没什么直接认识。

除了经济基础外，共同的信息环境早已不复存在。笔者小时候，全国小朋友都等着放学回家看动画城、大风车，第二天在学校兴奋地讨论动画片剧情；到了大学聊起来，天南海北大家玩的线下游戏形式甚至规则都差不多，还有很多类似的共同记忆。而今天的小朋友，谁知道抖音B站又给他们推了什么，他们是信息爆炸的一代，但也是信息茧房的一代。

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是维系共情的最后一根绳子。这几年阶级、职业、性别、地域等等之间对立的迅速凸显，绝不仅是因为经济不好、大家没钱的浅层原因，而是几十年经济基础、利益诉求分化的浮出水面。

共情消失、共识缺位的危害不只是矛盾冲突的加剧，更表现为大家虽然对现状都不满意，但下一步怎么改、怎么走，无法高效达成广泛且理性的公共合意，这关系到现存问题怎么解决，未来怎么发展，有多大机会进入新一轮的快速扩张。在企业经营层面，最近贾国龙、俞敏洪、雷军等频频翻车，体现出上一代企业主的认识和能力落后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反而成为了有效激励精细管理、改良产品满足需求的阻碍。

在政策层面，虽然十五五建议中作出了很多重大理念转变的宣示，比如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提高居民消费率，内需主导消费拉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等等，但通过什么路径实现、按什么节奏实现仍未讨论出明确的结果。

就拿消费补贴来说，补贴既已拥有大宗耐用品、又有能力换新的消费者，属于典型的“逆向补贴”（即补贴高收入者而不是低收入者，补贴大平台而不是中小企业），针对高频小额服务消费的全国层面政策始终难以推出，除了难以监管等技术因素外，具体政策制定者的共情对象是谁并不难理解。

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在共情消失的过程中只是被动的、受害的，只不过普通人汇聚的能动力量很可能也被导向对自身不利的方向。比如近期发生在南亚国家的“Z世代”骚乱，互联网信息茧房放大了各类群体的不满情绪，却没有为他们构建任何建设性的共识，最后得出的统一答案是进行一场暴力的cosplay。就算实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难道能对很多积弊实现彻底清算吗？

就像创业共情消失后，打工人要求企业主按充分保障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结算劳动报酬，社会共情基础消失后，必须尽快回归到理性坚实的共识之上。

共识的前提是“识”，对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架构、逻辑和状态的理性认识。现代社会运行之复杂，不仅经济学社会学无法充分认识这一复杂系统的规律，我国的各级教育也忽视了对社会现状的教育，可以说绝大多数公民对超出日常之外的社会运行机理不甚了了。

自由派的可笑之处在于，天天扯一些天花乱坠的“应然”的道理，不去老老实实普及“实然”的知识；或者说，鼻孔朝天的他们满眼都是虚假的神明，本来对社会究竟如何“实然”就知之甚少，在很多时候远不及在生活中摔打摸索的普通劳动者。

所谓启蒙，应该先从“实然”开始，尽可能客观地把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讲清楚，让普通人具备自己去思考的基本信息基础，再去分析交互逻辑，最后才是讲私货、自己认为的应然理想。

（很多所谓“知识分子”的知识含量还没达到这套书的水平）

共识的最终目的是“共”。怎么在深度分工、诉求多元化的社会中高效且有效地达成公共合意，尽可能多地照顾多数、利于长远，是社会科学的皇冠之珠、未解之谜。曾被吹上天的西式票选民主神话已经破功，51:49的对立可以成为执行某种政策的充分条件，只不过是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找点事做。执行西式民主“好制度”的国家，在对外吸血能力略显颓势时就会立刻原形毕露。

以笔者愚浅的见识，现在不仅无法得出这个问题的思路，甚至连基本的想法都极模糊。能确定的，只有尽量做好“识”的前提，少让自己被甜美却短视的情绪价值俘虏，了解和叙说边际领域的运行情况，唯此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