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之问 | 农田地租上涨，农村变好了吗？

导       语

今年年初，笔者们来到内蒙古东南部的粟村参访村里的合作社，却发现粟村的地租近年来不断上涨，从2010年的每亩30~50元，2017年的350元，2019年的400~500元，到2022年已经涨到900元。粟村以玉米、小米等谷物种植为主，农产品价格并没有连续翻番，那是什么促使了土地流转费用的持续攀升呢？通过走访农户，笔者们发现原因是种田大户们通过价格战对良田资源展开竞价争夺。

地方政府往往把土地租金收益和务工收入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支柱，而土地流转给少数种田大户有利于实现规模化，似乎是双赢的发展方案。可是，当大户们为支付攀升的各类农业成本，掠夺式种地，土壤还可持续吗？对于流出农地的农民来说，不断提升的租金看似一件好事，但是这能长期维持吗？有什么未来隐患呢？

笔者们认为，依靠少数人去全面推动土地规模化，采用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涸泽而渔，难以长期持续的。那有什么样的集体经济实践可以参考呢？仍保留了公社的西藏嘎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集体经济案例《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走进雪域高原上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其实现了生产、生计、生态“三生共赢”，提升了整体性生产力，保障了所有社员的生计安全，也维护了草场的生态。对于大多数村庄而言，如何组织起来，集体如何发挥作用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

下文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

作者｜阿大、曳葭、psq、小河

责编｜阿大、曳葭

后台排版｜童话

当前，土地规模化已经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趋势，无论是80年代以来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近几年强调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都认为促进土地规模化可以为农民增收，尤其是增加了地租收益，并释放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普遍忽略了谁来推动土地规模化的问题。随着土地租赁高度市场化，地租已经成为新的竞争点，靠抬高地租获得良田的模式可持续吗？是否有潜在的矛盾和牺牲被我们忽略了？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2025年1月初，我们来到位于内蒙古和辽宁省交界的一个农业村——粟村进行参访。粟村下辖10个自然村小组，常住人口有近800户，共3000余人。全村土地面积54000余亩，各村组人均耕地面积不一，多的村组有10余亩/人，少的只有3亩/人。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文也会进一步给出解释。

一、集体化生产与分田到户的历史

粟村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大的原因要追溯到集体化时期，一些人托关系落户到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等到承包到户的时候，这些生产队人多地少，也就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少。回顾粟村的土地改革历史，在分田到户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粟村的集体化生产是什么样的？分田到户政策又是如何落地的？

今年61岁的张书记回忆道：在70年代，大家对修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比较高涨，但对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足。因为那时在队里干一天农活只能拿一斤口粮，而去别的乡镇帮忙建水库的话，对方在管饭之余还会补二斤粮食，这二斤粮食就可以完全省下来补贴家里。在农业生产中有监督制度，小组长要监工，但仍有一些人刨地除草不使劲，甚至有装粪工挑不动了就把收来的粪倒进山沟，而不是施进地里。至于这种情况的普遍程度和监督制度的实施情况还有待更深入的调研，因为生产队会进行生产安排和动员，不能简单地将个体的自私行为认为是普遍的社会氛围。

为什么有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呢？张书记表示是因为生产队的产量太低，“不管你怎么干，亩产就是那些。”粮食换来的钱抵不上村里的开支，工分对应的收入也就没有了保障。那时，由于没有化肥、机械、优良品种，也没有深耕的技术，所以作物亩产量不高，其中杂交粮最多500斤/亩，甚至有的只有100~200斤/亩；地瓜每亩能产1000个左右；玉米大概500斤/亩。粮食换来的钱和村里的支出之间的差值只能记到下一年的账里，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村民工分“挣得越多，赔得越多”，和集体一起倒欠国家的钱。

国家并不会直接补贴生产队收入和工分支出之间的差值，但会在来年夏天的时候提供品质品种较次但是更便宜的返销粮，让大家能有口饭吃。当时19个生产队里，大概两三个会出现亏钱的情况，甚至一年下来最后还要吃返销粮，倒欠政府钱。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队效益都差，70年代末，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总结发现，“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1]因此这种对于生产积极性低的解释并不适用所有的生产队，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的生产队效益好。而彼时张书记只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他的回忆也有待进一步地交叉验证，甚至是驳斥。

不过张书记依然怀念集体化时期，每年给政府交完粮和税的结余就用于在村里发展集体经济，搞农机站、买拖拉机。“咱们粟村那时候太牛了，那时候有28型拖拉机，后来又整大六零，了不得了！”他还说，当时的生产队队长比现在的乡党委书记都厉害。虽然没有额外工资作为激励，但是他们掌握着粮食的“命脉”。

“那个时候的人，好就好在畅所欲言，天天晚上要学习。”张书记说，农民们对于开大会是很积极的，一说要开大会，号一吹，大家就会来参加；晚上点着小煤油灯学习，“报纸都翻烂了”。勇于批评上级，积极参与选举等公共事务，这些让张书记感慨道，“毛泽东时代永远是让人怀念的时代”。

1975年，济宁县（今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境内，下同）某村夜校上课的场景 | 图片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对于中央政策的热情也延续到承包到户政策的落实上。张书记表示那时候大家“还沉浸在毛泽东时代”，全心全意听党指挥，再加上生产队的效益确实不高，所以上级政府一声令下，村民们积极地开展了分地工作，没有人反对。

1981年，分田到户政策来到粟村时正是阳历六、七月份，村里就先按户分了青苗。分田是以村小组为单位，小组内分地则尽可能保障平均，不管好地还是坏地，都分成一条一条，给到不同的家户，甚至有4亩地分给了28口人的情况。在有了“自己的”土地后，村民们纷纷把家里的粪抬出来，施进地里。村民间出现了自发的种地竞赛，不管是否有效果，大家都在拼命养“自己的”土地，而用肥量上升也直接提高了当年秋季的粮食产量，得到物质激励的村民们也更有了种地的积极性……

1998年，粟村再次进行土地确权。这时土地还是在村小组的范畴内进行调整，不考虑小组内的人口增减情况。当年的土地调整带有“一刀切”的性质，要求：1998年之前，生育、嫁娶、死亡等因素导致的家庭人口增减将对应地调整土地，但只要过了某一时期，就严格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这次土地确权也和人口生育制度的实施结合起来，超生一孩的家庭不给分地，超生两孩的家庭不仅不分，还要把土地和财产没收。但是各个村组的执行情况不一样，例如张书记当年强烈建议给超生户分地。在他的坚持下，这件事成了，也减缓了村组内的矛盾。

同样是在1998年，村中出现了有组织的外出务工，彼时村内的土地流转多以村民间自发的换地和口头协议为主。2010年，村内地租价格仅为30~50元，2012~2013年地租价格平均也只有100~200元，坏地搭着好地流转都没有人要。在2017年之前，可以说地租的价格都是“以粮价定租金”，即根据土地的产量、耕种的便利程度和粮价确定地租，土地流转的范围不大。

二、地租何以成为矛盾焦点

（一）粟村地租变化大事记

但到了2017年，情况发生了转变。首先是村内有志青年海哥带领亲戚、邻居共7人创办了生态小米合作社，通过不施肥、不施农药的方式种植小米，并在线上售卖。第一次就全部售完，大获成功。

看到合作社模式能够盈利，村内的养猪大户马哥也拉着四、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规定一股5000元。这个合作社的启动资金高，一开始就以350元/亩的价格收地，租下了村组内大部分好地，也将地租一举抬高了近两倍。2019年，这个合作社还申请到了政府的农田机井补贴项目，把一般地也变成了水浇地。本村大户三哥表示，地租在400~500元还是有利可图的。然而地租的上涨趋势却未就此停止。

2022年，在原先机井的基础上，海哥所在的村小组靠政府补贴修了新井。打完新水井的第二年，农民还没来得及享受政府项目的利好，村小组的小组长就靠自己的关系，引入了外村的一家种植户，把这些改良过的水浇地承包走了。外来大户直接给出了900元/亩的承包价，而作为中间人的小组长也获得了每亩50元的中间费。按照白大爷的说法，地租从700元涨到900元的时候，就是“资本运作”了（地租变化情况见表1）。

表1：粟村地租变动年表

（二）高地租背后的零和博弈

这个地租对于普通农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邀请海哥的父母和其他三个村组仍在种地的农户分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不同大户的经济账

首先，如果是自己的承包地，种植主粮（例如玉米、小麦）的亩均投入在400~600元。但如果是流转地，还要加上700~900元的地租，亩均投入就上涨到了1500元左右。后者实际算出来的亩均投入还要更高（见表2）。即使农户有大部分的农机，但还是要在部分环节购买社会化服务，例如整地旋地，这个普遍的收费标准是80元/亩。小农户一般不需要无人机飞防，如果是自己买农药来打，一般是出苗的时候打一遍（15元/亩），长草的时候打一遍（10元/亩），如果是请人工来打药则更贵。化肥是除去地租最贵的一项支出，通常一亩地要用到130多斤化肥，如果第一遍施肥效果不佳，还要再冲一次肥。一般一亩地要投入化肥200元左右。

表2：大户鲁大哥的生产成本表

这种现象说明，虽然农业生产有规模化效应，但现实中可能并不能抵消租地、购买机械化作业和雇佣劳动力带来的成本提升。对于期待从种植主粮中获得资金积累，并扩大规模的大户而言，发展之路已愈来愈艰难。

当前一般的农业投入价格并不低，但是单种主粮的收益不高，还会遭遇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以种植玉米为例，往年干旱条件下的产量只有1000多斤，但是今年每亩增产200~300斤，冯大爷种的玉米亩产量甚至能达到1500斤。然而，由于玉米收购价从1.2元/斤降到了0.8元/斤，相当于每亩的收益并没有提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往年产量为1000斤，今年要收1500斤，收益才刚好一致。但大部分农户亩产可能只有1300斤，导致每亩相较于往年亏损160元。

表3：近年来三种粮食作物价格变动

对于大户而言，除了种一季玉米外，通常要再种一季其他作物才能够盈利，或者在村内、外从事其他行业，这往往导致大户内部的分化。其中，一类大户以三哥为例，他是种一季小米，再种一季玉米。因为都是粮食作物，所以尽管他的种植面积能达到200亩，但是他每年的盈余不够他扩大再生产。

另一类是像马哥这样的大户，其依靠养殖产业积累了较多资本，能够投入规模化种植，并用养殖场的猪粪施肥，降低种植成本。马哥虽然是本村人，还成立了合作社，但是他的合作社并没有进一步扩大成员规模，局限于四、五名精英的资金联合，通过雇佣其他村民生产，占据了好的政策资源和好地，也不会将合作社盈余用于村庄的公共事业。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2023年，由小组长引进的外来大户按照每亩900元的价格一次性承包了500亩，迅速流转走了村内的好地。上述第一类大户迫于高地租的压力，逐渐被挤入边缘的山地，或者是租种亲戚的地，价格一般是700元/亩，还是比之前涨了不少，村民们对此的评价是“亲兄弟明算账”。那么这些外来大户如何能支撑900元/亩的高成本呢？

答案是，其实他们日子也不太好过。首先来到该村小组承包土地的大户，一开始与村民签订三年的流转合同，种植西瓜和葵花。但是因为葵花受灾、授粉情况差（为了扶葵花还额外请人工花了1万元），西瓜种植太晚赶上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导致两种农产品都没有卖出好价钱。于是在2024年开春前，他们就跑路了。后来，村民们了解到葵花是要轮种的，种了葵花的地第二年就要种植别的作物。村民们后知后觉，恐怕这个外来大户一开始就没有想要长期包地的打算。在葵花大户离开后，小组长凭借自身人脉又引入了另一位种植玉米和小麦的大户，仍然以900元每亩的价格向村民们续租。

在高投入下，外来大户的租地动力是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高的收益，一旦发现没有利润可言，他们会随时毁约离开。大户来了又走，他们对土地的影响却永远留在了这里。外来大户流转的都是有灌溉条件的好地，使用的是膜下滴灌。对村民来说，一般超过四五年就要把膜翻出来回收。但是三哥等人表示，大户不会主动回收地膜，而是通过深翻，把地膜翻进地里。长此以往，地膜就会缠在地下，导致作物的根茎无法扎进土壤。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类农作物地膜覆盖总面积达到2851万亩，地膜使用量10.155万吨，平均每亩地膜残留量为6公斤左右^[2]。这对于土地的长期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图片中红圈圈出的就是地膜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大龄农民的养老本

对于将自己大部分土地都承包出去的冯大爷而言，大户掠夺性生产也好，把好地都垄断了也罢，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自己已经难以劳作，需要靠地租补贴家用。冯大爷家一共37亩土地，其中7亩自行耕种，30亩对外承包，去年的承包费是900元/亩，自己种的7亩玉米去年总共卖了8400元，外加自己和老伴每人每年1680元的养老金，一年的收入是38760元。小猪和羊主要是自己家庭消费，不算在收入来源中。他还为我们计算了一下他和老伴一年的开销（见表4）。

表4：冯大爷和妻子一年的收支。注：上图支出并没有包括用水、蔬菜肉类等项目；此外，还要考虑到大额的医疗支出，2022年冯大爷做了胆结石手术，除医保报销外还支出了4万元。

冯大爷和老伴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地租，当地租有900元/亩时，每年刨除支出，在不考虑突发性大额开销（例如手术）和肉蛋菜奶等消费时，每年还能结余超两万。但如果地租下降到500元/亩，他们每年的结余将不足1万元。

从生产关系去看，本村种地的中青年和依靠地租为生的老年人之间，似乎在地租定价上面临“要么你种不起地，要么我吃不上饭”的两难困境。但从共同体角度出发，则会发现：身为同村人，他们都将受到土地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外来大户为代表的外来资本开展土地流转时，虽然能够在初期给出一个相当可观的地租价格，但却通过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消耗了地力。对外，村民们对外来大户的定价和生产行为都缺乏约束，成为危机酝酿的温床；对内，本村的中小生产主体也没有开展真正的合作，甚至彼此竞争，给资本的为所欲为提供了空间。因而当一个又一个外来大户跑路，到了再也没有“接盘者”的那一天，这些污染的负外部效应最终将由农民自己承担。

当土地逐渐贫瘠，小农户又有什么办法去保证能够长期获得这样可观的地租呢？长远来看，这些土地未来还能承担起保障农民生计，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吗？还是说会走向种植者无地可种，租地者无地可租的生态绝境呢？

三、重新组织起来：破局的希望与困难

正如下图所示，大资本采取的是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逻辑，但是如前所述，这种逻辑最终将竭泽而渔。参访最后一天，我们邀请了几位村民，开展了一次土地流转主题工作坊。工作坊中，村民们纷纷认同，高地租背后是短期利益压过了长期利益。在上一节所描述的困境中，如果全面依赖市场调节（价高者得，大资本挤压小资本），似乎这条曲线（下图蓝色曲线）是一个无解的必然趋势。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基于土地的生产关系之中，回溯到地租大幅抬高的源头——外来大户的人为抬价，也许我们可以尝试想象另一种可能性：土地由村庄中有公心的中青年进行规模化经营，将地租维持在一个适合的价格；并且农户们可以联合起来购买鸡粪，降低生产成本、恢复地力，也能够一起销售分摊生产风险。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租地方式。

图1：两种生产方式的地租和时间的关系

这条向上的曲线很快引起了本地大户的兴趣，当他们眼神透露出热忱的时候，租地的冯大爷却低下了头。“怎么能够相信他们产量上涨之后，还能给你涨地租，素质哪有那么高。”冯大爷认为，虽然这条曲线看上去很有希望，但是希望很小。虽然三哥等人已经有初步的合作想法，但是还有几点难处：即使几家人联合起来，资金量还是太小，地块还是太零碎，地块之间土质也不一样，难以共同作业……但最重要的是，缺乏带头人！

这样的带头人应该有对农业合作化生产的正确认识，意识到合作不是精英、大户之间的合作，是对当前仍留在村内的人（包括未来可能返乡的人）的广泛动员，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当前的需求，尤其是现金需求，其实可以通过集体提供公共品得到满足。依靠农业为生的村民，可以在连片的土地上有计划地开展生产进而实现规模效益，也可以通过统购统销，获取在农资购买、社会化服务和销售上的议价权。并且农民也可以有足够的资本去改良土地，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不用担心这些过程变成沉没成本。

更重要的是，一个集体的长期发展意识，会推动农业生产迈向生态化、可持续化。而集体有了收入后，还可以为村庄提供多种公共品，例如建设老年食堂、老年文化中心，甚至是为老年人缴纳养老保险，解决那些依靠土地养老的村民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促进基层治理的效能。

有人会说这样太过理想化，低估了组织农民的难度。但实践中小农的困境已不容忽视，小规模种植和主粮种植效益低，即使在社会化服务中，也会存在无人机先给大户喷药，小农只得排队等的现象^[3]。但是规模化的主体可以依赖谁呢？本村精英和外来资本靠不住，有公心的中、小生产者又难以与大资本抗衡。更不利的是市场逻辑在乡村不同主体间制造了利益对立的局面。但村民们必须要意识到：依靠外来的“大腿”没有出路，自我组织才是实现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即使新的集体在一开始难以组织合作化生产，也可以通过协商地租、调整地块等方式缓和村民间的矛盾，解决再分配领域的问题，为将来进一步的合作提供基础。

一般来说，这个集体最好的引路人应当是村两委。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很多村庄，原本应该服务于村民的村两委已是难当其任。甚至在集体涣散后，宗派主义重新占据上风，村两委变成私人的两委。干群关系紧张，村民间缺乏信任，血缘关系和金钱关系占据主流，大家默认“亲兄弟明算账”，只看到短期利益而拒绝想象长期利益。可以说，在一个集体涣散的乡村，组织成本越高，但重建集体的迫切性也越是突出。而切入口从何去找，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与探索。

文章结尾希望推荐一个藏北高原的集体经济案例——嘎措，其至今仍在实践人民公社制度，保障在草原合理承载量下开展流动放牧，不仅提高了牧民们的收入，还率先推出了牧民退休制度，设置了医疗救助基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案例。

参考文献：

[1]［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的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序言”，《深翻》翻译校订组译，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2]内蒙古自治区农膜污染防治有了法律保障, http://www.legaldaily.com.cn/Village_ruled_by_law/content/2023-11/02/content_8922385.html

[3]植保无人机为什么难飞到小农户田间？,https://mp.weixin.qq.com/s/dx2ZhRqhQF5QvnUSIeXX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