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圆桌：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防范第三次世界大战

2025年10月24日，全球“我联合国人民”隆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向历史丰碑致敬，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同心前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八十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与防范第三次世界大战密不可分。”然而，当善良的人们还在品味喜庆情感过程中，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于11月7日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质询时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行使武力，则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抛出“台湾有事”为“日本有事”谬论。此涉台错误言论一出，令世界舆论哗然与多方谴责，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击。

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面对二战战败国首相的挑衅，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重申了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都违反国际法，必须坚决反对。联合国此番发声，不仅为中国的立场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进一步揭示了高市早苗固守错误立场的危险后果。近日，针对高市早苗引发的“存亡危机事态”，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海峡人文与艺术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举行专题研讨。

荣跃明：日本二战罪行应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层面得到清算

近期，刚就任日本首相不久的高市早苗发表干涉台海事务、挑衅中国核心利益、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极端错误言论，不仅招致中方强烈反制，也遭到国际社会、包括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驳。

高市是当下日本社会极右翼政治势力的代表。二战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一贯主张和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企图淡化和掩盖日本军队犯下的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及731部队暴行等的滔天罪恶；二是否认日本是挑起二战的始作俑者，拒绝承担侵略邻国的战争责任，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强调所谓“受害者叙事“；三是企图摆脱战后体制，挑战包括如《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相关规定，妄图借成为“正常国家”之名，重新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思想文化价值观根源看，日本右翼势力的主张，夹杂着日本历史上的神国观念、武士道精神和近代日本帝国对外扩张史观（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二战受害者心理等多种复杂因素；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除东京审判追究少数战争罪犯外，同样具有战争罪责的天皇和一大批社会精英都被保留了下来，日本的战争罪行并没有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层面得到清算。因此，战后日本社会中的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受到压制，而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日益膨胀，甚至产生了不自量力、可以重现日本帝国辉煌的虚妄幻想。

在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进入深刻调整时期。此时，高市早苗发表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极端错误言论，意在转移日本民众对日本深陷经济低迷困境的关注，并试图以此来挑战战后秩序，挣脱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为日本扩充军力制造借口。实际上，在中日综合实力对比中，日本日益显得无足轻重，而高市的极端错误言论同样显示出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虚妄认知。

但是，在日本历史上，总有一小撮极端分子在重大历史关头逆潮流而动，企图以极端方式改变历史走向，进而不仅给邻国同时也给日本普通民众造成了深重灾难，如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市早苗作为日本极端右翼的代表，我们在反制和批驳她的错误言论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其今后的言行。

（荣跃明，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金永明：台湾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与挑战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7日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质询时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行使武力，则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日本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换言之，呈现“台湾有事”为“日本有事”的谬论。这种错误言行自然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但日本政府执迷不悟，绝不撤回和道歉，引发中方的反制措施，如赴日旅游提醒、谨慎留学、暂停民间交流活动和海产品进口等，使中日关系低迷、面临考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临无法尽快控制物价高涨、推动经济发展、根治“黑金政治”等国内问题上的压力，试图转移视线并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包括为扩大军备、增加防卫预算、修改安保三文件、武器出口等增加借口。但上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容忍。

针对“存亡危机事态”内容，起源于《美日防卫合作指针》（2015年）所要求的美日合作动向，并在2015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武力攻击和存亡危机事态法》中确定。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存在紧密关系的其他国家遭到武力攻击，由此从根本上威胁日本的存亡、国民的生命和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明确危险的事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行使集体自卫权，仍须满足以下两个要件：排除这种威胁或危险，并为保全日本的国家独立和守护国民，没有其他合适的方法时；限于行使必要最低限度的“实力”救济措施。

暂且不论第二次安倍内阁期间（2012-2020年）分阶段有步骤地修改和完善与防卫有关的政策和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其中所谓的变更宪法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决议，重新定义行使武力的“三要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安保法制”等，仅是理论上架空《宪法》并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提供“理据”的措施，自然不能运用于台湾问题。

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具有一系列国际法证据链，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遵守。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有明确的承诺，必须切实遵守。这既是双边文件即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之要求，也是日本履行自国《宪法》之义务。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日本当政者妄图介入台海事务，既是对国际正义的粗暴践踏，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中日关系的严重破坏，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答应和妥协。

（金永明，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苏虹：警惕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抬头倾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作为现任首相如此口出狂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背后是日益抬头的日本军国主义。

高市早苗一直持有并表现着极右翼与军国主义倾向。早在1994年5月，她刚刚参与政治的第二年，便和其他政客奉《希特勒的选举策略：现代选举必胜的圣经》为圭臬，并赞美希特勒的选举才能，认为：“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获胜的关键是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而日本媒体近日曝光的一段上世纪9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与时任议员高市早苗在国会辩论的视频中，高市早苗质问村山富市，凭什么以首相的身份代表日本承认当年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其个人政治倾向暴露无遗。

2007年8月，高市早苗作为安倍内阁成员，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二战结束周年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2011年，其与否认大屠杀的政客山田一成进行合影，这一照片后被发布在一个新纳粹网站上，也成为高市早苗的政治倾向注脚。

此后高市早苗多次参拜靖国神社。2021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的76周年纪念日，高市早苗甚至在参拜靖国神社后叫嚣称：“作为一名日本人，无论我担任什么职务，都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正是这种极右翼军国主义倾向作祟，高市早苗在安倍晋三离世后扛起“亲台”大旗，背后反映出以其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仍迷恋对殖民台湾的旧梦。台湾作为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后攫取的首块殖民地，被视为跻身“西方列强”的重要标志，承载着日本历史上一段所谓的“辉煌时期”。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兴，一些保守政客妄图“重温旧梦”，将台湾视为日本的“后院”，公然宣称“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甚至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谬论，此次身为日本现任首相的高市早苗，竟然声称台海局势生变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暗示将武力介入台海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完全是自不量力。

（苏虹，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海峡人文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张建：高市早苗理智选择是唯有立即撤回错误言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日本国会发表涉我台湾地区的错误和危险言论，严重违背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高市内阁此举不仅破坏了中日双边关系长期以来的政治基础，也将对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将给原本处于内外困境夹击、复苏增长乏力状态下的日本经济带去更大的下行风险。

当前，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反制措施已从旅游、留学等服务贸易相关领域向农产品进口等货物贸易领域扩大，这些措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已清晰显现。根据日本野村综研的测算，仅旅游、留学领域的中国相关反制措施就将对日本产生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导致日本GDP增长率下降0.29%。日本内阁府11月17日发布的日本202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为-0.4%，按年率换算降幅达1.8%，日本经济自2024年第1季度以来已转为负增长，且刚过去4个季度日本GDP增长率均值也仅约为0.48%，日本经济仍在增长乏力局面长期徘徊。

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转入了漫长的低增长结构调整期。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内阁期间因日本加大对华直接投资从而带动了其基于“中国需求”的出口连续增长，彼时日本曾出现一段被称为“中国特需”的经济稳定增长期。也正是在这样的中日经贸合作稳步发展的背景下，中日双边政治关系得以推进，并于2008年确立了战略互惠关系。2012年底，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安倍晋三长期政权及其继任者总体持续推进“安倍经济学”政策框架，而其政策的第一支柱——“大胆的金融政策”下，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虽带动了股市复苏，但日元贬值政策并未实现预期的出口增长并带动经济稳定增长。究其原因，其第三支柱的经济增长战略中，日本以推进大规模区域自贸协定为核心的新阶段自由贸易战略并未优先且有效结合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需求，同时在过度迎合美国相关战略中也未能有效预判和应对美国政局“特朗普因素”的不确定性。所以，10月接替石破茂的高市早苗内阁，表面上因其所谓“保守”言论获得了暂时的较高民意支持率，但事实上其面对的却是日本国内经济增长停滞、日元贬值与物价飞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巨额政府财政赤字等“安倍经济学”的负面遗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权的新一轮关税冲击。

202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达30%，对全球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20%，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地位日益稳固。此外，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并有效带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日本政府与高市早苗的理智选择，是唯有立即撤回错误言论，摒弃对抗思维，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巩固中日经贸合作基础，才能为日本经济注入持久动力，实现东亚地区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张建，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华：华盛顿似不愿被日本“带节奏”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日在国会答辩中声称，“台湾有事”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或将据此行使集体自卫权。她此后拒绝撤回表态，引发中方强烈抗议，也在日本国内招致在野党和舆论批评，认为其鲁莽行径挑动台海局势；保守派则称此举有助于“提升抑止力”。与此同时，高市刻意在“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模糊其立场，被广泛解读为为“核共享”预留空间。对于高市这一明显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公理的论调，国际舆论更关注美国政府对此作何反应。

首先，美国官方层面到目前为止保持克制。美国官方只是沿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旧话，对高市本人不点名、不背书。更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的反应：在11月1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主持人先渲染“中国威胁论”，又故意把高市涉台言论拿出来说事，最后抛出一句“中国根本不是我们的朋友，对吧？”特朗普并没有顺势接棒，而是回答说，“很多盟友也不算是朋友，我们的很多盟友在贸易上占的便宜比中国还多。” 这等于当面给日本和其他盟友“泼了冷水”，也让高市此前刻意塑造的“特朗普亲密盟友”人设十分尴尬。

其次，特朗普不愿被日本“带节奏”。按照高市的逻辑，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即美国有事。美国对于高市的算计看得很清楚。从华盛顿角度看，这次“冷处理”首先是为中美大局“让路”。在韩国釜山习特会刚刚达成一揽子经贸和稀土等领域的缓和安排后，双方确认延长关税停火、放松部分出口管制，并宣布特朗普将在明年访华，中美高层对话重新开启。在这种节骨眼上，特朗普不愿因高市的“横插一杠”而影响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局面，把刚刚降温的经贸谈判重新推向对抗。因此，对高市的激进表态既不公开叫好，也不出面“灭火”，而是装作视而不见，把这场中日风波当作可以利用、但不必负责的“背景噪音”。

再则，高市“台湾有事”论和想动“无核三原则”的组合拳，本质上是在试图甩开战后体制的缰绳，把日本从“和平国家”一步步推向“准正常军事实体”。这既迎合了她在国内的保守支持者，也寄希望于借对美“献殷勤”换来特朗普在修宪、核政策上的点头。但对美国来说，日本扩军、增加防务预算固然有利于让盟友“多出钱、多出力”，但若真正动到“波茨坦公告”，不仅会涉及到如何评估“二战”成果，更可能引发地区核竞赛，会让美国在盟友管理上失控。特朗普岂能轻易表态支持。

最后，特朗普本人的“美国优先”逻辑也决定了，他不会为任何盟友“情绪站队”。在他眼中，日本、韩国乃至欧洲盟友更多是可以交易的“筹码”和“资源”，优先级远低于与中国打交道所涉及的关税、制造业回流和选票利益。高市试图用更激进的对华姿态，换取美国在修宪和核问题上的加码支持，但从这次华盛顿的冷淡反应看，她的算盘恐怕难以打响。美国愿意让日本在前线“冲一冲”，却并不打算为东京的历史野心和安全冒险“兜底”。

（胡华 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创始所长、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

何建华：坚决防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近现代历程中，人类社会曾经遭遇一战、二战的全球性战争，惨烈的祸害景象震撼人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造成包括约8000万人员死亡、4万亿美元经济损失、政治格局剧变、社会结构瓦解及环境长期破坏，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痛苦。史料显示，二战也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包括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约300万人员伤亡、核心城市遭包括两颗原子弹的大规模轰炸破坏。这场战争由妄图独霸世界的势力挑起，他们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和传统价值观。这场残酷大屠杀表明，纵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煽动种族、民族、宗教仇恨、对立和歧视危害巨大。

回望80年前，于二战余烬中创建联合国并签署《联合国宪章》，道理不言自明，“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决心以“善邻之道”取代互相戕害，以集体安全代替军事结盟，以主权平等打破“丛林法则”，自此奠定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开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篇章。二战结束后尽管进入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数十年斗争，两大军事集团实力相当，两国都储备了大量核弹头，谁都不敢动用武力，加之一战二战磨难，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双方之间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不动武力”，尽力避免了世界范围大规模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爆发。

历史演进到当下，“我联合国人民”以史为鉴，要继承二战遗产，就必须从人类发展的长远视角出发，审视战争与和平、文明兴替与公平正义等重大问题，树立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即人类历史记忆的宝贵内容，指引人类文明走向光明未来获得认知意义上的提升。然而，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社会至今并没有对二战罪行进行过全民反思，也没有对深受其害的国家与民族道歉过，发生高市早苗“存亡危机事态”，也许具有其内在的认知底层逻辑。事实上，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也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如今日本首相的错误言论，不可避免地引发全世界的充分关注与高度警惕。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范围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变乱交织，世界并不太平，人类和平发展任重道远。世界各国对过去和未来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要坚定维护与捍卫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坚定防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子孙后代免受战争灾难，竭尽全力避免惨痛悲剧重演。在这一福祸相依的大是大非的关键点上，日本绝不能例外。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