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為何雷霆之勢回擊高市?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高市这把火烧起来只会让我们更加的坚定和团结，毕竟有共同“敌人”后的人民总能更加拧成一股绳。

11月7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問答時公開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衞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問題，引發中方的嚴厲批評和強烈警告。

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就高市早苗涉華錯誤言行提出嚴正交涉。

14日，外交部發布赴日出行提醒，稱「日本領導人公然發表涉台露骨挑釁言論，嚴重惡化中日人員交流氛圍，給在日中國公民人身和生命安全帶來重大風險」，同日教育部發布赴日留學預警。

15日，中央軍委主管的《解放軍報》頭版刊發「鈞聲」署名文章《日本膽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必遭迎頭痛擊》，中國海事局發布消息稱17至19日連續3天全天在黃海部分海域進行實彈射擊，同日國航、南航、東航、海航等多家中國航司相繼發布通知，宣布對符合條件的涉日航線客票提供免費退改簽服務。

16日，中國海警艦艇編隊進入釣魚島領海內巡航。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在14日和17日分別刊登兩篇署名「鐘聲」（「鐘聲」是人民日報國際評論的筆名，是「中國之聲」的簡稱，把「中」字改成「鐘」，含「警示鐘聲」的寓意）的評論，對高市早苗言論進行了嚴厲定性，稱其行為是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用心極其險惡、性質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

這句包含三個「極其」的措詞表述充分顯現出中方對高市此次涉台言論的憤慨。

三個「極其」判「政治死刑」

其實近二十年來，日本也曾挑起不少事端，給中日關係蒙上過多次陰影。

譬如2000年代初小泉純一郎以首相身份連年參拜靖國神社，2010年日本巡邏船抓捕在釣魚島附近捕撈的中國漁船船長，2012年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實施所謂的「國有化」等等。但中方即使在這些危機事件中都沒有使用過似今次這樣嚴重的定性。

內地一位資深傳媒評論員分析時指，一般內地的貪官落馬，紀委監委在發通報的時候如果連用兩三個「極其」，有很大概率這個落馬的貪官要被槍斃了。高市早苗是日本首相，雖然中方連用三個「極其」的定性並不能槍斃她，但如果說是給她判了「政治死刑」，就毫不為過。

那麼為何這次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會令中方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呢？

其實中國一直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和底線。以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即便是最熱衷於在台灣問題指手畫腳的美國，其在涉台的官方表態上也長期採取模糊戰略，任何時候都不做出武力保護台灣的承諾。但作為美國小弟的日本，這次卻由首相講出近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述，暗示可能運用武力干涉台灣問題，中方對此有強烈反應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中方的強烈反應不單是做給日本看的，也是做給全世界看的，就是要表現出對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堅強決心。

至於高市在國會講出此番言論，到底是其個人回答時「自我放飛」講出來的，還是背後有一個大的戰略謀劃呢。

首先，高市本人的立場一貫右傾，繼承了安倍路線。

但即使是安倍在任首相時期，他也沒有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作出如此赤裸的挑釁，只是在卸任首相後才敢發表「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調。高市作為安倍的右翼繼承者，心裏很可能也是這麼想的，在公開場合講出那番心裏話固然有作為首相欠缺火候的因素，但背後還體現出的其實是她和整個日本右翼都在積極推動的「戰後總決算」。

所謂「戰後總決算」，本質上是要否定二戰戰後體制，令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擺脫戰後體制，實現「全面正常化」可就不是即興而發，而是日本右翼長期謀劃的戰略目標。

日本右翼謀否定二戰後體制

其實日本右翼想否定二戰戰後體制由來已久，過程中有三波比較大的浪潮。

第一波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美蘇對立的冷戰格局下，美國意圖利用日本在亞洲牽制蘇聯和中國，美日簽訂《三番市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隨後日本恢復主權，加入聯合國，國際政治地位提高。

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經濟也迎來了快速成長，工業生產和平均個人消費均超過戰前水平，社會上出現「日本不再是戰後」的思潮。同時，以岸信介為代表的戰前政治家重新復歸政界，他們以「恢復自主獨立，修改佔領政策」為目標，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加強日美安保體制，還意圖破壞戰後憲法體制。雖然岸信介內閣在與左翼和平主義勢力的鬥爭中被迫下台，但日本國內基於經濟發展和國際政治地位改善，確實出現了正當化對中國及亞洲侵略戰爭的潮流。

第二波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騰飛後，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提升，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意圖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追求與日本經濟相匹配的國際政治大國地位。

面對右翼保守勢力修憲和否定戰後和平發展道路的行徑，當時日本社會黨、共產黨等護憲與和平主義力量也發起了一系列運動，令中曾根內閣的修憲目標無疾而終。

第三波是在安倍晉三上任後，其提出「推動擺脫戰後體制」口號，企圖徹底架空「和平憲法」，實現日本的「全面正常化」。

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日本修改了戰後一直實施的、被稱為「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法」，還制定了「國民投票法」，不斷為改憲鋪墊。第二次上台後，安倍延續了推進改憲的策略，透過內閣修改憲法解釋的方式擴張日本自衞隊權限，並通過新安保法案（即《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在法律層面解禁集體自衞權。雖最終未能實現修改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以及放棄以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並且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也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但很大程度上變相架空了「和平憲法」。

幾乎是在是次發表涉台言論的同時，高市內閣還在試圖推動修改「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核武器）。1967年，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國會發言時提出「無核三原則」，後來成為日本政府關於核武器的基本政策。這次高市內閣企圖修改「無核三原則」的藉口是方便美國的核潛艇停靠日本，從而保證美國的核威懾力。但實際上，這意味着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消極轉向，是對戰後約束日本的整個秩序的挑戰。

「存亡論」含軍國主義影子

在這次高市的涉台言論中，還有一個詞激起了中方的強烈反應，就是高市所稱的「存亡危機事態」。高市將「台灣有事」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及集體自衞權掛鈎，背後蘊藏着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危險苗頭。

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是日本於2015年通過的新安保法所提出，但「存亡危機」這個詞在歷史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多次利用，以所謂「存亡危機」為藉口發動對外侵略，包括以「滿蒙生命線」、「行使自衞權」為由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挑起侵華戰爭；在1941年被美國實施石油封鎖後，又以「存亡危機」為由發動太平洋戰爭。

因此，這個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實際上有歷史軍國主義的影子，雖然日本今天不一定是軍國主義國家，但其右翼思潮的復甦令人警惕，特別是高市早苗再提所謂「存亡危機事態」，令人難免不聯想起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亡魂。

在上任首相石破茂下台前，他發布了所謂戰後八十周年的個人見解，講到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愈來愈激進的軍國主義道路，狂熱的民粹主義是重要原因。

實際上，近年日本的右翼民粹主義又有所抬頭。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調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達69%。雖然對高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說法的支持率（48.8%）明顯低於內閣支持率，但仍高於反對的比例（44.2%），這本身就是一個危險訊號。特別是在結構上，僅高齡群體是反對多於支持，中青年群體的贊成派居多，反映出日本民粹主義勢力未來可能更加抬頭。

現在的日本需要汲取歷史教訓，避免將來步入歧途。

至於日本想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其現在選擇的方向也是錯的。日本應該學習德國，對過去發動侵略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努力爭取與周邊國家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和解，才有可能實現自身的正常化。

長期以來，日本經濟排名世界前列，但其在國際政治和區域的影響力並沒有達到與經濟匹配的水平，最大的原因不是受到「和平憲法」的限制，也不是「無核三原則」的制約，而是其軍事和外交受制依附於美國。

在大國博弈的新形勢下，日本可以參考南韓的做法。雖然南韓亦是美國盟友，在國土上亦有美國駐軍，但卻有技巧地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戰略平衡。日本要想成為有更大影響的「正常國家」，不妨學學南韓的經驗。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