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你怎么了？

来源||财主家的余粮

撰文||财主家没有余粮啦

有朋友问我，“先生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讨论一下香港？毕竟，网上没有这个角度的文章。”

我说，“还没有”。

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大家都想知道。”

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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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我给香港一个精准的经济地位，那就是——

洗钱通道。

这里的“洗钱”并非完全贬义，只是说明，这里高度重视私有产权，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法律相对透明，税率很低，与周围的大环境完全不同，因为背靠人口众多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成为这个经济体各种资金进出世界的通道，收收佣金、赚赚差价，放放高利贷，通常都会过得非常滋润。

以税率为例，我们不妨看一下香港与中国、美国、日本的整体税率比较。

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可不止一个，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它是东南亚、特别是印尼的洗钱通道；还有一个是毛里求斯，是印度的洗钱通道。

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隔断，基本可以把香港经济分为两个阶段：

1997年以前；

1997年迄今。

（一）1997年之前

香港充当资金避难所，从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当北边的城市和重要海港城市全部沦陷之后，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和当时的上海租界一样，成为有钱人能够躲起来的孤岛。从那时起到现在，香港的人均收入一直都比大陆要高出许多。

不过，对香港经济影响最要命的，还是大陆的政权更替。

1949年，大陆内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众多不认可新政权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精英们，都涌向香港这个避难所，当然还包括不少打了败仗的国军将士。

有钱人到哪里都是座上宾，这个自不必说，精英知识分子也可以卖艺求生，相比之下，原本拎着头颅打仗的国军将士们，在香港却生存艰难，不得已之下，他们在香港干起了黑社会。

香港回归前最大的黑帮叫14K（盛况之时据说有20万人，占香港总人口的1/30）,说的就是14个国军将领（国民党的英文“Kuomintang”）创立的组织；而另一著名的黑帮新义安，则是国军少将向前创立的组织。当然，香港也有本土出身的黑帮名叫和胜和（起源于“省港大罢工”），与14K和新义安共称三大黑帮。

解放战争中我党打到深圳河的时候，其实一迈脚也就过去了，但我党中的高层却很英明，下令停止进攻，倒不是怕英国（除了苏联大爷，我党鸟过谁？）干涉，而是觉得香港这个与西方对话的窗口留着很重要，如果把这个窗口给关了，意味着我们是要完全彻底当苏联的干儿子了。

不过，整体来看，逃难香港的有钱人，这一把是赌对了。

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国，英国人也投桃报李。1950年1月，英国率先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西方国家里的头一个和独一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垮了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英国的很多旧殖民地，都被美国和苏联瓜分（非直接殖民）。为保住香港这个远东海上明珠，英国人可谓是处心积虑——既要配合美国遏制新中国，不能得罪美国和台湾，又要笼络大陆政权，企图脚踩两只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通过了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制裁禁运的条约，英国不得不明确站队美国，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跟随英国政府加入对中国的禁运，接下来在香港出现“很英国”的现象：

——英国明确支持美国，甚至在战场上和渡过鸭绿江的中国军队兵戎相见、互相厮杀，但并没有把香港变成反共前线，也没有意图取缔我党在香港的活动，因为英国要在大陆和美国之间，谋求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让美国人有话说，又不让大陆一气之下直接出兵占领香港。

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霍英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描述了港英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实施“禁运”后，霍英东组织了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为新中国运送了大量美国及港英当局“禁运”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美援朝。

港英当局对这一情况其实也是心知肚明。话说有一次，霍英东船队中最大的一艘英国制渔船“黑猫”号被水警截获，霍英东作为船东被告上法庭，但当时船还在香港水域，无法定罪，结果是——“黑猫只是被控黑夜航行没有开灯，罚款200元了事，船货发还。”

霍英东后来也诚实地说:

“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要光是赚钱，还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走这条路赚的钱亦并不真的很多。”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英双方在香港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不仅仅是少数富人的洗钱通道，也可以说是整个红色政权的洗钱通道，而大陆也依赖于香港作为获取美元等国际硬通货的唯一窗口，通过扮演这种“二传手”的角色，香港有了第一次大的发展机会。

朝鲜战争结束后，“自由港”的名声早已蜚声国际，香港的港口贸易开始崛起。借助于中东战争，香港的船运业开始崛起，董浩云、包玉刚两位世界船王同时在香港发迹。

此后一直到70年代，香港都是标准的港口经济发展模式，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大力发展向西方出口成衣、钟表、玩具、游戏、电子的轻工业产品，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比方说华人首富李嘉诚，一开始就是做塑料花加工的。

实业加持之下，香港的经济一路高速增长，工业化程度远远领先于中国大陆区域，成了著名的“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之一，出口总值位列全球高位，这个“弹丸之地”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73年中东产油国对欧美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导致当时国际上油价飙升，全球运力紧张，这更是给以港口航运业为主的香港经济打入了兴奋剂，香港经济在1970年代创下迄今为止的最高经济增长记录。

不过，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香港，社会风气上却一直是乱哄哄的，前面提到黑帮人口动辄能达到总人口比例的1/30，一度形成了所谓“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的社会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四小龙当中除了香港，其他三个都是在专制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可能是亚洲发展经济的特色。香港因为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是最自由的经济体，这也让香港倍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推崇。

然而，到1970年代后期，和今天的大陆一样，香港的整体薪资水平逐渐上涨，劳动力价格相比欧美日也不再具有什么优势，成衣、玩具之类的来料加工产业的价格优势开始丧失，眼看经济就要不行了，资本家们都很纠结。

哎呀，瞌睡遇到了枕头，恰在此时，大陆改革开放了。

香港的资本家们赶紧把厂子都给搬到大陆，但刚刚开放那会儿，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完善，人才也奇缺，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进出口走的都还是香港，这涉及海量的订单结算业务和金融业务。

因此，1985年之后，借助于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顺利完成产业升级，从制造业转到了服务业、娱乐业和金融业，而房地产作为一个重要产业也开始崛起。

我是77年生人，而且18岁之前没有走出过一个县域的范围。但想起来小时候，虽然家乡身居内陆，但到处都是粤语的歌曲、电影、电视剧，而谈到香港，简直觉得是天堂般的存在，想到的是繁华璀璨的都市、自由开放的港口和大量电影、音乐、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仅是经济上觉得香港很富裕，更觉得是一种先进和文明的代表（当然，不包括大量香港货车司机到深圳包二奶的事情）。

在这些新兴产业的加持之下，20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经济再创辉煌，香港的经济繁华，一直持续到1997年。1962—1997年，在35年的时间里，香港经济持续高增长，官方统计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7%，而根据美元价格计算的名义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年化14.5%（注意图中1997年前后的区别）。

90年代初期是香港实体经济繁荣的顶点（具体见上图），在人口仅有大陆1/200的情况下，其GDP却相当于整个大陆的1/4，人均GDP是大陆的50倍以上。想想看，身边有一个人，收入是你的50倍，你会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大富豪？这也是1990年代初期，大陆对香港的印象。特别是香港因为毗邻中国，是亚洲四小龙里最早完成产业转移的，所以一直到2003年之前，香港都是亚洲四小龙里面最富的那一个，比新加坡都富得多。因为贫富不在一个比较量级上，此时绝大多数香港人，反而对大陆人极有好感，就相当于你看着边上一个穷得都吃不饱饭的邻居，你会和他计较什么么？

问题来了——当你的年收入是你邻居的50倍的时候，还会去干和他一样的苦力活么？你当然不会，你一定想去找更舒服、更轻松的赚钱方式。

从大的产业分类来看，人类所有的产业里，赚钱最舒服最多的是哪个行业？

当然是放高利贷和赚高额佣金的金融业！

——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商业家族或公司，只要赚钱赚得够多，发展到最后，基本都会演变成放高利贷和赚高佣金的（包括当前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都一样）——甚至，一个国家发展到最牛逼阶段，也会在强权保护下，不由自主变成一个放高利贷和收铸币税的帝国，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上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

香港也不例外，当香港的人均GDP位居世界最前列，是大陆的50倍的时候，香港的产业不可避免地会转入放高利贷和赚高佣金（价差）的金融行业。

从1980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持续北移，工业产值占比从1980年的31.8%降至1997年的14.6%，香港产业结构轻型化，服务业经济飞速发展，年均增长率高达17%。这其中，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增长率高达21%。

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可以说，全世界经济上受益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经济的转型成功和经济超级增长，让香港成为亚太国际金融中心。超过500家银行在此聚集，世界百大银行有85家进入香港。这里有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第二大外汇市场，第三大黄金市场。以此为基础，香港的基金管理、股票分析、融资策划、商业服务领先整个亚洲。

为了给金融业提供服务，世界著名的顾问、法律咨询、会计公司，都将香港作为重要基地。这些利润丰厚的现代金融行业，是经济繁荣的顶端产物，香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短短20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

1997年之前的香港，是整个中国大陆出口全世界的转口中心（洗钱中心），超然的地位全球独一无二。香港制造业虽然迁出，但仍然在华南生产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香港厂商1996年在珠三江雇佣了超过500万工人，产业链中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部门仍然在香港，这是整个香港经济的重要根基。

与实体经济关联最紧密的，还是股市（因为股票代表了做实业的公司）。在实体经济一路向好的情况下，香港的股市一路上扬，除了因1973年的中东战争、1982年的美元紧缩而出现暴跌之外，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一直昂头向上，恒生指数从最低的60点左右一路暴涨至15000点以上，涨了200倍以上。

（二）1997年迄今

1997年之前的香港经济，如同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香港人都憧憬着香港将会成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金融中心，都憧憬着自己成为高大上的金融从业人员，相信香港房价永远涨，相信香港股市永远涨……

然而，极度繁荣的经济之下，也并非没有隐忧。

隐忧之一，是香港经济本身容量不大，而作为自由港，又极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香港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大陆经济的长期封闭，在乍暖还寒的初步开放阶段，香港不过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流的二传手，世界领先的银行与金融、咨询服务公司跑来香港，不是因为香港本身的五六百万人口及其产业，而是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这意味着，当中国真正打开国门并在基础设施完善之后，香港的这个二传手地位，会面临大陆一系列港口城市的严酷竞争和重大挑战。

隐忧之二，是香港的产业层级，始终在很低的技术水平上，无论是在香港本地的时候还是北迁进入大陆，除了换工人、换地点之外，香港的制造业始终都是低端的重复——几乎所有的香港企业主，都以赚更多的钱、赚更快的钱为最终目标，企业主们最看重的是那些短平快的赚钱项目，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因为需要大量先期投入和承担较高风险，从文化基因里讲，甚至需要一些民族担当和家国情怀，而不仅仅是赚钱了事。

可惜的是，除了早期的包玉刚、董浩云和霍英东这样的企业家之外，香港后来的企业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家国担当精神，一方面当然是船小好调头，看见风向不对就跑，不会赔大钱，但其后果就是无法实现香港的产业升级，这导致香港的经济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后劲，股市后来也越来越依赖大陆企业上市。

隐忧之三，当然一直以来都是问题的房价。从产业转移初期的1980年代初到1997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指数劲升10倍，成为全社会最赚钱的行业，当时的香港房价与日本东京一起成为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当房地产成为最赚钱的行业，就会从租金方面，对整个社会进行抽血，进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大陆近年来应该体会很深。

房价问题，自从成为香港经济最大的毒瘤，迄今依然在毒害着整个香港经济。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创了香港经济。但老实说，因为当年7月份香港回归，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段，虽然香港也受到了西方对冲基金的攻击（索罗斯败走香港），但整体而言香港遭受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冲击并没有新加坡和韩国那么严重。

但是，房价的下跌却重创了香港经济和香港人的财富——从1997年到2003年，香港的私人住宅价格下跌超过60%，许多中产阶级从百万富翁变成了百万负翁，很多人资不抵债甚至破产，社会自杀率飙升。

对比1997年之前的经济繁荣，可以说香港到今天都没有恢复过来，很多香港营业经理现在的收入水平，都还不抵1997年之前的收入。

然而，在诡异的路径依赖之下，1997年之时香港经济的三大隐忧，在经过了20年之后，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切切实实变成了香港经济更大的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大陆充分开放，香港二传手地位被严重削弱。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而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又在过去的20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建设，这让中国刚一开放，很快就成为了全世界投资的乐土，很快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工厂。

如果说，1980-1997年之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因为起点太低的话，2001年到2014年之间大陆的经济增长则是在加入WTO之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径。从2003年开始，以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总量飞速增长，甚至比香港在1962-1997年的增长更为迅猛（见下图），以如此之大的经济体量，创造了最长的连续高增长记录。

1999年，中国GDP仅为1.09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

2000年，超越意大利，变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过法国，位居第五；

2006年，超过英国，位居第四；

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此时GDP为3.55万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4。

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60%，成为二战以后第三个达到美国经济60%的国家……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是中央的政策激发了县域和城市间的经济竞赛，这类似于自由经济体系下各个公司的市场竞争行为，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特殊的活力。这些城市之间，特别是港口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对香港产生了影响。

给大家看一份2018年全球货物吞吐量的10大港口以及集装箱运输量20大港口，你就明白当年的香港，能承担中国大部分的转口贸易该是多么地幸运，为什么其经济在1997年之前能够那么地好。

香港最明显的竞争对手，是上海。下面这张图，是按照贸易额计算的香港与上海在中国贸易总量中占比的变迁图。

显然，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的贸易额超过整个大陆40%，但现在，其贸易额仅相当于中国的20%左右，与上海相当。

英国人马丁-雅克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谈到香港在1970年代到1997年之前的成功，他用了一个词——走运，而香港之所以能够走运，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封闭和开放不充分所致，它成为中国的“洗钱”通道，当中国加入WTO并充分开放后，香港失去了“唯一通道”的作用，经济自然就大受影响。

马丁-雅克的视频如下——除了他最后一段话我觉得有待商榷，这位老先生讲得其他所有内容我都赞同。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香港的产业问题。

当香港经济转型为服务业为主之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影响基本就可以忽略，最重要的四大产业变成了：以港口贸易为基础的贸易物流业、以保险、银行和投资服务为基础的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服务、旅游业。

最近5年这4大产业增加值及其每年占香港GDP的比重见下表。

四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及其占香港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见下表。

根据上面两个表格，目前对香港经济贡献最大的，是金融服务业和贸易物流业。2017年两者对香港GDP的贡献基本相当，均为5000亿港币左右。但其就业人数却相差巨大：金融业容纳26万人就业，而贸易物流业容纳73万人，几乎是金融业的3倍——这意味着，容纳香港最多就业的，并不是收入较高的金融业，而是收入相对较低的贸易及物流业，而这个在2013年以来还在持续减少。

以港口运输为基础的香港贸易和物流业所面临的竞争，前面我已经叙述，这里再谈谈金融业面对的竞争——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强劲竞争对手，仅在东亚区域就有3个：上海、深圳和东京。

香港以金融服务为龙头的产业结构，表面上与纽约、伦敦、东京类似，但是背后作为支撑的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基础，与这些顶级城市相比有不小差距。

银行业和保险业，因为港币与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其跨区域、跨经济体经营会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香港产业特点，除了本地资金之外，香港银行只能吸引极少数大陆富人的资产，并对金融业放贷，其规模不可能很大；保险业也是只能针对大陆富裕人群的海外保险需求，无法渗透到庞大的国内保险市场。

只有证券经纪和资产管理才是香港金融行业的专长，但在这方面，香港又面临上海和深圳的激烈竞争——论上市公司市值规模，香港比不过上海交易所，论产业先进程度，比不过深圳交易所。

虽然香港荣获2017年和2018年的全球交易所股市IPO冠军，但如果想起来，1993年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值几乎不值得一提，如今都已跻身全球10大交易所，相比之下，香港逊色太多。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上市公司之中，大陆的公司市值占比超过60%，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极度依赖国内企业上市而不是本地企业上市。

高科技和互联网类公司，更是基本与香港无缘——其实，香港回归初期正是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革命火爆全球之际，香港推出了发展信息科技的产业规划，一度有机会在互联网科技中拔得头筹，这就是著名的数码港项目。

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电讯的母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有意退出香港电话服务，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成立了一家叫做盈科数码动力的小公司，通过借贷110亿美元，成功上演蛇吞象游戏，数码盈科变成香港规模最大、同时提供固网、无线电话、上网等综合电讯服务的公司。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借此提出“数码港”计划，有意打造香港特色的硅谷，但却未经公开投标，就把高科技中心数码港发展权交给盈科数码，期望其带领香港进入互联网经济……

可惜的是，因为路径依赖，在香港政商双方的合力之下，硬生生把一个香港版的硅谷建设项目，搞成了房地产项目（大陆人应该极其熟悉这种模式），而李泽楷还曾出资220万美元持有20%腾讯公司的股份，但李泽楷转手就加价卖给了南非的MIH集团，如今这部分资产市值高达7000亿港币。

一河之隔的深圳，却抓住了IT产业软硬件发展的核心，华为、腾讯等企业成长为全球顶级企业，在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和轻松赚钱模式下，香港的企业家们缺乏恒心和毅力深耕市场，从来没有开发出值得一提的软硬件产品，只能在香港本地小市场做一些不大的应用，由此导致整个香港没有跟上IT时代，连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移动支付、交易软件、商务软件应用都落后于内地。

香港也曾经提出“中药港”、“科技园”等产业构想，但由于研发基因的缺失，都没有发展起来，遍观世界上成功的经济模式，只有以产业为依托，产学研合作，共同升级才能真正带来产业升级——深圳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最要命的房价问题。

看了前面描述的香港四大支柱产业，有人估计该疑惑了——香港房价那么贵，四大支柱产业里，居然没有房地产业？

房价确实很贵，房租也很贵，但香港的房地产行业，主要是那些超级富豪向大众永久收租的途径，既不能创造多少经济增长，也不能吸纳很多的就业人口——在1997年之前，香港房价的上涨还可以说是有实体经济支撑，但最近15年来的房价上涨，就纯粹是为涨而涨了。

其实，就在1997年的香港，高房价引发的民愤和今天的大陆一样，铺天盖地的报纸媒体都在声讨，说高房价摧毁了香港人的梦想，压制香港经济——没房的人在骂政府，想有房子住；有小房子的人也在骂政府，想买大房子；有大房子的人也在骂政府，想买更多的房子转卖给别人赚大钱或收租金……

好吧，所有人都在说自己置业难，买不起房，群众的呼声啊！

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信了，面对香港居民“置业难”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八万五公屋计划”，董特首提出：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天大的好事啊！全香港人都拍手叫好，而董特首更是说到做到，上任当年就大兴土木建设公屋，第一年开建的房屋高达十万套，为人民服务是实打实的！

2000年开始，廉价公屋建成入市，这一下可不得了，巨量供应摧毁了房价，香港楼价应声跳水，在巨大供求预期之下，香港房价一路走跌，在2004年跌至谷底，6年间跌了六成多。

接下来，香港有房阶级受不了了，95-97年买入房产的人悉数被套，负资产者有10万户之多，不少人拿来当首付的一辈子积蓄没了，反过来倒欠银行几百万元，而月供又让很多家庭一辈子活在还债阴影中不堪重负，陆陆续续有人因为房屋被银行没收拍卖而自杀……

16年前的2003年，就在香港回归纪念日，香港街头爆发50万人大游行，抗议房价下跌，要求港府救市，董建华滚蛋，他们也声称“八万五公屋计划”是摧毁民众财富的核心原因，让房价上涨成为大多数港人的政治正确——没有哪位人民群众肯承认，自己当年在高位买入房产是因为愚昧和贪婪。

于是，八万五计划被实质停止，董特首也被香港人骂成狗，2005年黯然离任——董特首看来没怎么明白，人民群众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自己去购买便宜的房子，他们要的是投机暴富，要的是洗劫别人财富来达到自己富别人穷的目的。持有大量房子的人不希望房价跌，持有一个房子的人也不希望房价跌，甚至只持有四五十平米蜗居的贫民，也不希望房价下跌（这都是结结实实的利益损失），只有那些彻底的无房者，才会支持房价下跌，但是工作一辈子连一个超小户型的房子都没有的人，又有多少话语权和组织能力呢？

有房没房，已经将香港人分裂为两个世界的人，而他们分野的那一刻，就来自在购房和贷款协议上签完字的那一分钟是否完成。

董建华离任之后，香港房价再度开启飙涨模式，连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没怎么受到影响。随后欧美日主要央行纷纷打开印钞机，再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数大陆人又到香港买房……截止2018年，香港房价相比2004年初的最低点，再度上涨7倍，香港房价一直保持全球最贵城市房价的地位，遥遥领先。

这一结果，终于让香港家庭部门的债务/GDP比例在2018年到达了一个新高度，他们背上更多债务，买下更加昂贵的房子，期望能撑起未来更好的生活…… 

难以想象的是，从1997年迄今，香港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近5倍，从原来的不足3万亿港元，涨到现在的14.5万亿港元。

正因为实体经济低迷，香港的股市也陷入熄火，从1997年迄今，恒生指数连一倍的上涨幅度都没有。

1997年曾经造成整个实体经济失血的房价，在2019年变得更加严重，香港的年轻人更加觉得上升无门，香港的大富豪们收税的模式愈发牢固……

（三）我们没有嘲笑香港的资格

看了我前面写的很多东西，很多人可能要嘲笑香港了。

可我想说的是，作为大陆人，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可以嘲笑香港，直到2018年，香港的人均GDP仍然是大陆的5倍——如果一个收入只有你1/5的人拼命嘲笑你衰落了，这不啻是很荒唐的行为。

虽然因为市场狭窄的问题，高房价窒息了香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但香港普通人所享受到的政府福利，比大陆普通人要好上N倍，毕竟香港政府还是时刻需要体察民情，并对多数民众的意愿做出反应的。

无论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我们的大城市都远远低于香港，但房价，却几可与香港比肩，深圳的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香港，而北京上海广州也不遑多让——若进一步考虑通勤距离问题，我相信至少有10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肯定超过香港。

大批的大陆精英主动移民香港，反过来，哪怕是香港最底层的人，也没有几个人想要移民大陆；大批的大陆高考菁英学子，想要去香港上大学，但香港的学生，却基本没有谁想着来大陆参加高考，接受我们先进的思想品德教育……

腿脚永远比语言更诚实。

为什么香港普通人不会移民到大陆？看一份香港的社会保障就能明白。

作为普通人，最担心的是年老、残疾、单亲、失业和低收入问题，但香港有多种多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不会对普通人过于冰冷。

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例，香港一个失业的四口之家，每个月能从政府领到1.2万港币的救助，在香港这个社会能够维持正常的温饱生活——而我们这边那些动辄吹嘘GDP超过香港多少多少的大城市，又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儿？

过去的20年间，香港经济发展速度的确远远比不上大陆，但如果按照人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要赶上香港，可预见的未来基本不可能。

虽然香港的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但2017年其全体雇员的收入中位数依然高达1.75万港币/月，相比之下，对岸GDP刚刚超过香港的中国科技创新之都——深圳，这差不多是大陆最好的城市之一，其工资中位数仅有4415元/月，仅相当于香港的1/4。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有香港这么一个现实的例子——哪怕你经济发展再好，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也很难稳定下来。

整个香港现实的情况是——电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诚家族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港口物流业产业是李嘉诚家族和包玉刚家族的，香港的地产则是由这几大家族所瓜分的——可以说，除了做小餐馆、卖苦力以及看似风光的金融服务业之外，整个香港根本没有留给普通人什么“逆袭”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哪怕你做小餐馆、卖苦力和做金融服务业挣到的钱，最终还是要买房子，双手再把劳动成果奉送到几大家族那里去。

与此相比，香港最大十大家族的商业路径，从房地产到物流业，从电力到通讯，从公共交通到超市，无论市场风云如何变幻，这些产业都能够做到旱涝保收，这本质上是在对香港全体居民收税。

更重要的是，1997年香港就存在的三大经济隐忧，却因为整个社会的路径依赖，2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暴利，成就了一批超级富豪，却让这个东方之珠陷入更长久的经济沉寂。

现在的香港经济，也让我们看清，高房价是如何禁锢和窒息整个经济？如何地固化社会阶层并压制屌丝逆袭？如何地让人们在社会上形成财富获取的路径依赖？

正如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政府报告里所说：

“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

文章写完之时，得知人民币汇率破七，接下来，在政策制定者的眼里，香港和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高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