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的话语权需要严格经典著作翻译的科学规范

中国在目前的认知战中处于被动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本土化，而不是依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我下面来举几个重要的案例。

毛泽东的实践论提出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认识论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知识从特殊理论走向一般理论。但是，中国近代史上翻译的经典名著，有许多译法违背毛泽东的科学论断，在实践上造成许多误解，和不良的后果。下面是几个最重要的案例，错误的译法进入中国的百科全书和新华字典，误导大众近百年。

【一】达尔文的“演化论”误译为“进化论”。

达尔文演化论的一个重要案例就是从猿到人的关键是治理行走。非洲大草原的猿人直立可以看得更远，促使大脑进化，才能处理更多信息。但是大脑消耗更多能量，为了散热，不得不导致皮毛的退化，需要寻找御寒的住所和衣服。更严重的挑战是大脑变大使女性生育困难，迫使人类婴儿演化为早产儿，没有族群的合作，人类婴儿的生存能力远低于其他哺乳动物。小马小象出生不久，就能自由行动。人类婴儿要几岁才能独立行走。这都说明，演化的含义是部分器官的进化，伴随其他器官的退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核能的出现，既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也可以毁灭地球。进化论反映的是启蒙运动早期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信念，但是两次大战否定了启蒙运动的进步观。毛泽东警告我们人类决策要从最坏处着眼，往最好处努力，就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

历史上，严复的翻译是“天演论”。留学日本的梁启超用了日文的译法“进化论”，传播到中国，符合国内学习西方的赶超心态，成为字典中的标准译法。我们应当修改为“演化论”，才能理解当代的贸易战，科技战，和认知战。

同样的道理，最近出现的新质生产力，例如人工智能，既可能极大改善人类生活，也可能扩大贫富差距，更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战争工具。我们必须牢记初心，严格规范，才能用不同模式的人工智能，打败恶性发展的人工智能。

【二】爱意斯坦的“特殊相对论”，“一般相对论”，误译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科学理论的发展，都经过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过程，这和语言学的“狭义”和“广义”有本质的差别。

中国早期留学美国和德国学物理的夏元粟（1884-1944），他最早担任北大的理科学长。他在1922年翻译的《相对论浅释》可能是最早引入“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说法，流传至今。

【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误译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在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的非均衡的“一般”理论，是仿效物理学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论”，把特殊相对论作为一般相对论的特殊情形，牛顿力学又作为特殊相对论的特殊情形。中国留学剑桥的徐毓楠在1948年将书名译为“通论”，在1957年正式出版。“通论”的含义有通俗之意，和凯恩斯类比爱因斯坦的一般理论，相去甚远，应当纠正。

【四】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大跃进中流传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39年何思敬和徐冰合译的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给出正确的翻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误传的说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成为挂“共产风”的理论依据，导致公共食堂大吃大喝，成为后来困难时期粮食不足的源头。这个理论上的历史教训，应当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