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穿的华服，古人真的认识吗？

来源：微信公众号“道中华”​

街巷转角、园林深处、大学校园中，衣袂飘飘的身影已不鲜见——许多年轻人，正以这样的方式与过往重逢、与今天对话。

“汉服热”近年来悄然兴起。风潮背后，不仅是审美的流变，更是社会环境的日益包容。也正是在这不断的重逢与对话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称呼“华服”——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开始悄然浮现于公众的视野。 如今穿着华服行走于街市，不再承受异样眼光，取而代之的是欣赏。

▲洛阳街头，随处可见身着华服的年轻人（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当然，也有声音在质疑：如今流行的“华服”，真的还是古时的模样吗？

华服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不断演化、迭代。从秦汉的简约大气到唐宋的雅致灵动，每一个时代都为它注入了独特基因。

在元朝，这份演化更添一抹耀眼亮色——华服被融入了 “黄金元素”，成为王朝气象的直观彰显。这份跨越千里的工艺革新，藏着怎样的文明碰撞？

（一）马可·波罗眼中的“黄金盛宴” 

世界对元朝的初始印象来自何处？许多人的答案，会不约而同地指向《马可·波罗游记》。这位旅行家曾以脚步丈量东方，记录万里跋涉中的一切新奇，沙漠驼铃、高原驿站、异域城邦……悉数收藏进他的记忆。

其中最令他震撼的，莫过于元世祖忽必烈的一场寿宴。

▲马可·波罗来中国、在中国以及回威尼斯的路线图（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在马可·波罗的记录中，忽必烈身披金线织就的锦袍，熠熠生辉，如日悬中天。而更令人屏息的，是殿下肃立的一万两千名贵族与近侍——他们身着与大汗同色的金黄礼服，腰束金带，辉光交映。　

这些华服之上，珍珠缀饰，宝石生辉，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而这，不过是大汗每年赏赐的十三套礼服之一。换言之，每一次盛大场合，贵族大臣们都能变换不同色彩的盛装，以应典仪。

在这场盛宴中，服饰是绝对的核心。上万人的同一色系，是秩序的象征。当金线织物在烛火天光下流转光泽，它所张扬的，不仅是皇权的赫赫威严，更将等级制度化作一幅扑面而来、触目可及的画卷。

▲忽必烈的“黄金宴席”（AI制图）

马可·波罗描述的礼服，是一种名为“质孙服”的礼服；而成就其令人目眩神迷的辉光的，则是一种源自波斯的极致奢华织物——纳石失。

“纳石失”（Nasij），是波斯语“织金锦”的音译。它不是寻常锦缎，而是以金线与丝绸交织出的流光溢彩。这种织物在元代上层社会，尤其是贵族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

▲ “纳石失”织物（图片来源：成都博物馆）

这份奢华超越了服饰本身，成为元王朝气象的直观体现。据马可·波罗记述，纳石失曾被蒙古贵族用来制作营帐，金色的帐幕连绵数里，在阳光下宛如一座移动的黄金之城。

据明代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的考证，元代宫廷的车辇悬挂的是纳石失车帘，就连覆盖皇室棺椁的“帷荒”，也由这织金锦制成，可谓从生之荣华到死之哀荣，皆被这片金色笼罩。

（二）奢华背后的技术之谜：纳石失如何跨越千里？ 

纳石失的工艺源自遥远的波斯，早在隋唐，捻金线的技艺便已沿着丝绸之路的足迹来到西域。当地织工以巧手承接，将其精髓默默消化、吸收，再缓缓带入中原。

在气象万千的大唐，玄宗皇帝的府库中也珍藏有织金锦浴袍，其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历史的线索在文献中若隐若现。从《松漠纪闻》推断，唐末的回鹘人很可能已掌握了制造金锦的技艺，其用料与手法，与后世的纳石失相似。当成吉思汗收服高昌，西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蒙古贵族最早、也最重要的纳石失生产基地。

▲用于制作质孙服的纳石失（图片来源：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弘州（今河北阳原），另一处金锦重镇也在悄然崛起。元朝初建，格外重视工匠，《元史》记载，统治者曾“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其后更将“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也安置于此。一时间，汉地工匠与西域巧手汇聚一处，不同的技术与审美在此碰撞、融合，所出产的织物，悄然染上了西域的风华与东方的神韵。　 

此时，虽然已有工匠掌握纳石失生产技术，但官营作坊稀少，工匠数量有限，纳石失产量极为珍贵。因此在早期的盛宴上，它还只是零星的点缀，远未形成后来那般万人一色、金光灼灼的壮观场面。然而，这星星之火，已为未来的燎原之势埋下了伏笔。

▲元世祖身着大红织金缠身云龙纹腰线袍，外罩银鼠皮质孙服（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三）中华丝绸的“黄金时代”，由东西共织 

随着蒙古的壮大，大量西域工匠来到东方。工匠数量的激增，使得织金锦得以成批织造，宴会上的金色光芒也日益夺目。  　　　　

支撑如此庞大生产需求的，当然不止是远道而来的西域巧匠。纳石失作坊中，既有深谙传统丝织的北方工匠，也有从江南北上的织造名家。

于是，在历史的织机上，一场空前的“共织”开始了。西域工匠与中原织工并肩而坐，在官设的“教习”机制下，技艺的河流开始交汇。

西域匠人带来了充满异域风情的禽兽纹与繁复文字；而浸润于中原文化的织工，则自然而然地将龙飞凤舞、祥鹿瑞兔、牡丹莲蕊这些深植于东方审美灵魂的意象，织入其间。金线穿梭，不再是单纯的技艺复制，而是两种文化在织机上的对话。    

这场对话，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丝织的艺术基因。它促使装饰的主流，从唐宋时期含蓄隽永的色彩意境，转向了以金线为主导的恢弘表达。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一次审美的解放与技术的飞跃。

直至明代，织金技艺登峰造极，不仅超越了元代水准，更孕育出金彩绒、织金妆花缎等琳琅满目的新品种。那些传世的绯红地卷云金龙妆花缎，或是《天水冰山录》中浩繁的织金名目，无不始于元代这场织金革命。

▲明代锦衣卫穿的“曳撒服”就是由纳石失工艺演进而来（图片来源：《锦衣之下》剧照）

由“共织”成就的纳石失，推动中华丝绸文化从一脉相承的清雅，走向了海纳百川的壮丽。

昔日的盛大宴席早已曲终人散，官营作坊的织机也已停止喧嚣。唯有那些散落在博物馆暗光中的织金残片，无声地展示着那段东西方工匠共同编织的辉煌。

穿梭往来的何止金线，更是世界的呼吸。这段被织进纹样里的相遇，从此成为中华文明肌理中，一段无法剥离的金色血脉。

（玛迪娜·居马力甫，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