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不依，按闹分配，情大于法带来的副作用

【本文来自《如何看待律师因拒绝告知取钱用途后遭银行报警，事后银行和反诈中心互相甩锅？》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孙作义

•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金融工作者，我对这条新闻深有感触。我想说，当前我们正处在反洗钱与反电诈工作强力推进的“高潮期”，但这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我们一线金融机构员工的“阵痛期”。

  为什么在讨论反电诈时要提及反洗钱？因为对金融机构而言，反洗钱是受《反洗钱法》等约束的法定职责和本职工作，是监管机构考核我们的“必答题”。而电信诈骗案件中至关重要的“赃款转移与洗白”环节，正是反洗钱工作所要打击的典型行为之一。

  反电诈工作则不同，它是针对电信诈骗这类犯罪的全面社会综合治理。它源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两者在 “追查和阻断诈骗资金”这个关键节点上产生了深刻交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反电诈的战场远大于反洗钱，它还囊括了技术反制、人员抓捕和全民宣传等，这超出了金融机构的传统职责范围。

  这种职责的交织与范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公众感知的“温差”。我们常常看到，公安机关成功劝阻受害者的新闻下方，充满了对民警的赞誉。这是因为公安出击时，往往已有明确的诈骗线索，目标清晰，行动有理有据。

  然而，当执行主体换成银行，情况就变得复杂。首先，我们在日常排查时，并没有确切的线索，我们是在海量正常交易中，依靠模型和经验去识别极少数异常。反洗钱中的“客户身份识别”无法瞬间看透人心，这种“不确定性”的干预，极易引发正常客户的反感和不解。其次，由于银行兼具盈利属性，我们的善意提醒有时会被误解为“怕担责”或是另有所图，公众容易将因主营业务产生的不满情绪，迁移到我们的风控工作上。

  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部分群众觉得银行“管太宽”，缺乏边界感；而一线员工则感到心力交瘁，“吃力不讨好”。

  那么，面对这种双重“不领情”，这项工作就该停止吗？

  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当前的“阵痛期”，正是一场深刻社会变革发生前的必然磨合。这让我想起脱贫攻坚时期，基层干部也曾被各种繁琐的表格和数据困扰，过程充满艰辛与不解，但这一切最终构筑起了胜利的基石。今天，我们金融一线员工所做的每一次询问、每一笔核查，正是在编织一张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金融防护网”。我们或许不像公安干警那样在最后关头“一击制胜”，但我们是在更前端、更无声的战场上，拦截着风险。

  我相信，随着规则的持续优化、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共识的逐步凝聚，经过这段艰难的磨合，我们最终能找到一个既能有效打击犯罪，又能获得公众理解与支持的平衡点。这条路很长，也很难，但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我们基层金融人，依然在努力，也请您多一些耐心和理解。

作为一名曾经的金融工作者，很遗憾，我不认可你的说法。

我看到的是银行业从上到下，从总行到网点，对政策的层层加码。这种加码，绝大部分不是出于对客户资金安全加强保护的责任心，也不是为了更好的执行各种配合经济大安全的细划政策。

而是为了应对监管，应对上级，应对审计，避免出事，避免出事后让我担责。所谓“尽职免责”。

我按照政策制度要求做了，这样，即使出了事，也找不到我们行，我们网点，我个人的头上。

至于给储户添多少麻烦，添多少堵，

不好意思，我是执行层，我做不了主；

不好意思，这是规定。

不好意思，你可以投诉，但真办不了。

这是各行各业基层的悲哀，也是有法不依，按闹分配，情大于法，带来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