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读了17遍的《资治通鉴》，到底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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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司马光用19年时间编撰出的长达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你觉得，值不值得一读？
有人说，司马光耗费这么长时间编书，就是为了歪曲史实影射现实，把当面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写在书里，在背后蛐蛐政敌，目的不纯。
有人说，这部书充满了阴谋诡计，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
也有人说，司马光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腐儒，想通过这部书，把皇帝培养成人畜无害的海绵宝宝，方便他们篡夺权力和捞取利益。
但更多的人认为，这部书是旷古绝今的神书，无论是想发家致富、获取名利、治国平天下，都能从这部书里汲取到智慧，并找到相应的方法，我们的伟大领袖就在一生中，反反复复的读了17遍。
那，《资治通鉴》到底是一部什么书？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资治通鉴》背后的故事，理清楚这部书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读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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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资治通鉴》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宋朝史学的基本情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史书都是编年体，史官们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把各诸侯国发生的事情整齐排列、记录下来，晋国有《乘》、楚国有《梼杌》，而集大成者便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号称“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是事件记载全面、排列井然有序，但缺点就是叙述非常简略，往往一件事只有一句话，读者不用心考证，根本不知道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秦始皇灭六国以后，焚烧各诸侯国的史书，只保留一部《秦纪》，中国史学遭受巨大的挫败，史料严重缺失。
汉朝史官司马迁，为了给后人留下信史，便根据世间仅存的史料，以及自己走访各地整理出来的奇闻异事，编成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史记》。
《史记》一改春秋战国流行的编年体风格，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每个人物、每个事件都在司马迁的笔下栩栩如生，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故而《史记》出世以后，纪传体史书迅速流行，并成为历朝历代编撰正史的常规体例。
和编年体史书相比，纪传体史书的可读性、趣味性更强，但代价就是篇幅大幅增长，字数急剧增加，而且一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散落在众多人物传记中，非常考验读者整理归纳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能力稍微差点，史书都读不明白。
人的生命有限，历史却在滚滚向前，到了宋朝时期，历代正史就达到19部，共计1600余卷、3000余万字。
这就意味着，宋朝读书人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读完现存的史书，更不可能把握数千年的历史脉络，总结出历史规律，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于是，宋朝读书人就对历史产生了畏难情绪，即便是号称“博览群书”的人，也只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典名著，了解一下两汉典故，后面的八百年历史，仍然是懵懂无知的。
不知中国历史，何以做中国人？
不知从何处来，又如何知道向何处去？
但，这就是宋朝史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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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宋朝读书人不懂历史的现状，熟读经史的司马光非常担忧，他决定在工作之余义务加班，用编年体的风格给宋朝读书人编一部“中国简史”。
司马光选定编年体，原因有三——
1、这部中国简史是为了纠正纪传体正史的弊病，自然不能再用纪传体。
2、东汉的荀悦用编年体写了一部《汉纪》，仅用8万字就写完《汉书》80万字的内容，文辞简洁叙述详细，数百年来饱受好评。
3、司马光曾读过唐朝高峻写的《高氏小史》，仅仅60卷的篇幅，就帮他了解了上古三代到隋末唐初的历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但，司马光深知以前的编年体史书有“记载简略”的弊病，所以他准备把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融合起来，编一部既按时间有序排列，又有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并且对历朝兴衰和历史脉络有所借鉴的书。
公元1064年，司马光编成一部《历年图》，简略梳理了战国至五代后周之间的1362年历史。
再过两年，司马光参考《史记》等史料，将《历年图》的开篇部分扩充成八卷《通志》，详细梳理了三家分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把战国七雄的兴衰成败，非常直观的展现出来。
宋英宗读完以后，大为震惊，没想到史书还能这么写。
于是，宋英宗告诉司马光，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你就用这种风格继续写下去，把中国历史都梳理一遍。
为了支持司马光编书，宋英宗还允许他成立专门的编书机构、自己选聘助手、随意调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里的国家藏书和档案。
公元1067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继续鼓励司马光编书，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依据，将《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
这就意味着，编撰《资治通鉴》已经不是司马光的个人行为，而是成为宋朝的国家工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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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资治通鉴》的机构成立以后，司马光相继选了一批人做助手，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人。
第一人是刘攽（ban），进士出身，曾和其兄刘敞、侄子刘奉世合著了《汉书标注》，并独立完成《东汉刊误》，可谓精通两汉故事，所以司马光让刘攽起草《资治通鉴》的两汉部分。
第二人是刘恕，进士出身，凭借博闻强记的能力，上下数千年的人物、故事、典籍，刘恕都能信手拈来。正因如此，司马光让他起草最为纷繁复杂的魏晋南北朝部分。
第三人是范祖禹，同样是进士出身，追随司马光整整17年，承担了唐朝部分的起草工作。
可以说，《资治通鉴》的编撰班子，学识和能力都是当世第一流的。
那，他们又是如何编书的呢？
其实，编书工作主要分成三个步骤。
首先，无论是国家藏书和档案，还是民间藏书、小说、文集，凡是对编书有用的史料，司马光和助手们都想尽办法收集起来，然后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分散到某年某月某日等条目之下。
这一步称为制作丛目。
据后世学者考证，《资治通鉴》引用的史料，仅“杂史”就有300余种、字数大约3000万字，如果再加上19部正史，那么《资治通鉴》引用的史料，起码有6000万字之多。
梳理史料时，如果几种史料对人物事件的记载一致，他们就选择记载最详细的一种，不一致，便选择证据分明、合情合理的史料做正文，其他史料附属在正文之下。而如果几种史料的详细、简略程度不一致，他们就各取所长，再做整理归纳。
这一步称为编修长编，完成之后，《资治通鉴》的初稿便出来了。
最后一步是删改定稿，司马光亲自审阅助手们选择的史料是否恰当、考证是否精确，确定没有问题以后，他再进行最后的删减工作，并将文字润色成统一风格。
例如唐朝部分，范祖禹的初稿有六七百卷，但司马光用三四年时间进行审阅，最终删减至81卷。
就这样，经过19年的苦心编撰，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编撰完成，囊括了三家分晋到周宋鼎革间的1362年历史，共计294卷、300余万字。
和以前的正史相比，《资治通鉴》的篇幅缩减了90%，但事关王朝兴衰、人民生计、人物命运变迁的重点内容则一分不减。
元朝兴文署重新刊印时，就在序言里写道：
“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
正因如此，历代名人大家都认可这部书。
儒家学者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意为一日不可远离。
写出《三字经》的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认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给《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也评价说：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近现代以来，教员更是读了17遍，评价道：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可以说，司马光和助手们编撰的《资治通鉴》，不仅给宋朝读书人提供了一部中国简史，更给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真正起到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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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治通鉴》已经是一部中国简史，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300万字的篇幅仍然太长了。
司马光就吐槽说：
“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可见，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都认为读历史是非常枯燥的事，然而，历史又不能不读、以往的经验教训不能不总结，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还另外编了几部衍生书。
其中一部是《通鉴目录》，以年表的形式将千余年的历史事件详细排列，既是《资治通鉴》的目录，也是宋朝以前中国历史的大事年表，即便是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能通过这部书，对中国历史有个大概印象。
另有一部《通鉴举要历》，是司马光将《资治通鉴》删减以后刊定的。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的简化版，那么《通鉴举要历》就是《资治通鉴》的简化版，适合做为中国历史的进阶读物。
最后一部《稽古录》，是司马光和黄庭坚给青少年准备的简明历史读本，简略叙述了上古伏羲氏到宋英宗年间的历史大事，相当于《资治通鉴》的青少版。
等到《稽古录》写完，司马光也精力耗尽，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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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说我对《资治通鉴》的看法吧。
现在很多人认为，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是为了把皇帝规训成不敢作为、撒手放权的懦弱软蛋，方便地主士绅们揽权谋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说法，大概率是因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以“臣光曰”的名义对历朝历代的人物、事件写下大量评论，而这些评论又充满了儒家道德教条的气息，散发着浓浓的爹味。
但我并不认为，司马光是要刻意规训皇帝。
司马迁写的《史记》，文风跳脱情绪浓烈，每篇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也能实事求是、纵横褒贬，那是因为汉朝本身就处于中国文明的草创时期，没有哪种思想能够一家独大，没有哪个人物能一手遮天。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朝便保留了合纵、连横、游侠、轻生死重义气的上古遗风，造就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司马迁把时代风貌带入文字，便留下情绪浓烈的《史记》。
但到了宋朝，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司马光在这种环境下编史书，便不可避免的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评判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换句话说，《资治通鉴》里的爹味是时代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司马光刻意造成的。
事实上，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就把编书者和读书者的态度讲清楚了，那就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胡三省也说：“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他们两人的意思就是，《资治通鉴》把史料一五一十的罗列出来，能从中读出什么东西，就看各位读者自己的本事了。
如果你是胸有山川沟壑的人，能从《资治通鉴》里读出千年风云、列国征伐、王朝兴衰、芸芸众生跌宕沉浮的沧桑感。
如果你是关心个人命运的人，定能从《资治通鉴》里汲取到历史人物发家、崛起、转折、没落、保身的经验和智慧。
但如果你是马前泼水的人，那大概率只能读出儒家的道德教条，用“臣光曰”里的瑕疵贬低整部《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读者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