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连载之二）： 投奔天堂入地下（下）

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

美国社会专题第一讲

 投奔天堂入地下  （下）

蔡铮

这里要说桩小事。比较中美不同社会阶层，我倚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家庭收入数据，那么这个“收入”的定义就很关键。我发现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收入”的定义自相矛盾。它第一段说这是税前收入，第三段又说：“我们推导出些方法来系统地去除联邦税、州税”。去掉联邦税、州税那就是纯收入，纯收入跟税前收入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是个别特殊情况也行,但你去掉联邦税、州税的标准是什么？你给举个例子啊。是不是富人税前收入太高了,怕他们的收入带偏高层收入，算他们收入时只算他们的纯收入？我找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问答页也没见他们解释。我比较闲，就给美国人口普查局写了个信,自封了个社会学家的头衔，暗示我是个大学教授，说你们这个“收入”的定义前后矛盾，请解释一下你们用什么标准去除“联邦税、州税”，给我些例子，好让我对学生讲明这问题。我不能说我是红安柏树岗村袁家塆一农民，说了他们多半不会理我。我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混饭吃的人最怕社会学家，因为他们多半是社会学教授的徒子徒孙，人口普查局的好些个主任都是社会学出身，比如布什时期、奥巴马时期的局长都是；人口普查局有学数学的、学统计的、学经济的、学政治的，但那些人没有社会学做指导就是瞎子抓螃蟹，不知从何下手。我知道怎么吓唬他们，所以自称社会学家。我那信显然引起了他们足够的重视，那信马上由人口普查局的小头转到大头，大头满局子找人回答我。还蛮快，第二天就有人答复我了。这人非常客气地说了一大堆，最后说那个定义过时了，得更新；隔天就把我指出的那段自相矛盾的话给删了。我就想：这个“收入”定义在那儿不知几生几世，成千上万的社会学者、人口学家、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甚至小报记者都依据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数字来说事、写文章，就没人发现它那个定义有纰漏？

我靠搞数据分析混饭吃混了七八年，也知道人口普查局搞出个具体数据来很难，因为数据统计有多少个数字就有多少个问题，最后还是得搞统计的几个人商量着做个了断，不然就什么数据都搞不出来。那个了断的细节不说为佳，说起来没完没了。

所以我这个按购买力比价推算的中美家庭收入之比只能作个参考。收入购买力相当的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就相等。因为中国部分家庭年收入按购买力算趋近美国家庭还是近几年的事，而美国人有上百年的积累。

1995年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平均收入换算成中国的购买力，相当于当时的2.266万人民币，即月家庭收入为1900块（见表9.2B），这一阶层的年收入上限按购买力算相当中国的3万9千元（见表9.1B），即是月收入3250块。中国当时大概不足百分之十的家庭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冷先生一家月收入大概就在600块左右。

对比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需要了解中美两国二十五年来的消长情况（表9.4）。1995年，美国GPD为中国的十倍多，人均GDP为中国的47倍。2020年，美国GDP为中国的1.4倍，人均六倍多；按购买力算，2020年美国的人均GDP为中国的3.7倍。这就是25年来中国国家快速上浮带来的变化。发电量是一国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标，中国1995年发电量才接近美国1965年的发电量。中国2010年发电量为4.19万亿度，超过美国4.13万亿度; 中国2020年发电量即为美国的1.9倍。中国发电量的迅速增加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因为发电、输电、用电牵涉面广大。2021年中国电力供应短缺正说明中国的电力需求强劲；从发展角度看，最怕的是电力需求饱和。

九一年八月底我到武汉上研究生，我住的寝室就像个火炉。我端盆水泼水泥地上，寝室马上变成蒸笼，那水一会儿就没了；蒸笼比烤炉好受点，所以我不断往寝室地上浇水。到美国来后才发现有桑拿，我也去试一下，见那里头的人都热汗淋漓，热得啊啊张口喘气。我这才发现武汉人民夏天都在享受免费桑拿。但武汉人民受够了免费桑拿，想要空调。九十年代装空调对绝大多数武汉人来说是梦想。你有钱还不行，还得够级别；那时大学规定只有教授家才能装空调。为什么？没电。九一年中国发电量不到七千亿度，而美国是三万亿度。如今我红安老家小村多半家庭都装了空调。

我们可以用“国家社会浮动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时变化。这个指数是我创造的。以后各种社会学新概念都得由中国人创造。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的英文或许该是“National Social Flotation Index”，到底叫什么，那是英语国家学者的事。因为“Flotation”还不能精确表述“浮动”之意，因为“ Flotation”可能有位移，而“浮动”更倾向于方位固定的上下波动，至少我在此把它定义为只是上下波动。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不同于现存的“全球社会流动指数”（“ 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全球社会流动指数”衡量的是一国国民的代际社会流动，而谈到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变化，用“流动”、“变迁”（“Mobility”）是不合适的。在谈到人或人群的社会地位变化，可用流动或变迁，因为有时人在地理方位上的迁徙就能达成社会地位的变迁，往往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其居住地的变迁相联。一个中国农民到了城里，他就实现了社会变迁，而一个农村青年上大学离开农村，毕业后他在别地找到了工作，虽然他的社会变迁是由教育达成的，但与这变迁同步的也有他居住地的变动。在谈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用“浮动”比较合适。“浮动”强调的是上下变动而非地理位置的变迁。浮动是永恒的，没有静止, 要么上，要么下，它是一个国家在其相对稳定的地理位置上自己跟自己比。

国家社会浮动指数的第一变量该是经济的实质发展，在此基础上再添其他变量。国家社会浮动指数可以这么定：基数分为50，正分50，负分50；最低分为0，最高分为100。所有定量皆为可计量的实在数据（即民调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作为变量）。每个国家根据其去年与前年的数据对比来按指数标准打分。变量大致可分为经济、安全、国民居住状况、医疗保健、饮食、交通、教育、体育娱乐、环境、文化等。比如，可以这么打分：经济类5分，分五项，各一分：GDP，国民总体收入，最底层10％收入占比，最底层20％收入占比，国民储蓄等，GDP增长即得0.5分；增长2%得0.1分，增长10% 再得0.5分（满分），国民总体收入增加则得0.5分，国民总收人增加10%再得0.5分；国民最底层10%实际收入占比增长，得0.5分，增长5％得0.5分；负增长和国民收入减少则得负分。安全类的变量可为凶杀数、抢劫案数、一般犯罪数、监狱关押人数、诉讼数等，上列各类数字增加得负分，减少则得分（体现中国无讼无狱的最高治理原则）；医疗保健可把每年自杀人数、流行病死亡人数、婴儿死亡人数、国民体质状况、人均寿命等列为变量，自杀、病死的人口比增加则得负分，国民体质、人均寿命提高则得分。分数越高，上浮越快。国家上浮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与国家上浮相对的是国家下沉，再细分就是快速上浮和快速下沉。初步估算美国过去20年得分都不会很高。过去二十年美国最底层20%收入持续下降，超重的人越来越多，人民体质持续下降；去年与前年相比，凶杀、自杀明显增加；一场流行病使得去年比前年多病死三十多万，今年又会比去年多死上十万。

这里要说说那个全球社会流动指数（“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它那个名叫得好, “全球的”，搞出来的前十名全是些巴掌大的白人小国，没听说过这些国家发生了什么大的社会流动, 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的状况一直就不错。这个指数更多的是反应了世界的固定状态。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社会上浮幅度是最大的，人们的社会流动也是最大的；中国人民的社会流动不说排全球第一，至少该排在前十，但2021年中国在那个“全球社会流动指数”上排到第四十几。越南经济也是飞速发展，国民的社会流动也是巨大的，但它排到五十名以外。非洲很多国家的上浮也很大，这带动的社会流动也必然很大，但在前五十名里都不见踪影。所以这个“全球社会流动指数”有点名不正，因为它没有反应国家社会的变动状态。有时白人就爱搞些“全球的”的“健美”评比，它搞一堆变量，其中主要的变量就是“白”“黑”度，“白”得分，“黑”减分，他们用一串“科学”的评测方法，评来比去就把自己给比上去了。这是问题。

联合国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它根据世界各国国民出生時的平均壽命，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預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國民總收入三项指标打分，将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它也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固定状态轮廓而没有反应国家社会的实时发展变化状态。

衡量一国的社会实时变动，我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比较实在。这个指数清楚展现国家的上浮下沉幅度。有了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一个国家长期的社会浮动情况可据其每年得分一目了然；不同国家的上浮下沉状态也会一目了然。

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来的整体社会上浮幅度很大。202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算估计为23万亿（少于GDP的24万亿），如果中国顶层50%的家庭收入为全民收入的65％（美国顶层40％的家庭拥有75％的全民收入，见表9.3），那么前50%的家庭有近15万亿的总收入，由此可推知中国前50%的家庭收入的购买力跟美国底层50%的相当，因为美国底层40％家庭只拥有全美收入的11％，美国中间层（40％－60％）只拥有全部收入的14％（表9.3），可推知美国底层40％－50％区间的家庭的收入当占所有家庭收入的6％左右，则美国底层50％的收入约为全民收入的17％，即3.5万亿美元（美国2020年全民个人收入为19.68）。中国顶层50％如拥有相当于15万亿美元购买力的收入，中国人口约为美国4.2倍，则中国前50％的家庭总收入按购买力算已超过美国底层50％家庭的总收入，如表9.5所示。

冷先生的悲剧在哪里呢？他95年估计月入400元人民币，一年工资约为5000元。他太太如有收入，月入当不会过200元，他全家全年收入不过8000元，换算成美金不足1000，按购买力算也就3000美金，与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收入相去甚远。1995年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平均收入为8345块，合人民币7万块，相当于人民币22600元的购买力（表9.2B）。当时美金在中国是硬通货，大家并不把美金打折70%来算其购买力。95年冷先生到纽约打黑工一月挣的钱比他在国内一年挣的多,所以他黑在美国在当时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冷先生呆在中国，到2020年，估计他的退休金（每月5000元左右）加他妻子的退休金（每月2000元），家庭年收入当在8万元以上。纽约法拉盛唐人街我常去。那里跟我们红安县城差不多，但老相点。那里华人开的旅馆便宜时三四十美元一夜，地下室一夜二十块。附近民宿一夜也就五十来块。估计冷先生一家三口住的地下室月租金400美金左右，加电费、水费也就五六百块（问过法拉盛的居民，据说2021年正经的两室一厅的地下室月租金需一千美金）。他在纽约租房一年约需五千美金，合人民币三万元。因为他在武汉有房，则他们在武汉的收入加上这三万，其家庭收入实际购买力当在11万以上(美国底层20%家庭的收入上限在中国的购买力相当于11.3万人民币，见表9.1B）。中国家庭如果已有分得的房子或房子已付清，则比与他们购买力相近而没付清房贷的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人多。美国家庭房子付清的比例为40％。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冷先生在武汉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底层20％之上。

另一角度看，冷老乡如呆在武汉，估计他的家庭收入在中国前40%内，与美国相比，也该在美国底层20%家庭之上，生活质量也远在美国底层20%之上，起码他在武汉坐公交是免费的；但在九五年中国顶层20%家庭的收入大概只相当于美国最底层的20%（表9.5）。那时中国人都没想到会随着国家的上浮而能跟美国人的生活比，当初拿50美金月工资的冷先生决不会想到他26年后的退休金按美元算会翻十几倍。

冷先生妻子2016 年来美，他们可申请两居室的福利房。申请到福利房就上岸了，日子会过得去。可领食品券，一家人吃饱没问题。小病可以挺一挺，病重了就到医院急救，付不了账医院也只得找政府要。这点美国还不错：病人有生命危险医院得先救，完了再谈钱；病人有钱有医保病人自己或保险出，没有就政府出。但这几年纽约市政府一直手头紧。冷先生到死都没住进福利房，当是纽约的福利房没有了；没有了就只有等，等到住福利房的人死了或政府有钱能提供更多的福利房。冷先生不走运，没等到。纽约贫困户比较多，从2010年到2015年贫困户都在20%以上，2016年开始下降，到2019年仍有 16%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而2019年全美贫困人口只有10.5%。美国的贫困户城市居多，而中国的贫困户大多在农村。一个国家的发展状态应以最底层的人的生活水平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了，如果收入只增加到社会顶层的人头上，增长没有意义。而美国过去二十年来，收人增加向顶层倾斜（表9.3）；其实这一倾斜持续了五十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开始。美国底层百分之二十家庭的收人占全民收人之比从2000年的3.6%降到了2020年的3%，收入占比20年间减少20%。这必使底层家庭的生活更加困窘。过去25年中国持续快速上浮，冷先生却来到了上浮幅度很小的美国，又进入了资源分配越来越少的美国社会底层。如果冷先生来美时年轻，像许多留学生那样，有在美国有市场的知识、技术，他会很快进入美国社会的前30%收入阶层。但他来时年岁不小，他的书画才能在美国没有市场，更不幸的是他来到美国穷人聚居的纽约。不是纽约市政府不愿管他们，是管不过来。后来听说有人对冷先生的那个房东提起诉讼，因为在美国你要出租房子，得先申请，得有人来检查房子，房子通过检查才行；你还要买保险，出事了保险公司赔。可是官有官法，民有私约，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出租个破房子，办那么多手续，租金上去了，穷人就租不起。所以房东省了些手续。出了事，房东麻烦大了, 官司他吃不起，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据说房东丢下破房跑了。

估计未来二十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会上浮，顶层20%家庭的收人将趋近美国的第二层。届时中国来美留学的恐怕极少会留在美国，因为留学美国拿到学位后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多半落在美国社会顶层10%-30%之间（见表9.1，表9.2），即他们2020年的家庭收入多在10-25万美元之间，他们回到中国多半会进入中国的前20％，其收入与留在美国差异不大，生活质量也难分优劣。中国各收人阶层要与美国各阶层趋近，需要国民产值为美国的四倍多，这需要时间、全民持续努力和一点运气。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大，大得有点让人眼花缭乱。我上大学那会，农村来的都有点自卑，都羡慕、爱慕城里来的。八二年我一同乡爱上一个大城市里来的女同学。那时的城乡差别现在的同学不能理解，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时农村人要去城里得有地方政府开的证明，没有那就对不起，给你抓起来，关起来。当时惩罚犯错误的城里人就是把他送乡下去，取消城市户口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改革开放后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些有文化的城里人被送到农村劳改后精细描写自己在农村受苦受难经历的，读得人心酸落泪。我们就生长在一个劳改城里人的地方。

爱情是个没法子的东西，我那同乡偏偏就爱那个大城市里来的女同学。好多小伙子一有爱情就唱歌，用歌声来表达爱情；每天早上那个鸟叫得欢，那是公鸟在表达爱情。我那同学有自知之明, 知道他跟大城市里来的女同学的社会阶层差别太大，所以他不敢对女同学唱歌。他怎么表达爱情呢？写诗。写诗最大的好处就是，诗没声，谁也听不到，那女同学也听不到。听不到最好，免得女同学笑他瘌蛤蟆想吃天鹅肉。人世上最刻骨铭心的爱慕之情往往就发生在癞蛤蟆和天鹅之间。数年后我那同学头悬梁、锥刺股，考研究生奔到了那个大城市里。那时一研究生相当个副处级，跟现在不同，据说现在的研究生是副村长级。我这同乡这一下就社会乔迁了，他自信了，这才敢去对那女同学唱歌，他要到她家楼下去扯着嗓子高歌。他忙去找他那女同学。一打听，歌唱不成了，只能去接着写诗，写哀痛欲绝的诗。怎么回事呢? 那女同学出事了，出了对暗恋的情人来说最最可怕的事：她儿子都三岁了。

四十年过去了，大家反而羡慕农村来的。因为农村通公路了，好些农民的房子都像别墅。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拼了命想弄个城市户口，这些年又有些人想弄个农村户口。我预计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是城市化而是反城市化，即有钱人往农村移，城里留给穷人住。因为城市拥挤，生活空间狭小，生活成本、养育成本太高，使人没有生育兴趣，城市就像把人堆积起来让大家糜烂消亡，所有大城市的生育都无法保障人口的替换再生。为了国家持续发展也得反城市化。当然，中国有个土地限制，所以只有社会上层才能住乡下去，这种从城市向乡村的迁移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会给国家发展带来新机遇，到时中国社会分层又会发生变化，完全与四十年前相反：住在乡村的是社会上层。

我大学同学中有一个是从麻城乡下山缝（旮旯）里来的，她家的变化反映了过去六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她父亲是1935年生人，比冷先生早生几年。她母亲早不在了，如今她老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家屋里。她兄弟姐妹都孝顺，带她父亲把中国所有地方都游遍了。她老父出游都游不长，他惦记他喂的鸡、狗、猫和他种的菜。老人游遍中国就是没出过国。我那同学兄弟姐妹就决定趁父亲跑得动带他出国游。上哪儿呢？不能到越南去一趟充数啊，要游就游到人间天堂去。我这同学也读过I Love New York的美文, 所以她要带她父亲去冷先生活和战斗着的纽约。同学说她爸爸就想去看看那个女神。瞧，老头这大岁数了还惦记着女神！我就跟她说：那个不能再叫女神了，美国已发生了一场大革命，一场性别大革命，女的可以是男的，男的可以是女的，所以称那个东西女神是不正确的。她说那叫什么？我说那只能叫铜人像。她说那我就带他去看那个铜人像。我心想铜人像汉口就有啊，何苦跑纽约呢。我想说最好别带老人去纽约，就像老人最好不要见年轻时的恋人，保留美好的想象最好，见了，最强大的前摄抑制也抑制不住失望。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前摄抑制。前摄抑制就是人先前获得的信息会抑制阻挡新信息进脑子里去。说白点，就是老信息塞满脑子，新信息进不去；世界变化快，人跟不上趟。 诗的表述就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强壮英俊的情人死了，骨头散落在河滩上，可是在情人的梦里他还是那么英俊年轻。但我不好说，只说你要来带他到我这儿来住些时。后来新冠起来了，没来成，我就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这同学叫他父亲二爷，二爷就是叔父的意思，我问她：你不是你父亲亲生的？她说是，这么叫是为纪念她大伯。怎么回事呢？五九年，他们那儿没吃的，他父亲是大冶矿山的工人，他爷爷就决定带我同学她妈和他大伯到他父亲那儿去趁饭，免得在家饿死。那时工人算是中国社会的中层，在干部之下，农民之上，粮食有保障。他父亲一份饭四个人吃，饿不死人。但要出发的头一天她那个姑姑把她的大儿子送来了，哭着求他爸爸救她这个儿的命，给她夫家留个种。她姑姑还有两个孩子，眼看就要都饿死，得保一个。怎么办？我这同学爸爸的一份饭最多能四个人分。他大伯就说，那把外甥带上吧，我就不去了。这样我同学她爷爷、母亲还有表兄三个人就步行去了大冶矿山。他父亲人缘好，那食堂打饭的是麻城老乡，得知他一家老小都跑来了，就搞点鬼。打饭用饭票，饭票就是一片纸，打饭的就常给他父亲几片那个纸。这样我同学的妈、表兄和她爷爷就都活了下来。

但他这个大伯就在家饿死了，要说也不是饿死的，是从楼上掉下来摔死的。怎么回事呢？她爷爷走时就跟他大伯说：我在楼上藏了一罐子干薯片，那是救急的，饿得要死再拿它救命，不到时候不要动。他大伯就不动那薯片，挺着饿。这天他饿得不行了，就搬个梯子上楼去拿那红薯干救命。上到楼上，可能是饿晕了，就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好多天后人才发现。她爷爷后来发现楼上罐子里的红薯干还没动。

我这同学的父亲跟他这个哥哥感情深厚，因为他娘在他三岁时就没了，哥俩相依为命，哥哥既是父亲又是母亲。他们那个父亲，就是我这同学的爷爷，是个唱道词的。唱道词的是三教九流中的道师。道师在农村很受尊重，农村死了人都得请他去唱道词。道师唱完了酒足饭饱后还有点赏钱。我同学爷爷酒足饭饱拿了赏钱后也不回家，就直接去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家，把两个儿子忘到爪哇国去了。那哥俩就得自己捞鱼摸虾捡野菜弄吃的，自力更生设法活下去。所以我同学父亲听到哥哥饿死了就痛不欲生，但也没法，只能发誓把自己的孩子全给哥哥，所以我同学兄弟姐妹都叫他二爷，称他大伯为爷，（我们那儿叫父亲“爷”），把他大伯当亲生父亲。

第二年，六零年底，情况好些了，但所有人都得到工地去干活才有饭吃（这里的“饭”是“稀饭”，是一斤米加三十斤水熬出来的稀饭），不去就没吃的。一早去，走老远的路，天黑回。我这同学的妈那时已有个十一个月大的女儿。她就每天早上把女儿喂饱，穿好，尿布给系好，用被子把女儿围好，再出发走几十里地到工地去上工。家里没人, 那小女孩就一个人躺床上，从早到黑。同学母亲一出门就惦记女儿，一整天都担心女儿出事，担心女儿饿了怎么办？渴了怎么办? 但她没法回去，只有求菩萨保佑。每天天黑回到家，叫一声，听到女儿哭，她就喜得心发颤，就扑上去抱她，喂她，再给她换尿布。有一天她天黑回去，开了房门叫，孩子没哭。她扑到床上去抱起女儿，女儿嘴上尽是白沫，已死了多时。

我这同学父亲一年内连死两个至亲，他就做了个重大决定：回老家去，跟妻子一起，再也不离开家。他得保护孩子。当时这么做需要巨大的勇气。他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跳出去，变成了有工资、有生活保障的工人，又丢下一切，回到穷山村里, 那是选择社会下移, 从社会中层移到社会下层。好在我那同学的妈出嫁从夫，相信丈夫做的事总是对的，跟很多现代女性相反，现代女性往往坚信丈夫做的事总是错的。

我这同学的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他有文化，回乡后就在大队当干部，在当地小学当老师，经营大队的代销店，一气生养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健康地活了下来。他带孩子、教孩子。他老大十六岁就考取华中师大，后面几个孩子全考取大学！他下沉到社会底层，下沉到水底，把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托举到社会上层；而他也因孩子的出息而升到社会上层，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老人现在住的还是老房子，但儿女出钱给改造了，室内地上铺了瓷砖，有空调，有太阳能，有自来水。他不怎么生病，生病了有医疗保险，有儿女给他掏钱。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他门口。从他屋里到县城一个小时，到上海也就四个小时。我这同学老发她父亲在房前屋后忙碌的照片,那小屋“桃李罗堂前　榆柳荫后檐”，他老父常常“摘豆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那里春天花满山，夏天傍晚“荷风送香气　竹露滴清响”，冬来柿压枝。最诱人的是冬天那树枝上红亮亮的柿子。我们小时见了柿子就都连树枝都给掰下来，青柿子赖在枝上不肯下来，那只有连树枝都搞下来。她们家有个鱼塘，她老父亲春节前就把鱼捞起来，按人分成堆，分给村里人，家家有份，他自己也只留一份。

我同学父亲的社会变迁是个特例。四十多年前，邓小平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时想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突破！不能都穷死啊。现在已有很多人生活好起来了。当然，还有很多穷人。　

度量时代变化有很多变量。食品是个反应社会变化的重要变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最宝贵的食品是什么？肥肉和猪油。那时人长得瘦，那个猪也长得瘦；现在人长得胖，猪也跟着胖。那时肥肉、猪油就是稀有的补品，补身子，补脑子，缺哪补哪。我散文集《生命的走向》里《我的高中》有一节专门讲猪油。那时从上到下都把肥肉当宝，连毛主席的最爱也是红烧肉。我父亲有肺病，人不行了，到区卫生院去看，那医生就给他开一大抱草药。我父亲服了一罐又一罐像机油样的苦汤药，半点不见好，所以他瞧不起中医，因为他知道治他那病最好的药是猪油！他病得不行了，吃一点猪油、吃一点肥肉就好了！可是那些笨医生就不给他开猪油。医院里也没有猪油，医生自己也难得吃上猪油。现在我也懂点中医，想那时人都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你还吃那些刮油去脂的草药，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那时买肉大家都抢那个肥肉，但肥肉都叫关系户开后门割走了。现在谁还要肥肉？好些人熬了肉要把浮的油撇掉，怕猪身上的油长到自己身上；撇掉把油给猫给狗吃，发现猫狗也胖得不行，就只好把油撇到垃圾桶里。

哈佛大学一直在中国做民调，2016年基于3000多人的民调发现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达到95.5%，同一民调搞了13年。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中国的好消息，好的都是假的，坏的才是真的。但我想这该是真的。我有大学同学微信圈、高中同学微信圈、战友微信圈，我老家小村也有个微信圈, 圈里绝大多数人都很满意。有人说这全是政府宣传的结果，要是，那也得给宣传部门点赞。我知道中国老百姓多半还是唯物主义者，是物质决定其意识而不是别人的意识决定其意识。我老家那个小村我最熟悉，谁家养了只猫，是白猫黑猫、是不是会逮老鼠的好猫我都清楚。那小村也就十三四户人家。村里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半都上了大学，九十年代出生的几乎全都上了大学；在村里出生的有六个读了研究生，带外面出生的就有七个。一读完大学，特别是读了研究生，就有很不错的工作。留在村里最年轻的也是七零年以前出生的，也就一两个，其余的全在城里安家落户，有的在县城，有的在省城或别的城市。逢年过节年轻人才从全国各地往回赶，多半开车，水泥路早通到各家门口。我们邻村上大学的却不多，但房子一个比一个阔气；我们小村的房子都一般，大概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边买了房。村里老了人，微信群里一通告，年轻人便都在半天内从全国各地赶回去送老人上山。过去十几年来村里人的生活变化让人惊喜。我唯一担心的是五十年后村里空无一人，因为年轻一代上大学走了，如黄鹤楼的黄鹤，一去不还。我们这一代，小时一起割谷插秧、捞鱼摸虾、偷吃偷喝，跟村子很有感情，年轻一代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跟村子没什么感情。学社会学的可以去实地调查我们那个小村，可写个《袁家塆的变迁》，搞个博士学位。我那村子是红安县觅儿寺镇柏树岗村袁家塆。八里高铁站距我家十来分钟车程，武汉机场和武汉高铁站距我家也就四十来分钟。村里有人办农场做农家饭，农场房子很漂亮，可以住宿；还可开车到附近的新城或邻县小镇或去红安县城或黄陂县城吃住，都只十分钟到半小时车程。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坐火车到我老家全程五个多钟头，坐飞机三个多钟头。我那小村五十年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好例证，记录其变化很有意义。

再说我的高中同学。我们读高中那会，很多单位都是接班制。我的好些同学上课上得好好的就被叫出去办接班手续去了。父亲在税务的儿子到税务，父亲教书儿子去教书。我一个好朋友初中毕业就顶他父亲的职教小学去了。看到同学顶职去了，我羡慕，羡慕得要哭。因为我也只得去顶父亲的职，去犁田挑草头挑大粪。我一挑草头那扁担就像刀子切进我肉里，痛得受不了；大粪熏得人要晕倒。我后来就用功，用功也就考个师专；全班就我考上了，同学们都得去顶职挑草头挑大粪。我一直担心我的同学会上吊、跳水或疯掉。我们那儿常有青年人跳水或上吊自杀；鱼米之乡，到处都是水塘；大树不多，挂根绳子吊颈的树总是有的。我初中时就有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在我上学路边的树上吊死了，他家穷，弟兄姊妹多。村里人恨死那棵树，十几个大劳力花了几天功夫把那棵树放倒，连根刨了，刨大个坑，把树枝、树根就地剁碎架起来烧，烧成灰。后来我上夜校走到那里就毛骨悚然。七五年我们县四个姑娘集体跳水自杀，其中一个的父亲是新四军，牺牲了。她们修水库苦干一天，晚上还得看革命样板戏。她们不看，四个人约好去跳水。三个淹死了，一个头猛往水里扎，就是淹不死，活了下来。县革委会给她们的评语是：生的糊涂，死的反动。这事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见报泪流不止，邓颖超失声痛哭。

但是我那些高中同学都很顽强，没人跳水上吊，没人疯掉。那时关住社会流动的大闸门已打开了，不必跳龙门，钻钻就出去了。不久我发现我高中同学没一个在家种田的。有的复读上了名牌大学，有的通过招聘考试当了地方官，有的做起生意。如今很多人过得比我潇洒，房子都付清了，开的车子比我的好，有的孩子在留学，有的官至副部级，也算是寒门出公卿了。当然他们都很努力, 吃了很多苦。看看我高中同学，我就知道中国的社会变迁有多大，而且都是乔迁，没一个下移；其实我们那会儿也不能再下移了，下移就移到了地府。

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小时吃了点苦，但随着国家的整体上浮而水涨船高，多数人所得远远超出了少年时代的期望。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持续社会集体乔迁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极为罕见。所以大家唱国歌时要领会歌词的深意，要有危机感，不能松懈。国家持续上浮很难，它需要国家几乎每一步都走对，但国家有时就是瞎子过跳石，一脚踏空就落水里了。保持一个大国直线上浮太难太难了，但中国过去四十年做到了。要让国家继续上浮，使每一社会阶层都水涨船高，继续乔迁，那得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