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珊：《翦商》是一部有观点的棱镜，还是别有居心的有色眼镜？

大概在前两年，我就常在小某书上刷到有人推荐《翦商》。这本书当下的豆瓣评分高达8.9分，微信读书为总榜第54名、2022年榜第9名。

借着今年十一假期去安阳参观殷墟的契机，我最近读了一些商代历史和相关考古，充实自己的安阳之行。这次趁着安阳出行，我把这本书也通读了一遍。

我个人对这本书打分：2/5星。

给的两星：一星给畅销带来的影响力，吸引大家（比如我）了解华夏早期历史；另一星给书中所列的丰富参考资料。

扣的三星：一星扣在推测和恶意揣测混为一谈；一星扣在运用考古资料创新但不够合理、更接近猎奇臆断；一星扣给学术立场站位不端正，不合理地贬损自身、抬高外国文明。

下面分成6部分，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辨析思考与观点。

Q1 怎么理解这本书的定位？

豆瓣网友和微信读书书友在评论区多有争执，有的说是严肃学术作品，有的说算作历史小说。

我将其看作学术历史，基于两个理由：作者将这本书表述为学术史（《后记》）；作者明确表达，“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尾声：周公到孔子》）。

从出版社的包装和前两年线上线下各种渠道的推广来看，这本书面向的群体并不局限于专业读者，也面向主流大众。

因此，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会对内容较一较真儿。

Q2 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

全书共二十七章：前半本（第一～十四章）讲商朝，引用了很多地区的商代考古发现报告；后半本（第十五～二十七章）讲西周初期如何颠覆商朝，引用了《易经》及很多其他文献史料。

书名的“翦商”，意思是“翦除商室”，即干掉商朝；副标题“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正好也是全书主要内容的凝练：重人祭、残暴且多杀戮的商朝，历经发展，直到被西周政权取代，形成废除人祭的华夏新生文明，指向后续儒家的诞生。

作者在书里坦承，除了开辟学科的老一辈专家，后来者很难再开辟新领域。这里不得不说，作者的考量有他的道理。商朝史料数量有限，甲骨文、青铜器、古文字都过于精专，陶器听起来就“钝钝的”、很沉闷，都邑建筑又跟考古差不太多、缺乏实物，社会、礼俗、军事等通俗一些的话题也都已经有不少研究。

这么一看，从现有史料、考古发现中挖掘创新，还要适合大众口味，确实很有难度——“人祭”这个话题，既能吸引大家猎奇，写作上手难度（作者认为）也没有那么高；从这个角度看，倒也能理解作者对本书内容的良苦用心。

把史料碎片整合成连贯的表达，无论发心是为了客观还原还是为了研究某些问题，这项工作本身就带有主观色彩。无论写什么内容，都能反映出历史的一些侧面；在历史写作中带有观点和结论，本身也没什么可指摘。

因此，关键还是看怎么写，观点和结论能否立住脚。

Q3 从这本书中收获了什么？

一是（在我的信息茧房里）通过这本书的高曝光、高话题度，我对商朝有了起心动念的好奇心。

正因为总刷到自媒体博主推荐、总在书店或书市的醒目位置看见，我才会想到去河南安阳看殷墟，甚至会为了去殷墟而主动了解商朝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参观过殷墟博物馆、感受遗址的气氛环境之后，我很容易就能通过这本书的叙述，想像发掘现场的状态、联想器物的造型质感、或是回忆起博物馆展厅的内容。

二是这本书的各章注释引用的文献很丰富，我按图索骥阅读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参考资料，认（眼）识（熟）了很多商周史专家的大名。这里感谢首都图书馆，很方便就能免费读到这么多纸质和数字资源。

Q4 推测，还是恶意揣测？

先说考古发掘方面、再说文献解读方面。

考古发掘方面——

商代有种蒸煮东西的青铜器具叫甗（yǎn） 。目前考古挖掘出的铜甗，其内有人头骨的大约三～四例，殷墟博物馆内的一件展品就是其中一例。

基于此，作者引用新京报对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毓灵的采写文章，得出商朝蒸食人头的判断。然而在原文里，专家对甗内有头骨的表达是，“有人认为这是在进行蒸煮”，并没有提及“食”。

蒸过就一定要吃吗？或者说，假设祭祀中真的涉及蒸煮，怎么判断蒸煮就是为了吃呢？书里没有提到任何直接证据。这个实际上是揣测、却又言之凿凿的判断，非常有误导性，通过引诱读者形成“蒸过=蒸食”的概念，试图让读者在无形中建立“商代食人”的认知。

文献解读方面——

书中第十八章、第二十五章，提到来自《逸周书·世俘》的“荐俘殷王鼎”，解释为“在商王的大鼎里烹煮俘虏”，着实莫名其妙。

社科院商周历史专家李学勤在研究中，解读《逸周书·世俘》并梳理了武王祭祀的流程。这个祭祀确实持续好几天，其中第二天“荐俘殷王鼎”前后，《世俘》提及的遗留百名商朝人并没有被杀，因为他们在第四天的仪式中还有出现。

这么看，《翦商》第二十五章大篇幅描写周武王祭祀，杀人场景触目惊心，纪录片般的画面感十足，不过大概率只是个披着纪实外皮的杜撰。

当现有史料不足时，对待现有资料确实需要发挥想象力，同时兼顾依据的可靠性；主观臆想、一家之言、学术假说、公认共识，这几种范畴之间还是要区别看待。

即便是普通读者，贸然一股脑儿全盘接受，也不利于形成自己的判断。

Q5 理性分析，还是观点的包装？

以第九章的台西遗址为例，这章重点论述商朝以人祭为手段实现统治。作者认为：商朝时期，一群商朝武士来到台西这里，建立军事聚落并统治此地原住民，并花费大量篇幅描述“残暴的人祭”，暗含商人以人祭为核心统治手段的论述逻辑。

根据作者注释参考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这处遗址确实存在人祭现象，但是作者的论述诱导性过强，至少有三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者得出的重要推测与实物描述，部分关键信息不符合参考文献。

比如，所谓“一群商朝武士”不符合遗址报告情况。发掘报告中列出13座典型墓葬的墓主推测身份，分别为统领、小贵族、占卜人、仆从等，武士只有一位。由此可见，这个团队阵容并没有体现出作者强调的压迫性战力。

再比如，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述墓葬M14的青铜器钺（yuè），还明确这件器物“身长30.8厘米”，但在发掘报告中记录墓葬M14出土的钺尺寸为13.8厘米，远没有作者描述的那么猛。而遗址出土尺寸最大的钺，尺寸长26.4厘米，也不是作者列的尺寸；此外，这件最大的钺并不是从作者说的这座占卜巫师墓出土，而是来自遗址的其他位置。

另一个例子，所谓“台西遗址没有留下文字”，完全不符合发掘实际情况。台西遗址出土带有文字和符号的陶器或残片80片，既有族氏或人名，也有数字。而且，从文字来看，跟作者说的“一群商朝武士”没什么关联。

身份信息推测、器物尺寸，如果仅仅是与发掘记载不符，最多也就算写作不够严谨，对大众读者来说不至于成为大问题。但是，这些错误信息在书中作为推导“残暴统治”的论据，显然就过于偏激臆断了。

我更倾向于认为，作者为了表达商朝的所谓“杀戮残暴”论断，刻意歪曲解读考古发掘情况，基于当代视角的臆测，对我们三千年前的老祖宗进行道德审判。

第二个问题，作者截取的发掘报告内容刻意忽放大一部分、忽略另一部分，以便突出渲染这群商人的“杀伤力”。

例如，根据发掘报告的记载，台西发掘包括居住遗址和墓葬。居住遗址出土青铜器74件，其中作为武器用的只有镞，其余为手工工具刀、凿、钻、锥，捕鱼工具鱼钩，衣着饰品铜扣和笄（jī）形器。墓葬出土武器的种类确实有好几种，但数量并不多。如果把这些兵器阵仗看成整体，只达到正常防卫的程度也不过分。作者刻意忽略居住遗址的情况，大书特书墓葬出土的武器，试图把这些“凶器”当成这群商朝人的暴力佐证，显然和出土器物的实际战力不太匹配。

还是上文的青铜器钺（yuè），《翦商》引用了发掘报告中的图片，并在书中解释“钺也是献祭时砍头的工具”。事实上，发掘报告将这件最大的钺推测为一种仪仗，而不是实用器。可见，钺不见得和占卜相关，推论钺不见得跟祭祀相关。那么，作者的解释就没有明确依据，反而更像误导性渲染。

如果参考发掘报告的研究，跳出作者对人祭的论述引诱，也可以把这件钺看作商代青铜技术广泛传播的物证，甚至感叹于商代祭祀礼仪影响力背后的社会发达程度。毕竟，在条件艰苦的上古时期，只有生产力足够发达、有足够余力追求精神世界的情况下，才更有可能衍生出繁复的礼制程序与配套物品。

此时，综合上面2点回看台西遗址背后的历史，也可以这样理解：这队跋涉来到台西的商朝人，大概率不是武士，而是派遣来的地方管理班子及仆从；他们遵循礼制，存在人祭现象，但也没有比商朝其他地方更严重。这队商朝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比如建筑遗迹、酿酒遗存、陶器、玉器、石器、青铜器、墓葬遗址等等，人祭也是这些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三千年前的礼制环境，我们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被祭祀或殉葬的人，究竟是被迫还是心怀奉献与感恩，或是二者皆有，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第三个问题，本章附录的“食人”已然成为确凿结论，这个定性值得怀疑。

书中第九章附录的内容是关于食人文化（？）对地方的辐射影响。上文Q4问题下，已经探讨过青铜器具甗（yǎn）蒸煮人骨不等于食用的辨析；而在这里，食人竟然被作者直接当作事实来陈述。

附录引用的考古内容，来自北京昌平张营的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作者书中所谓“食人部落”的出处，只不过来自考古工作者对出土人骨的一种推测：“与当时遗留的食人风俗有关”。厚厚一本发掘报告，《翦商》书中偏偏只抓住这一句推测就妄下判断。

根据注释参考的《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这个地区的早期文化是多元的，“商文化从未在这个遗址体现的文化面貌占据主流”。这个遗址发现的残破人骨“与商代用人祭祀或殉葬的情况不同”。

显然，就算这个所谓的食人习俗确实存在过，更大概率也只是早于商朝年代的原始文化遗留，而不是什么来自商朝主流文化的影响。

在我看来，本章附录内容与书中探讨的商代统治、商周变迁之间，看不出什么必然联系。这个附录简直就是为了迎合某些观点而故意混淆视听。

这时候，理性思考一多，原本戏剧化的感染力和爽感就大幅减弱。

Q6 明贬华夏、暗褒谁家？

通读之后，我有理由怀疑，作为面向大众的学术历史作品，《翦商》这本书的立场站得不太正。

一个比较隐晦的例子：殷墟考古发现不少马拉战车的遗物，作者信心满满地表达为“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商人“马车技术自西向东”“最后到了商人手里”。

事实上，这里存在相当的学术争议。早在建国前的安阳发掘，受限于考古证据不足，这种外来说在当时尚可算作一种说法，比如多次主持安阳考古工作的初代专家李济就提过这种观点。建国后，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已经有学者通过发掘遗物梳理出“车”从早商至晚商的大致发展脉络，有理有据地阐明商代马拉车并非“突然出现”。

因此，所谓“马拉车来自西方传入”，仅仅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解释我们古代马车的起源，抹杀了考古工作者为殷墟文明找到早期源头的努力和成果，对华夏文明早期技术发展抱有怀疑。作为面向大众的严肃读物，这种立场站位要引起警惕。

再举一个明贬暗褒比较明显的例子：同样是人祭，对华夏文明的商代，作者措辞是“杀戮”、“残暴”；对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文明，作者措辞是“盛大”“精美”“巍峨”。全书结尾，对于华夏民族泱泱大国的早期启蒙状态，在商朝灭亡后，被作者形容为“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小技”。

这里注意，都是原文措辞。

我们的先人在三千年前就已推翻旧制、创建更加温和周全的祭祀礼俗，晚于我们两千四百年的阿兹特克文明仍然存在类似于华夏上古时期的祭祀手段。可见，作者对人祭的批判不仅要分国籍、分地域，还要批判先进、肯定落后。

在当代视角下回溯文明进程，不仅我们，几乎各个文明在早期都要经历血腥暴力的阶段。批判更先进的自家文明、抬高更落后的别人家文明，就像做人不真诚的自贬一样，都是病，得治。

动笔写的时候完全没想到，最后居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长。

既然把《翦商》批了半天，那就从我最近读过商朝的书中，选2本最推荐的：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 科学出版社。把考古发现按逻辑顺序分类梳理整合，分析思路清晰明了，结论给得明确严谨，文笔平实。架势看着很专业、很劝退的样子，实际上专家是真想让读者能看懂，只要先抓大体思路，然后就能很读得顺畅。此外，读考古发掘的报告记录需要一些手感、琢磨一下编排逻辑；如果看不进去就直接跳到分析或者给结论的部分。我读的时候就是边读边琢磨，读完之后大大提升安阳殷墟的参观体验。

《商代史•卷七 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 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史料和考古发现中，提取并梳理生活礼俗相关的内容，跟咱们当代生活类比容易理解，比如商代吃什么、喝什么、住得怎么样等等。其中，居住内容包含上文Q6台西遗址的研究，原来咱们老祖宗在三千年前就有建筑设计实践了。

考古报告就不单独推荐了，读下来印象最深的还是殷墟那本。

原本还打算读一读张光直的《商文明》，不过还没来得及翻开，也不贸然推荐了。

对我而言，这些天从参观博物馆和遗址、到读书查资料，就是体验了一段很神奇的上古时期探索。

持续探索早期历史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原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还可以更多。

互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