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的帝国

前段时间，微信群讨论时，提到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一位群友说，大明没有ERP，税收系统算力不足，导致中央缺钱就灭亡了。这句话我非常认可。明朝的财政体制非常糟糕，清朝稍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从财政的角度，明清两代所谓的中国中央集权帝制完全就是一个笑话，可以用“垃圾的体制，虚弱的帝国”来形容。

互联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说法，说清朝的GDP世界第一。这个说法来自于西方学者麦迪森，他的一项推测称，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33%(英国为5.2%)。但GDP这个概念，是二战后才有的。从真实国力的角度，英国在1840年远远强于清帝国。

1840-1841财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4743万英镑，当时英国是金本位，英镑可以直接等同于黄金，一英镑含7.32克黄金。4743万英镑，折合347.2吨黄金，折合清朝库平两（37.301克）为930.8万两黄金。1840年，国际市场金银比是1:15.93，按这个比例，折合白银1.48亿两。中国市场金贱银贵，大概是1:7到1:10，按中国市场金银比，折合白银也有8000万两。当时大清的财政收入大约4000万两。

也就是说1840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大清的3-4倍。实力远远胜过大清。

英国在战争年代的财政能力，更是远远强于大清。1814年，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的财政收入高达1.63亿英镑。折合库平银5亿两，是大清的10倍以上。

大清比不过英国正常，毕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大清连日本也比不过。

甲午战争时，日本1893年财政收入1.14亿日元，折合库平银7585万两。大清财政收入8311万两白银，只比日本高9.6%。

战争期间的筹款能力更是远不如日本。日本在战争期间发行了1.2亿日元国债，战争预算高达2.5亿日元（1.8亿两白银），实际花费2亿日元（1.4亿两白银）。而清政府一共只筹措了4000多万两军费，只是日本军费的零头，发行的内债外债合计只有2000万两。

甲午战争，表面上是蕞尔小国日本挑战庞然大物大清。实际上是两个日常财政收入差不多的政府之间交手。而日本的战时筹款能力是大清的3-4倍。

甲午战争，输得一点都不冤。就算把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近千万两银子全给海军，也无济于事，军费差好几倍。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毕竟还搞了一个明治维新，多少算个近代国家。大清的财政能力，不要说和维新后的日本比，其实，连维新前德川幕府都不如。

《明治维新期财政研究》一书的数据，1838年，德川幕府货币收取额折合银4082575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2462961.08两。德川幕府鸦片战争前大概能收取折合650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但日本的货币收取额基本都是黄金，是按照金一银五折算的，如果按照国际市场的金银比（1:15）或中国市场的金银比（1:8.5），还要更高。

日本是封建制，幕府占据的土地大概四分之一。各藩除了一些大项目，不需要向幕府日常上缴财政收入。同时幕府占据着大城市和矿山。幕府的财政收入占全日本，估计在50-70%之间。整个日本有1000万-1200万两的常规性财政收入，应该差不多。

德川幕府除了常规性财政收入，还有特别收入。根据古岛敏雄的记载，1844年，幕府总岁入为4011766两黄金，其中1827879两记为“常规收入”，2183887两为“特別收入”，主要是铸币税。如果按这个数字，即使按照1比5的金银比，幕府也能取得2000万两白银的收入。如果按1:15的金银比，能折合6000万两白银。

当时的大清的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当时的日本只有2500万人口，能获得1000-2000万两的财政收入。大清4亿人口，是日本的16倍，财政收入只有日本的2-4倍。人均财政收入，大清是日本的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财政能力是政府的核心能力。大清这方面，连德川幕府都比不上。

大明的财政能力也很糟糕，明中期太仓的收入只有200万两，加上实物税，全国合计大概也就是1000-1500万两。

明清的战争动员能力也很差。战国时期的日本，军队可以动员人口总量的2.5-4%。大明连人口的1%都动员不起来。万历援朝战役，日本可以派出20万军队出国作战，而大明派出了3-4万人，财政就吃不消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比较一下德川幕府和清朝中期的农民收入的分配机制，就知道原因了。

江户时代的日本和清朝的中国都是人多地少。江户时代的普通农户一户约5人，占有田地的收获量大约为大米10-15石（日本石）。清朝人均产出大概6-7石，一户5人是30石左右。日本石比中国石大，但换算关系不是特别清晰，大致上是一日本石等于二中国石。人均产出其实差不太多。

农民的出产如何分配呢？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の分析》中有这样的表述：「江戸时代末期において、约 37% の収获量が年贡（领主への税）として徴収され、20%～28% が地代（地主への家赁）として支払われ、残りの 35%～43% が耕作农民に留まった」

37%是政府收的税，20-28%是给地主的租，35-43%是农民留下的。

清朝这边，按朝廷规定的正税，清朝大部分时间田赋税率约为5%-10%，有专家认为实际征收比例只有5%，相当于二十税一。但对佃农来说，给地主的地租，需要占收成的50-60%，还有一些其他的杂税。最终能留下的，也就是四成左右。

江户时代的日本和清朝，无地的佃农，能留下的比例也差不多，就是四成。因为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农民就活不下来了。人多地少，劳动力供应充足时，佃农能拿到的产出分成，就是勉强糊口活下来的分成。

但江户日本和清朝的根本区别是，政府能拿多少。江户时代，政府（税）是37%，而大清，政府能拿到的税只有5-10%。农民收成中，政府能分到的部分，清朝政府是江户日本政府的13.5%-27%。这个比例，和前面的人均财政收入，清朝是江户日本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是一致的。

为什么江户时代的日本，田税能收到接近40%，而清朝政府只能收到5-10%。因为封建制下，所有的土地都是领主（政府）的。土地所有权的买卖是禁止的。能流转的，只是土地的耕作权。江户时代，日本所谓的地主并非真的地主，只是一个转租的二房东，只有田皮，没有田骨。二房东肯定无法收大头。清朝的地主，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田骨和田皮都是地主的，所以能收取更高的比例。

封建制下，土地所有权和政权是合一的，土地是领主（政权）所有，不得转让。因此，也就不存在古代中国的土地兼并问题。中国的表面上的中央集权制根本就不是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权并没有掌握土地。中国一次次的历史周期律，根源就在这里。

中国的儒家社会舆论，自始至终都在鼓吹所谓轻傜薄赋。在政权早期，人少地多，劳动力稀缺，以自耕农为主时，轻徭薄赋是正确的。让自耕农能有更多的积累，开垦新田，扩大生产。

然而，到了政权中期，人多地少，土地变成稀缺资源时，劳动力过剩时，情况完全不同。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完全竞争市场，利润会趋近于零。土地稀缺，劳动力过剩时，劳动力（佃农）是没有利润的，劳动力能拿到的价格，等于劳动力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农民维持活着的成本。

所以，进入人多地少的时代后，佃农能拿到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 活着的成本。土地产出和活着成本之间的剩余价值，会被拿走。封建制的江户日本，政府拿走了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而集权制的中国，地主 - 这个中间商拿走了大部分。儒家知识阶层主张的轻徭薄赋，没有降低农民负担，反而让中间商大发其财。

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看似集权，但其财政能力和动员能力，都远不如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政权。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政权，转型成近代资本主义政权，也远比中国容易。

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些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经济的学者认为，早在1946-47年，解放区财政收入就超过了国统区。当时国统区的人口是解放区的三倍以上，占据了最富庶的省份和主要的城市和港口。

为什么解放区能在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更低比例的经济产出的情况下，汲取到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简单一句话：消灭了中间商。政府从拿5-10%出产变成20-40%的出产。消灭了中间商，农民负担减少了，政府税收直接翻了4倍。

金庸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也承认中国想发展工业化，地主这个阶级必须被消灭。区别只是手段。是用暴烈的革命手段，还是温和的赎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