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研为什么要花纳税人的钱？

开题之前，先提一句，纳税人资格说法本身就是舶来品，来自西方尤其是美英。

首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每个课题和基金标书都有考核指标，你想到的国家都想到了，都要验收的，凡是经费都要审查。

第二，在西方的科学发展早期，例如卡文迪许的时代，科学研究可以是贵族在私人实验室里的爱好。但今天的很多科研装置，如粒子对撞机、太空望远镜、基因测序、量子计算机等“大科学”装置，动辄需要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入，这远非任何个人或家族财力所能及。将现代基础科研与18世纪的个人研究类比，忽略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三，公共资金支持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正是因为认识到基础科学的巨大潜力和超高成本，二战后世界各国（包括最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才普遍建立了以国家基金为核心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基础科研，不是中国的特例，而是全球科技强国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中国的NSFC基本就是拷贝美国的NSF。

第四，基础科研是“基础设施投资”，而非“消费”。 我们不会要求一条高速公路或一座水电站在下个月就收回成本。同样，基础科研是在建设一个国家的知识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储备 。它为未来的技术、产业和解决方案提供源头活水。今天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突破，无一不源于几十年前看似“无用”的数学、计算机和生物学基础研究。这是为全体纳税人未来的福祉买单。 纳税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是更健康、更长寿、生活更便捷、国家更安全、经济更繁荣。基础科研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途径。今天投入在基础医学上的钱，未来可能研发出攻克癌症的药物，让所有纳税人（及其后代）受益。这恰恰是对纳税人长远利益最负责任的投资。

第五，我还强调一下，真正的突破无法被规划。 如果我们能为一项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结果可预期的研究设定KPI，那它大概率不是自由探索，而是技术开发。自由探索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时，无法向任何基金会承诺这会带来GPS技术。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同行评议，而非工分制度。 基础科研的验收方式，不是看论文数量或短期经济效益，而是看其成果能否经得起全球科学同行的检验，能否发表在大家公认的期刊上引发后续研究，最终能否写入教科书、改变人类的认知版图。这套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级、更专业的机制。

最后，我想说一下，基础科研工作者本身也纳税，创造的价值是全人类共享。我承认科研界有少数害群之马，把经费中饱私囊，但这是概率问题，我们欢迎加强监管，但也呼吁投入更多基础科研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