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发展的困顿与教育的殖民遗风（增补稿）

    一国两制以来，港人治港的政策确实“落到实处”，不过香港很多地方只是延续了殖民制度而没有维系好“一国”的底线。比如议员的参选资格本应当承认“一国两制”这个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你如果连“一国”都不承认，那么你当选议员会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参政议政吗？例如黄台昂和游惠贞连当选议员就职宣誓程序都不履行，这香港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吴稼祥先生所说的“广场民主”（参见吴稼祥《公天下之后重启西周》）。旧时民间选个族长那还得有个“德高望重”条件不是吗？那个“黄台昂和游惠贞组合”说好听了顶多就是个没有基本法制意识的操蛋孩子，他们懂得民生大事是怎样一回事吗？他们了解香港的历史吗？如果说“参政议政”，他们除了会说“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之外知道为选民乃至全体香港同袍谋福祉的义务是怎样一回事吗？

    香港近日的风浪从中能够看出香港社会面对困境，依然撕裂，面对内地，依然纠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点出了其中的关键原因所在，并给出了自己的对策：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谈香港困境：中国逻辑和香港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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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先生痛斥过台湾的“酱缸文化”误了国民大事，那么香港有没有“酱缸文化”？既然是市民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来为自己谏言谋福祉，那总要看看这人能否忠于选民的嘱托是吧？自己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居然闭着眼睛随意选举自己的代表，那就必然会像台湾那位老国民党员就台湾选举领导人的乱象痛斥：“自己做贱”！当然台湾的“酱缸文化”与香港的“酱缸文化”所不同的是台湾“酱缸文化”的群体主要是中老年人，而香港的“酱缸文化”的群体主要是年轻人，具体来讲主体是学生。自打“占中”以来，看看满街标语上的那些错别字就知道他们学到的知识都是些什么东西了。这些学生可能自以为是”继承了五四精神“，其实他们与当年的义和拳民如出一辙，就像柏杨先生所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流氓无产者“（详细参见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原著。另外，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也有“实景描述”）。“一国两制”毕竟不是去掉“一国”的两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法规都不允许宣扬暴乱，教师教学的“自由裁量权”不能随意膨胀，更不能违背法制为所欲为。少数教育者拿了洋人的赏钱肆意煽动学生违法，我想家长和社会都不会不知道，默认同等于鼓励。

   与内地教育相比，台湾学生和香港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知识了解甚少。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在“港人治港”下，香港的学校仍然依照英国的教育体系和课程内容显然不可能实事求是的揭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经历的那些灾难和耻辱。正是这种把耻辱当成“殖民荣耀”的意识和心态造就了现实香港社会中一部分年轻人的无知“反叛”。这背后反映了香港的教育界确有一部分教师的蛊惑和煽动，这些教师恰恰利用了“学术自由”这个幌子勾结外部势力煽风点火。相比德国政府和社会对二战法西斯的行为反省和立法禁止。香港的法制和教育显然是存在不足之处的。对于那些15岁左右的孩子被引诱参与暴乱来说，社会和监护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自由不是行为的随性发作，还要有法治调控：你在楼上装修可以，但你打穿了楼板，影响了楼下的生活就要负法律责任，就要赔偿！

   自香港发生“占中”以来，参与非法闹事的参与者主要是学生。如果说都是年轻人闹事也不准确，因为年轻的工薪者很少有参与暴乱的。要说其他的客观原因，那么就是香港回归之前的大陆第一“转口贸易港”业务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后被内地的港口分流。加上香港原本制造业和科技能量就不是很强，所以与内地相比是滞后了（到目前为止港资企业在内地的市场份额不足挂齿），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初，内地经济滞后，所以港资在内地建厂和推销港货很受欢迎（主要就是家电）。但这些港货随着内地的发展，其品质与价格与日货相比毫不逊色的时候，港货的“地摊品质”就显露出来了，于是香港的产品（例如录音机和电视）就被淘汰了。香港的金融服务虽说很不错，但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深港通”始终不成大气候。尽管内地频频招手，但香港金融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这在西方金融界似乎很不理解。大约香港的金融资本对内地而言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情节。内地在发展，香港也不能只习惯“躺在床上数钱”（任正非语）。香港和内地的“共谋发展”实际上机会比台海两岸的还要多。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橄榄树和凌志汽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化时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怎样在全球化中生存。”要说发展的机遇，香港与内地相比，发展的机遇并不少。内地的扶贫攻坚已经基本实现，棚户区改造也大有进展。而香港20万人的“笼屋”要解决实际并不困难，问题是香港想不想解决。孔夫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所以，对每个人、每个社会和每个政府机构都是必要的。对这些问题，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剖析值得所有中国人反思。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告诫至今闪烁着历史的光芒：“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注释：广场民主：按照吴稼祥的解释就是广场上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做决定：谁是帅哥靓姐，谁说得多，谁的嗓门大，那么谁就说了算。哥白尼因为提出“日心说”遭到教会反对而被处死的过程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