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倡导的系统思维认识扩大消费的起点和终点的关系
引语:系统思维是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下的观察认知的出发点
期初,钱学森先生回国不久就发现那时国内在“向科学进军”号召下,国内科学领域和经济建设领域的发展中有一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那就是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发展领域都缺乏系统思维——也就是无论在课题项目研究还是在经济规划与管理中缺乏科学的整体观念系,即缺乏“系统思维”。所以,钱学森在中国的“两弹一星”项目中设立了一个“总体部”,就是从立项的一开始,“总体部”就按照系统控制的原则检查、规范系统工程的所有要求和技术规范。也就是从一开始就紧紧围绕项目的立项规划到项目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案实施实施以及管理和验证最终到成果的实现全过程所有环节或技术节点实施全面的验证和管理,乃至到成果的验收和批量生产及实际应用的全过程“受控”。
后来,为了国内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完善国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系统工程”应用水平,在钱学森等一批国外留学回来的专家学者的建议下,中央电视台专门开办了《系统工程讲座》组织全国科研单位、高校和企业有关人员“补课学习”,在这个系列讲座中,第一讲就是钱学森和王寿云分别讲授了《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钱学森把系统的概念和系统思维的历史演进从中国古代哲学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一直讲到当今世界的“现代复杂大系统”的相关理论。用“自发的系统概念考察自然现象,这是古代中国和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古代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里包含了系统思想的萌芽。
对此,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在授课时给出了一个经典例子:“中国的医学理论起源于古代哲学,中医的‘辨证施治’理论基础就是系统思维。如果否定了中国哲学,那么中医也就没有了。”
系统作为一个概念既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像一些外国人所讲的那样,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突然出现的东西。系统概念拉源于古代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经验认知的总结。“朴素的系统概念,不仅表现在古代人类的实践中,而且在古代的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中就得到了认识和应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对于系统思想的方法论是有重大贡献的:
1、使系统思想方法定量化——成为一套具有数学理论,能够定量处理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关联关系的分析,归纳和计算评估(离散数学)的科学方法·。
2、为定量化系统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计算工具(尤其是对多因素复杂大系统中的大数据超级算力要求提供可靠保证)。
3、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交叉和实践实践,宇宙和地球大自然的复杂结构和运动机制都是多因素的复杂大系统问题。一个大系统是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并且大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多样化的。
4、尽管如此,从整体上来看,各个系统之间还有共性的,所以应用系统工程处理问题时需要具备以下的观点:
a 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一个系统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同时系统的目的和功能也是由很多目标或指标形成的,阴虚不能仅仅从个别部分和某个指标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b 关连性:由于系统各个部分本身及其他部分之间都有着相互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中的相关性也不一定相同(大小,方向,时间以及动态性质和逻辑关系不同等等)。
c 最优性:(满意性,随意性),一个系统功能如果要想实现1+1>2(最优目的),那么系统的优化就很重要:“最优计划,最有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也就是说,系统最优就是系统的效果最好,具体来说就是最优计划、最优设计最优控制,最优管理,最右运行,最优效益。
d 综合性:现代系统是多样性的,尤其是现代复杂大系统中要素多,相互关系关联复杂,涉及的科学技术范畴大,功能结构复杂,系统要素不仅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机械结构,电子模块,数学计算和逻辑判断以及主程序和子程序网络架构等)。
e 实践性:系统工程的目标任务就是按照设计目标完成既定任务。而且这些目标和既定任务都是由预定任务设计·组合的,也就是说系统工程是实用性工程体系。如果离开具体的目标任务,也就谈不上系统工程。也就是说人类无论是有形的系统还是无形的系统,都是基于实用的目的,所以从系统工程一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都具有实践性特征。
社会经济系统循环的客观过程
社会经济系统循环的客观过程没有绝对的起点,所有起点或终点都是相对而言的。恒古以来,人类的生存过程就是以狩猎和采摘维持生命,因此猎物和植物就是人类最早的的需求。后来人类可以“钻木取火”,由此可以随时可以熟食了,这样“火也成了需求”。由此可见古人的需求(消费)还不是商品。但现在就不同了——肉食你要去买,煮熟实物也需要锅和·炉灶燃料。于是米面鱼肉和蔬菜乃至炉灶燃料也都是需求的消费品了。由此也就是说需求的物虽然不同,但其功能则是一样的(生理的本能需求)。同样的道理:工厂家庭需要电——发电需要煤——采煤需要有矿——开矿需要工具——工具需要钢材制造——炼钢需要矿石——矿石需要采矿·····如此过程就是人类史的历史循环过程。所以按照系统思维,从宏观视角上就要把握这个相互依赖相遇约束的循环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系统中任何一个子系统要素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系统。
钱学森早期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原子弹项目)“,在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落实新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检测保证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QC管理体系“的前身。正是美国的这个”质量检测保证体系“保证了有30万人参与的”曼哈顿工程“。而美国的这个”质量检测保证体系“也是世界最早的的系统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后来,战后的日本在恢复经济时期从美国引进了“曼哈顿工程”的”质量检测保证体系“。但不久日本就发现美国的这个”质量检测保证体系“在劳动密集行业实行很困难,尤其是一线岗位的质量保证水平不稳定,但是不久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就意识到“人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要素”。由于日本文化中有许多中国文化要素,所以石川馨就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意识。于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在日本所有企业管理中推广开来——这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QC管理体系”。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恢复经济,所以引进日本的这个经验,所以这个管理体系就称作“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一直使用到现在(其中的数理管理工具由57种发展到112种)。自此,中国企业管理体系系统思维水平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以系统思想为核心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1、管理宗旨:全员参与管理的过程,全面的质量保证体系 。全过程控制的决策;全方位要素的落实。
2、管理体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员参与,不留死角。
3、质量第一,成本最优,效率最好,信心最高。
4、质量意识不放松,质量分析要可靠;信息传输要迅速;发现问题解决好。
5、规范化:标准一致,操作规范;工作有序,处处把关。
6、管理流程:车间要一致,班组是关键;岗位不放松,操作要规范;;人人有负责,事事有人管。
管理的起点和终点
从社会和经济学的视角来讲供需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经济系统的供与求总体上讲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一个生产系统一般都是需求决定于供给,而供给又可能制约需求——这就是系统的约束机制。就当下社会和经济状态而言:一方面出生率约束劳动力,而就业率也约束消费力。同时还有个因素就是,占90%的一般消费者都是低收入劳动者,有人调侃:“马云家里的客厅不会摆上100台电视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消费品的最大买家对象其实就是这些低收入者。现在几百万没就业的年轻人为什么谈“干婚”?不就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消费的起点就不具备,所以供应真的日子也就不好过——所以现在打开电视机或手机,满屏都是直播带货。其实房地产也是这个情况——满城都是临时工(劳务派遣工),你能想象到6个月最多2年劳动合同的年轻人怎么敢结婚买房?“房子可不是汽车可以到处跑——一年半载的合同到期之后又要四处找工作了”——这个账谁都会算。其实只要有个固定工作,“小夫妻们”还是可以通过祖孙三代四代“集资+贷款”买房。就这样,当下的房地产业也回应来一阵“烟火气”。 如果这种“终极消费”能撬动起来的话,至少房地产和家电产业都会迎来一阵“开市大吉”,不是吗?
所以总的来讲,社会生产力的均衡从规模来说,一般消费品的需求者和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者是同一个社会群体——占全部人口90%以上的群体——中低收入者,他们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所以调控方向错了调控效能就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规划决策的系统性问题:一是计划生育政策一定要站在“复杂大系统的角度上”看问题。比如某一年开始放松就啊生育指标,那么育龄妇女每人都多生一个孩子,那么500万育龄妇女就会增加500万新生儿。而这500万新生儿从一开始到大学毕业,那就是增加了500万要受教育和就业的压力(去年高校毕业待就业的人数就是这个数),其连锁反应就是社会从幼儿园到大学这段时间的教育资源非常紧缺(尽管多次扩招)。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山东某地一所小学新生招了47个班,今年另一所初级中学新生招了90个班。也就是说,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一波学生流一直就是这样“挤压教育资源”。家长揪心,学校也不轻松。所以宏观决策一定要根据系统要素变化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问题在当今大数据时代通过算力是完全可以预判的。消费起点的决策出问题供给侧肯定也会出问题——这就是系统思想本可以预判和避免的事情。
由于绝大多数复杂大系统的问题本身都具有“供需点轮回”的过程特征,所以决策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在变化的。也就是说,系统或者说系统思维从内部来讲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键是系统的起点和终点如何把握,搞错了只会使系统运行一塌糊涂。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普遍存在。也就是说,一个大系统的的所有要素都要和系统的总体功能相契合,否则系统就会出现不可控的问题——例如,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教育规模以及社会就业的均衡目的背离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问题:“要素堵塞”。
所以,现代的系统管理理论无论是对科学技术管理还是社会事务管理都是可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不讲科学的“变革”起码是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的系统性问题只能依照系统思想的思维作出判断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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