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洛伊德到周丽峰，“性压抑”从来不是真正答案

文 | 飞剑客

　　这一年来，“性压抑”已经变成了一种互联网显学，从峰哥亡命天涯（周丽峰）的受众们到键政圈都在用这个词互相攻击。这波热度背后有MCN机构推动的明显痕迹，毕竟峰哥之前已经差不多凉了。最近峰哥又迎来一波热度，性压抑理论成功搭上户晨风苹果安卓人和力工思维的热点。在户子被封之后，峰哥也选择低调，结果刚低调几天被身在日本的王菊给架起来了。就不知道这烈火烹油的热度是不是其背后MCN想要的了。

　　不过抛开这些炒作套路，有件事确实值得琢磨：为什么“性”这个话题，居然成了分析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称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似乎许多社会现象、心理状态，都能从“性”这个角度找到解释的入口。在看似越来越开放的表面下，那些没说出口的规则、那些隐形的界限，其实依然坚固。

　　弗洛伊德：“性压抑论”的鼻祖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上个世纪那位备受争议的思想者——弗洛伊德。虽然现在很多人把他的名字当作玩笑，其心理动力学理论在科学心理学领域也已式微，但他提出的“潜意识”“压抑”“投射”等概念，早已悄然融入我们的日常语汇。

　　而他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把世上万物，包括你抽的烟、做的梦、口误失言，都归结于那个让你难以启齿的根源。

　　从弗老爷子开始，“性”就成了解读文明的重要线索。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性压抑着，这恰恰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人类天生带着强烈的本能冲动。如果任由性本能肆意奔流，只追求即时满足，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为了建立秩序，我们不得不学会压抑部分欲望。

　　由此，社会发展出一整套精细的机制，规则、禁忌、法律，这些看似约束我们的东西，实际上共同编织成一张安全网。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引导和转化那些原始冲动。性本能被小心地管理，从破坏性的力量变成建设性的能量。家庭结构得以维持，社会秩序得以延续。

　　但文明压抑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压抑造成了人类普遍的心理不适。文明越发达，需要压抑的本能就越多，我们承受的失落感也越强。他甚至断言，许多神经症和焦虑都源于此。

　　弗洛伊德还注意到一个更棘手的难题。文明不仅要管理性本能，还要处理人类的攻击性。这种指向同胞的破坏冲动，同样需要被疏导和控制。于是我们发展出“超我”，这是一个内化在心中的严厉法官，时刻提醒我们遵守规则。它压制那些被判定为“不该有”的欲望，压的太狠了，欲望便会出现扭曲与转移，也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分裂。

　　这些洞察在当时显得相当激进。弗洛伊德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文明建基于某种集体性的自我否定。我们用内心的分裂换来了社会的稳定，用个人的压抑换来了文明的繁荣。这个交易是否值得了？

　　当然你也可以觉得很扯淡，不过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过这个思路，用性压抑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这条从个人心理通向社会批判的道路，就这样悄然铺就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性解放

　　弗洛伊德的理论描绘了一幅文明与个体之间永恒悲剧性的图景：个体压抑是进步的必然代价。

　　然而，这一略显悲观的结论在二十世纪中叶遭遇了一批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重构，加入了历史主义的视角，“压抑”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人类境况，而是具有特定的历史形态。它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持自身运转而精心设计的一套权力技术。

　　于是乎，一场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进行思想嫁接的理论工程开始了，其目标是将性压抑的分析，从心理诊所的躺椅推向社会阶级战场。

　　战后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制度试图弥合阶级矛盾，通过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来营造社会和谐的幻象。在一些左翼思想家看来，这种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更深层次、更精微的统治形式。

　　比如赖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核心家庭制度，是一个制造屈从个体的“工厂”。权威主义的父亲形象、禁欲主义的性道德，共同在个体成长的早期，就将服从权威、压抑冲动的性格结构内化到人格深处。

　　这种压抑使得个体变得僵化、顺从、恐惧权威，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社会中的等级秩序和剥削关系。因此，性压抑不再是文明进步的苦涩代价，而是政治保守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心理基石。

　　所谓“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只有打破性的枷锁，解放被压抑的生命能量，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敢于反抗权威的新人，从而为真正的社会变革奠定基础。

　　将这一思路推向理论高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其名著《爱欲与文明》中，对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进行了改造。他首先区分了“基本压抑”和“剩余压抑”。基本压抑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为建立文明所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这是基于匮乏现实（物质短缺、需要劳动）的不得已而为之。

　　而剩余压抑，则是为统治利益所必需的、超出基本压抑之外的限制。它并非源于生存的必然性，而是源于特定社会统治秩序维持自身特权的需要。

　　马尔库塞并不主张退回弗洛伊德式的个体心理调节或单纯适应压抑性社会，而是寄望于一种基于爱欲解放的政治实践。那些“剩余压抑”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操纵消费欲望来维系着不自由的社会结构。因此，反抗的核心在于打破这种虚假意识，唤醒人们对非压抑性生存的渴望。

　　这些理论思考，为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新左派”运动和性解放浪潮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弹药。

　　年轻的激进一代不再满足于关于经济剥削的经典理论，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更弥漫的、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压迫”，比如学校的权威、福利社会家长制的调控、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以及那种令他们窒息的、虚伪的中产阶层道德。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这种压迫的框架：压迫的根源不仅在于工厂，也在于家庭、学校、医院和卧室。

　　所以西方上世纪的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关于更多的性自由。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对赖希所批判的“极权主义性格结构”的反叛，是对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压抑性非升华”和“单向度的人”的突围。

　　西方的大学生们举着3M头像（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在校园里焚烧胸罩、散发主张性解放、爱欲解放的传单、挑战学校的宵禁制度；嬉皮士们用群居、迷幻药和摇滚乐实践着对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价值观的抛弃。

　　这是一场典型的“反文化”运动，其主力正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学生和专业人士，即所谓“新小资产阶级”。他们反抗的，是那个由官僚制、消费主义和技术理性所构筑的“铁笼”。

　　在他们看来，解放爱欲，就是解放人的创造性潜能，就是对抗那个将人异化为工具和零件的资本和官僚体系。解放身体，就是解放那些权力最深入殖民的领域。

　　性解放运动的悖论

　　性解放运动之前的欧美，整体社会氛围建立在一种战后特定的资本积累模式之上。前面提到了，那是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黄金年代”。

　　彼时，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是经济引擎，与之配套的是男性养家糊口的稳定就业、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以及相对清晰的阶级认同。

　　在这个体系里，性的管理是相对功能化的，在中下阶层里，它被严格限定在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内部，但其首要的、甚至是唯一被公开承认的功能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社会通过教会、学校、法律和强大的舆论，维持着这种“压抑性”的平衡，因为它最有效地服务于那个时代资本对稳定、可预测的劳动力的需求。

　　70年代的欧美性解放运动，正是在秩序出现裂缝时（越南战争、五月风暴）爆发的。

　　表面上看，它是青年一代对伪善清教道德的文化反叛，其深层是经济基础开始悄然变化的征兆。

　　在海运集装箱革命以及石油危机之后的欧美，传统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开始崛起。资本积累的逻辑开始转变，它不再仅仅需要遵守纪律的体力劳动者，更需要具有流动性和消费欲望的个体，也能作为资本弹性积累工具的个体。

　　旧的压抑模式逐渐变得不经济了。一个只会埋头苦干为了一房几孩几狗的劳动者，会被当成“力工梭哈”来嘲笑，无法适应新兴的、需要情感劳动、符号生产和即时反应的后工业岗位。

　　新的形势赋予个体的更多“自由选择”，却将亲密关系比以往更彻底地推入了市场逻辑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情感被量化，吸引力被指标化。每个人都不知不觉成了性和情感市场中的竞争者，随身携带着由外貌、收入、社交资本构成的隐形简历。

　　在这种严酷的情感经济中，失败者应运而生。当性从传统道德和承诺中所谓“解放”出来，它却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边缘群体——那些在情感市场中缺乏足够“资本”，最后走向怨恨政治的人。比如在欧美出现，又流行于我国网络舆论中的所谓incel（非自愿独身者），抛开这个词汇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攻击方式来看，这种怨恨政治正是性解放时代带来的广泛挫败感产物。（关于怨恨政治概念见之前文章《“苹果人”户晨风，末人们的东亚殇学》）

　　这里要提一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欧美社会这些围绕两性关系的讨论开始在线社区中发酵和演变，并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分支：

　　其一是承认市场规则，并学习如何在市场中取胜。走向了“搭讪艺术”（即中文互联网耳熟能详的PUA）。它教授男性从外形改造到心理操控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指数，从而获取更多的性资源，是情感市场版本“成功学”之路。

　　其二是“红药丸”思潮，他们看清性和情感市场残酷的真相，但认为PUA的技巧只是表象，真正需要的是内在心态从贝塔男向阿尔法男性气质的彻底转变。

　　其三是“米格道”这类主张男性远离异性的思潮，认为在性和情感市场中，男性永远是吃亏的，因此，最理性的选择不是去适应，而是脱离与异性的亲密关系，专注于自我提升或独自生活。这是性和情感市场中的躺平罢工论。

　　正如当下的另类右翼从葛兰西、德勒兹那里汲取了大量思想资源一样，前述的男性主义思潮，其根基也部分地植根于西马理论的片段之中。

　　同样，某些走向本质主义的激进女权，也将男女简化为永恒的对立阶级，同样共享了这种“压迫”的类叙事。这些思潮，都是对同一个情感市场分化后的不同反应。它们像黑洞一样，吸纳着那些在性和情感市场上感到绝望的个体。

　　性与情感市场的残酷竞争导致的关系工具化，使越来越多人选择自我封闭或逃避亲密关系，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主体性”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在这里，当初的性解放的承诺与现实形成了尖锐对比。

　　回过头看，弗洛伊德和西马的理论家们，为我们打开了性这个暗室的门，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心理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隐秘连线。但他们的工具箱（以及衍生出来的姑且叫“另类左翼”的群体），或许已不足以完全拆解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机器。

　　60年代的小资产阶级们幻想用性来瓦解资本主义，结果却是资本主义用性自由来巩固自身。今天网络上的“性压抑”叙事，是这个失败革命的遥远回声，只是它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乌托邦色彩，只剩下受挫、无奈和犬儒主义。

　　现在网络上如“峰哥亡命天涯”的直播间，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因于“裤裆”，简化并归因于个人性魅力的缺乏或性技巧的不足，也很容易成为消解问题严肃性的社达式嘲讽。

　　值得留意的是，周丽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知，其“亡命天涯”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边缘行走，也是一种话语层面的底线试探。他核心策略是“抽象化”，就是把一切严肃议题转化为恶俗化的“乐子”，并与其受众（其中不少是所谓“神神”群体）共建一套内部黑话体系，以此解构主流。一旦遭遇压力，他又能迅速切换成“扛红旗”模式，借助语言游戏回避。这种老鼠一样生存哲学，其核心是一种投机主义。

　　美好的生活当然不能没有健康和完满的性与爱欲，但它的实现，无法单纯通过观念的解放来完成，最终依赖于我们去改变那个将一切人类关系，包括最亲密的关系，都变成为冰冷计算的社会结构。

　　这需要回到对分配、阶级和生产关系的冷静审视，或许比沉溺于个体主义的心理学更为紧迫。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让人有时间、有精力、有安全感去爱，去信任，去建立长期承诺的社会。这条路，比单纯打破禁忌要漫长得多，但也根本得多。

　　现在户子已经没了，峰子还在，结果被现在被王菊架在火上烤。除了“性压抑”外早无新活的峰子，可能面临职业生涯最危险的一次热度了。不过，也可以用峰子的话来说，这是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