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定道理，这横渠四句本身是很高洁的，但它也掩饰了士大夫地主阶级虚伪的另一面

【本文由“贾迎梦”推荐，来自《为什么宋明会两次亡天下亡民族亡国家。》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有一定道理，这横渠四句本身是很高洁的，但它也掩饰了士大夫地主阶级虚伪的另一面。

“为天地立心”争夺的是思想文化领导权，或“教权”，是对一切自然社会万物的最终解释权。我们现在知道，儒家理学的格物致知并不符合科学，只是从自然之理附会社会之理的经院哲学罢了。

“为生民立命”争夺的是经济财政领域的领导权，追求的主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类的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它将有产阶级的诉求包装成普通底层百姓的诉求，全面施行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凋敝，地主兼并成风，从而对外打不过建州女真，对内安抚不了农民起义。

“为往圣继绝学”具体指向的是继承和重新发明汉代以后被长久弃置、至唐代被韩柳重新发掘的儒学，重新创造的结果就是宋明理学，以及基于朱子批注的标准教科书的完全体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完善当然是有利有弊，从弊的一方面来说，就是力量松散的地主士大夫阶级重新团结起来了，本来唐末乱世以后世家大族是已经被消灭了的。宋代对文人的尊崇保护（皇帝几乎没杀过一个文人），明代江南士绅抱团操纵科举，都说明纯粹汉人皇权已经压不住这股官僚势力了（在世家大族被消灭后，汉人皇帝本身的家族势力也同样已经约等于无了）。

“为万世开太平”反映的是宋明时期儒家的理论自信，他们坚信重振旗鼓的儒家能克服历史周期律的顽疾。一旦让理想主义的士大夫全面掌权，就可以避免皇帝昏庸、武人乱政、外戚和宦官专权等历史教训。但是，结果是，尽管宋代以后皇权变得无比稳固，外戚和武人篡权的事件不再发生，但宦官专权（作为皇权的延伸）和党政又成为新的制度顽疾。儒家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从阶级基础上并没有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从制度上并没有解决国家能力和吏治监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