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盗、窃、贼

    《谷梁传》曰：“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后世将这种记载方式称为“盗例”，意指《春秋》一书中对于“盗”的记载规则。那么，何谓“盗”呢？

    春秋时代，“盗”并非单纯表示盗窃物品，一些大盗贼固然还不到盗国贼的程度，但也是与此相近的大盗、亡命者和一群不逞之徒，一般来讲是抗逆社会秩序的人。

    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公元前563年，郑国的执政官公子騑、公子发、公子辄被“盗杀”。事件的起源是公子騑为了扩大自己的私人园地，而夺取了司氏、堵氏、侯氏以及子师氏等人的农田，这些失去土地的人遂“聚群不逞之人”，发动了叛乱，在西宫的朝堂之上杀害了执政，将郑伯幽闭在了北宫，放了宫中的家臣与妾婢，即男奴和女奴。又将器物钱财四散出去。若以后世的眼光来评判，这帮不逞之徒简直就是梁山好汉的原型了。但是，不久之后，公子发之子——子产击破了贼军，“盗众尽死”，残存的主谋者逃奔他国。但是，事件到此还未结束。

    为了抚慰民心，郑国大夫子孔制作盟书。盟书的内容为何不得知，猜是对这一事件带有很强主观定性的公告之类。然而，此举又使得郑国内部的不满之声日益高涨。为了平息众怒，子孔最后在仓门外焚烧了盟书。《春秋》在描述这次政变时记载道：“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另据《左传·襄公十五年》，也就是事件过去约五年之后，为了惩办逃奔宋国的“余盗”，子产用“马四十乘”贿赂宋国，宋人遂将这些罪犯引渡回郑国。最终，这些人遭到处决，被剁为肉酱，用盐腌渍。

    以此立威的郑国大夫子产旋即开始了一段26年的执政时代。子产当政后积极改革，首要的便是改革田制，取消井田制，承认私田归个人所有。这项确权举措被史学家公认为是一大进步。若非经历前述的“盗乱”，很难说郑国会有开历史新风的革新措施。与此同时，春秋时期，诉讼案件的判定几乎以执政者的主观判断为标准。为改变这种状况，子产将有关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此举又开启了一个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剧中“子产”

    大体上，中国的成文法形成较早，由上述可窥一斑，究其原因，当时的土地经济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私人的土地持有者便迫切渴求着社会层面的法律认可。

    在《春秋》中，有时作者即便明知施事者的身份，依然会称其为“盗”。例如，《春秋·定公八年》曰：“盗窃宝玉、大弓。”这里的“盗”即指阳虎。当时（公元前502年），鲁国处于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鲁国的三大家族——这些“孙子”的统治，大臣阳虎希望压制三桓，实现独当一面，大干一番事业。争权失败后，阳虎出奔齐国。自封建以来，鲁国便坐拥夏后氏之璜与封父之繁若（良弓之名），阳虎在出逃前将这两件镇国之宝一并窃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贵为一国之掌权者，也可以被称作“盗”。

    所谓“盗”，指的是那些不遵守既有秩序的人，他们即便不着手破坏秩序，至少也有意图脱离旧秩序。《庄子》中记载有“盗跖”，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相传一个从者数千人、纵横天下的大规模团体，大概也可算是早期“梁山泊”了。

    《左传》中经常有大盗在其他诸侯国为非作歹，他们或是进行政治暗杀，或是破坏秩序。当然，那个时候人们的头脑中还没有生成“盗亦有道”的概念。成为盗的首要条件，便是舍弃自己原有的封建户籍，亡命天涯。即便像孔子那样的人，一旦逃亡也会被当成“盗”，杀之无罪。

    由此可见，春秋之盗，绝非觊觎皿中之物那样的小偷小摸，而是某种否定政治体制、叛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氏族社会的严重行为。其字形中的“皿”当是共同体成员们用来盟誓的祝咒之器，指成员之间的盟约。而“盗”便是背弃这一氏族纽带，并从氏族团体中脱离而去。在秦石鼓文中，“盗”的字形上半部分新增有二“水”。要知道，古人常用血盟誓，不管是用锋利的刀子割破自己，还是割断牲畜的脖子，流出来的血都是浓于水的，而在容器里滴“水”，那简直就是在玷污盟誓了。

石鼓文拓片，右一纵列“其盗氏鲜”

    所以，将“水”置于起誓文书或用于血盟的祭器上，指的是一种试图切断氏族纽带、侮辱氏族之神的亵渎诅咒，而行此事之人即谓之“盗”。

    与“盗”一样，“窃”表示的也不是来自外界的掠夺攫取，而是那些发生于内部的自相残害。繁体的“竊”，《说文》曰：“盗自中出曰竊。”“竊”指仓库中的米谷所生的蠹虫，也就是民间白话里的“蛀米虫”。谷仓中贮存的谷物极易生虫，谷实经常会在人难以察觉到情况下被由内而外啃食殆尽。自古以来，国家财产的损失，大多属于此类。在古代，所谓夜不闭户，讲的是即便不依靠门户对自家进行守卫，也不会发生外来的盗窃事件。“贼”，均是由内而起的。

    贼，《说文》曰：“败也。从戈，則（则）声。”指该字形通过用戈毁贝之形，表毁坏之意。这“贼”不就是个败家子嘛。为什麽会这么说呢？

   《周礼·秋官·司约》曰：“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可见，当时流行重要的盟誓契约被刻录在鼎彝之上。剂，《说文》曰“齐也”，认为“剂”和“则”一样，都指的是均分。所谓的“约剂”，是铭刻契约关系的誓言。所以，所谓的“贼”，是对约剂鼎铭挥戈相向，毁坏铭刻其上的文字，图谋“袭利”者。

    “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在“富贵在天”的规则之外，一部分古人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富贵产生了新的期许，事实上，对这个梦想造成致命伤的并不是旁人给予的“若为佣耕，何富贵“的嘲讽，而是遇上了盗梦的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