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辉教授：人才去了发达国家，中国却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不久前，我看了几个内容相近的短视频，讲清北负责招生的大学中层领导来广州讲的一些故事，告诉家长，只会考试并不是他们需要的，但他们想要的，我也不完全同意，觉得这个解释可能也有些狭隘。

今天，我夫人和我一起跟听了这个视频，结束以后，我让她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大量人才去了发达国家，中国却快速进步了。这个命题还可以分解成多个相关的命题，比如，如果他们没有去发达国家，中国也许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她直接赞成了短视频的解释，说是这些分数高的优等生追求的是低风险、高福利，是要找到好工作和好福利来生存，发达国家恰好满足了这些人的要求造成的，而中国人在拼命追寻“富贵险中求”，创业精神超越了去发达国家的这些人，是创业精神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她说得比较粗线条，但我听着很高兴，毕竟我做了25年的三创教育，用三创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需要用三创解释现今中国的超越。

有一个问题先要澄清一下，就是美国人并不缺少创业精神，不论是讲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对比，还是讲硅谷创业，都需要看到美国整体的创业精神非常强，不仅是美国，也包括在美国带动之下的北美地区。那些引领全球创业精神的地区和国家，也培育出不少不同时代的华人创业英雄，比如有施正荣、黄仁勋、杨致远，甚至李泽凯，却没听说有来自于大陆的学生。不是中国人的问题，也不是当地的创业环境问题，而是中国输出的好学生存在着问题，而这些学生多是985大学培养的。

985高校是国家重点投入建设的高校，他们自得其乐，也通过高考令整个社会都十分向往这些学校，把进入这些高校变成了学生的人生极端目标，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也能通过当地政府或高中给予奖金，让家庭致富，因为许多家庭额外得到了几百万，真不是一个小数目。考上的人因为上了清北而骄傲，这种骄傲让他们无法走下神坛，只能求安稳，职业安稳、福利安稳，借着曾经的高分下的光荣和“知名”大学的光环，混一个自己认为的好日子。我夫人说，即使他们在国内，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人生定位也没办法成为事业的开拓者。

我这样讲，如同招生的人讲话，引起台下的人愤怒一样，因为整个中国把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这样的目标上，这一定会让他们失去方向，大概率也会引起群愤。但是上述分析，是有一些对中国的责任在其中，也是想纠正中国财政乱花钱和中国盲目重视“教育”的现状，这个现状深深地拖累了中国的年轻人。

那么中国能够快速追赶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些人走了以后，中国变干净了吗？这样的解释只有一点点道理，总体上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关系。

短视频解释认为，是中国人多，每年培养出几百万名理工科毕业生，有相当多的人才作为经济科技快速追赶人才的备选。原理是技术是流动的，本国只要有一个人做到了，就意味着全社会都可以做到。尤其是中国这种以模仿式学习为主的国度。这是我的“五力”模型第一个力－技术的流动力，中国人用自己的学习能力在打破世界技术壁垒，推动科技速度快速流动。

把这个话题引向“什么是人才”来解释这个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我们不能说清北学生智商不够高，为了不打击高考的意义，我们都得承认，高考选拔了高智商人群去了清北。但是，全社会暗示去了清北就进了高端人才的保险箱，批量生产没有闯劲的毕业生，去清北成了追求轻松安稳的获益者和岗位执行者的代名词，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入学时差不多是人才，但经过大学教育，变得不是人才，至少不是领导型、开创性人才，甚至家长也不愿意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才。

相反，不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二流三流大学，不仅认真地进行三创教育，特别是创业教育，也想办法创造条件推动学生参与科研成果转化并创业。如果说30年前还是以大量的农民洗脚上田的创业为主流，从1998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大学生创业的浪潮，现在创业者已经是知识分子的天下了。

全世界有两个国家特别强调创新，一是美国，是由民间发起的，二是中国，是国家推动的，民间参与，中国是不同层级政府在强力推进，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并且出现了全民创新的热潮，主要表现在“创新”一词在政府文件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无处不讲创新。

然而，就创新的性质而言，创新的核心含义是打通了从创意到申请专利并把专利到应用到产品让市场接受的全链条，还是从商业上形成一个构思，再去寻找一些技术，整合成为实用的专利，甚至也可能是发明专利，并且商业化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点，西方发达国家从学界到实业界基本是这样的定义，所以，他们以为控制了上游，后来者就没有机会超越，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定义在中国式人才和中国式创新面前很难成立。可惜的是许多中国人还把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作为创新主体，以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是创新的源头。

我以前在天天观察多次反复表达我们的态度，中国举国把创新的概念泛化，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今天晚上和创业实验室的学生说起这个创新概念，他们也无法把创新的概念讲清楚，似是而非。创新是企业行为，其根本目标是增加利润，其行为主体一定得具有商业性，政府或者是事业单位等没有利润目标的机构，即便是创造性行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创新为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用垄断或投机的方法获取利润，其原理是从要素一侧寻找最有利的方法，整合成自己希望，最后市场也接受的产品或服务，在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模仿之时，形成了利润。以前指望拥有更大规模的资本或者更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现在技术的贡献更大，所以，企业主动自觉地运用技术。听起来这句话没有什么内涵，其实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近年来，技术不断分化，许多技术强化（也可以说是创造）了“有用”的指标，比如屏幕薄，其变成产品给人的体验是占空间少，因此，可以随身携带，变成了手机屏幕，并且处处有屏幕。类似的，计算速度要快，所以不断形成芯片的设计原理，都是来自于人们由这些元件构成的产品所产生的体验。这样就给运用技术以极大的空间，那些只在实验室里搞科技的人并不占优势，相反，能够想到应用场景下的体验并且集中到某个体验性指标的，才算是创新突破。

在技术流动的背景下，中国人在创新方面的能力极其强。如果用发达国家的人才观，以为我不教你，你就不会，所有知识产权制度都在保护这样的技术行为，但在中国，大量能够不触碰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绕开各种技术壁垒的人才到处都是，相应地人才变成了一、“你会的，我一定要会！”（来自于独立自主的思维传统）二、我想办法搞会，但要与你有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即便把技术秘密做得很好，也仍然难以避免技术在国际之间流动，一旦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了这样的技术（概念），就会变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行动。

国内的教育是跟踪、模仿教育，即使现在课堂的教学主力军-博士教授，多以追踪国外前沿科学技术为教学内容，在引导学生和评价学生上，也以这样的观念，试想，这样的教育会培养什么样的思维呢？以前，我也和大家一样，认为没有原创就不算创新，但中国式创新并不重视原创，只要认识到技术存在流动性，创新完全可以不从原创创新开始，而这样的创新是回归到创新的本质上，即能够首次运用某些技术获得了成功的商业化运用。

这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至少需要下列几种人才，一种是能够了解技术前沿变化，也能够初步判断技术在中国应用的前景，不过中国的国家战略经常会代替企业这种行动；第二种是能够解剖已经出现的技术，能够把这样的技术通过多种渠道使其经济性变得非常强，他们是中国式创新的核心人才；第三种就是能把产品性能做到中国市场愿意接受，即使在国际市场也能够让多数人接受的人。

能够做到这样的商业结果，就有了破坏性创新的意义，虽然它不是从技术角度破坏的，而是找到了更低成本的方法，瓦解了多年来一直被全世界仰望的高价格技术，并且找到了更加具体的应用方向，甚至有些不仅能以低价格优势挤占传统市场，还能通过再创新，性能比原创企业还优秀，盾构机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中国式创新需要中国式人才，这些没有去发达国家的学生们，还保持着以勤劳为特征的劳动态度，不仅在工业领域深度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工程组织，在售后服务中也以能够隐忍作为优势。虽然中国企业面向海外市场的服务体系还没有十分完善，但是态度却是诚恳、忍让、体贴的。这些来自于这些学生没有可以与老板抗衡的资本，所以中国的企业老板不断向这些员工要求延长工作时间，并且巧妙地利用技术和提供优质服务。显然，清北以及被全社会教育成“天之骄子”的985大学生不太容易做到这些，因此，也无法参与中国式创新。

除此之外，中国能够实现快速追赶，政府推动经济也起着重要作用。不论国家，还是地方，都在不遗余力地用科技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创新。虽然政府这样做带来的后遗症不少，但是好处也十分明显，这就是产业发展的快，产业不断被细分，不仅有利于形成内部规模经济，更会促进外部规模经济，而中国恰好具有充足的市场空间和巨量的劳动力后备军，其结果是中国的每一个产业都被带动着创新，并使总成本越来越低。

这些都在利用人才的商业能力，我认为这么多年来，三创教育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举国不认可的人才，成为中国超越、缩短差距的主力军，而被全社会以为是人才的，去了发达国家，他们越来越不敢回国和他们曾经瞧不起的中学同学竞争。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的悲哀，渗透到这么多家庭，牵连到许多家长，他们后悔，却没有教育晚辈，以至于以讹传讹，毒害着中国社会。

整个中国享受在对人才不公正待遇下的人才努力带来的红利，却在追捧着另一些个人略有收益，国家没有多少收益的人才概念之中，这是一件多么不合理，也多么可笑的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