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周边国家，中国有几大历史选择尤为惊险”

［新加坡］马克斯·莱恩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尤索夫·伊萨研究院

【导读】自印尼总统出席九三阅兵之后，印尼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出现升温。今年是印尼独立80周年，也是中印尼建交75周年。如何将中印尼的友好关系落实为可见的发展成效，已成为印尼决策层摆脱结构性贫困的一大抓手。

作者指出，印尼的贫困根源在于荷兰殖民统治遗留的结构性缺陷——工业基础缺失、资本外流、教育匮乏及巨额债务。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尼基于相似的发展困境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寻求团结。不同于中国对经济自主的坚持，印尼转向融入前殖民大国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最终深陷依附性经济泥潭，生产资料高度依赖进口且缺乏高端制造能力。

本文指出，鉴于任何一国削弱依赖性的举措都会遭遇帝国主义的敌意，仅在国家层面制定发展规划可能成效有限。理想情况下，将全球南方本身视为一个关键的经济区域单元，共同规划彼此间的分工，才能削弱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侵略性遏制。近年来，中国牵头的小型发展援助项目已经初见成效，更大规模的多边合作亟待展开。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全球南方与东南亚”论坛专刊，与会学者倡导建立全球南方网络（GSN），探索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区域合作路径与发展模式创新。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殖民遗产与印尼的欠发达：

一个全球南方的挑战

我不是全球南方的公民。6月11日，当我坐在印度尼西亚大学的会议室里时，这一认知尤为强烈。会议室里坐满了来自中国以及几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代表——当然，东道主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也在其中。作为参会者中唯一一位来自全球北方的白人（基因上是苏格兰-维京混血），我感到有些格格不入。

这场名为“全球南方与东南亚”的会议，核心议题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并非停留在空谈层面，而是已经在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一形式得以体现，印度尼西亚现已加入该集团，尽管其合作方向尚不明确。

我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尤索夫·伊萨研究院的高级访问研究员，这或许能解释为何我的参会信息显示来自新加坡。但我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所在机构，而是源自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印度尼西亚政治与经济的观察。或许有些讽刺：一个来自新加坡智库的白人在谈论印度尼西亚。

本次会议的主旨十分明确：回应全球南方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既存在于前殖民地国家，也存在于西方殖民国家的社会内部。尽管许多人期望建立某种多极世界，但现实世界正日益两极分化而非多极化：一边是被压迫的全球南方，另一边是由美国主导的、通过跨国公司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主导世界的全球北方。

那么印尼处于什么位置？印尼真的属于全球南方吗？全球南方的本质是结构性贫困。我在演讲中强调：印尼和中国本质上都是贫穷国家。若不理解结构性贫困与依附性的现实，我们就无法解读全球动态。这不仅是地理划分，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野。

不妨看看原始数据。2022年印度尼西亚人均GDP为5000美元，而美国为 7.6万美元，荷兰为 5.6万美元，澳大利亚为 6.5万美元。成人平均净资产方面，印度尼西亚为17350美元，美国为551347美元，荷兰为352814美元。前殖民国家的财富中位数是印度尼西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的183倍。

残酷的事实是：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加工自然资源的资本和技术能力，印尼仍然贫困。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只有中国在生产资料制造部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一部类）相对先进。国产机床等实际生产资料的自给率已达30%~40%，中国计划到2030年实现高端机床70%以上的自给率，尽管在超精密磨削和五轴数控系统等领域仍需突破。中国从早期经济规划就优先发展自主的生产资料制造能力，并在21世纪初加速这一进程。

全球北方仍垄断着创造新型生产技术的能力，尽管其体系充满内部矛盾。美国国内生产的实际生产资料约占60%以上。

承认印尼的结构性贫困与依附性很重要。没有诚实的认知，就永远无法追问：为什么印尼如此贫穷落后？这个问题最为关键，因为若不了解贫困落后的根源，就找不到解决方案。

▍印尼为何贫困？

那么印尼为何贫困？首要且决定性的原因是殖民势力在群岛近300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这种统治并非总是以20世纪那种直接殖民形式出现，但自16世纪起，欧洲殖民势力（尤其是荷兰）就主导着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此处无须回顾300年历史，只需考察二战前20世纪30年代荷属东印度的经济状况。在讨论该状况前，请读者回忆二战期间殖民列强（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几乎“无限”的工业能力——从航母、潜艇、战斗轰炸机到数百万辆吉普车、卡车、坦克，以及数千亿发弹药，全球炸弹和炮弹产量估计在3500万至4500万吨之间。

而同期的印尼呢？荷兰殖民者从未建立过一座现代工厂。最大的工厂不过是碾磨甘蔗和烟叶的作坊。1941年巴达维亚工业事务部彼得·西特森编制的《荷属东印度工业发展》报告显示，在6943.5万人口中仅有324210人从事“工业”——基本为零。此外，这些工作场所的平均规模是58名工人：所以，它们是作坊而非工厂。该报告另一部分给出的1941年数据显示，工人的总数更少（146771人），年均收入318荷兰盾，实际上几乎为零。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工业，“工业发展”完全是误称。作坊式生产占据主导。值得记住的是马克思对手工业（及其改进）与工业化之间的区分：改进手工业涉及增加工具，使个体工人更具生产力，而工业化则是引入实际替代人力的机器。即便在手工业层面，1941年的荷属东印度也落后得可怜。

在与重新入侵的荷兰殖民者进行近四年战争后，为尽快结束共和国与荷兰殖民武装的冲突，1949年印尼共和国领导层做出多项让步。包括采用联邦制结构使荷兰能继续在某些地区施加影响；允许荷兰资本恢复对殖民统治时期所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同意荷兰继续控制西巴布亚以待后续谈判。更重要的是，共和国领导层接受了荷兰关于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欠荷兰政府债务的主张，同意新成立的印尼政府偿还该债务。因此在荷兰军事和国家机器撤离印尼的第一天，根据1949年圆桌会议协定，印尼就欠荷兰43亿荷兰盾（在今天约合1300亿美元）。在支付35亿荷兰盾后，1956年8月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暂停了支付。1966年，苏哈托政府继续支付并完成了偿还。

因此，在击败殖民者卷土重来的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新生的印尼既无实质制造能力，又已负债累累。但这还不是全部。荷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发展价值的东西，因为他们已将大量财富转移出境用于本国发展。据已故研究者亚历克·戈登计算，在日本入侵印尼前的六十年间（1880～1940年），通过各种方式汇回荷兰的资金达569亿荷兰盾。按现今购买力计算约 62亿美元，这超过了当时荷兰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印尼既无重要制造业，又无资本积累（全在荷兰），且从建国首日就背负巨额债务。

不仅如此。荷属东印度最多只有10%~12%的儿童上小学。而同期荷兰已实现几乎100%的义务教育普及率。独立之初的印尼主要还是乡村国家，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屈指可数。

当完全独立来临时，面对20世纪下半叶由所有前殖民国家主导的世界，印尼政府和人民所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工业、没有资本、没有真正教育体系、几乎没有城市，且背负巨额外债的国家。工业的缺失意味着它无法创造和积累资本。

显然，印尼至今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殖民遗产。这是整个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也是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意识统一的基础。

还有第二个原因。印尼民族革命本质上是反殖民革命。其社会革命程度有限，因为并未颠覆生产资料所有权，包括未实行土地集体化。首先，如上所述，印尼领导层对荷兰的让步之一就是允许荷兰资本保留革命前拥有的一切。虽然工业基础薄弱，但荷兰重新控制了所有矿山、种植园，以及航运公司、银行和进出口企业。殖民资本对整个现代经济主要部门的私有制得以延续。重大投资仍由荷兰资本的利润需求而非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决定。

独立后不久，印尼共产党（PKI）和印尼民族党（PNI）等印尼政坛的左翼力量就开始发起取消债务、将西巴布亚纳入印尼以及将所有荷兰企业国有化的运动。国有化的潜在威胁导致荷兰放缓了对其拥有的种植园和矿山的投资。1956~1957年，在工会工人占领后，印尼议会将所有荷兰企业国有化。从那时起，大部分现代经济就掌握在国家手中。但这些企业生产水平低下，新管理层缺乏经验或腐败，许多企业内部持续发生劳资冲突，且这一过程发生在内战和政治动荡时期。

荷兰企业的国有化运动只是印尼国内通过社会革命完成民族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除要求将帝国主义国家（荷兰、英国、比利时）的企业国有化外，左翼还要求土地改革（将土地从富人手里分配给穷人）和其他社会主义改革。这场运动由印尼共产党和印尼民族党中不断壮大的左翼领导，并得到苏加诺总统支持。然而，由于担心引发军队中反左翼势力发动政变，印尼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力量未能进入政府。

因此，在没有工业、资本，经济先被殖民企业主导，随后又由腐败的国有化管理层控制，没有学校系统并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印尼独立后的头15年主要消耗在国家未来走向的内部斗争上：是成为主权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融入帝国主义全球经济。

▍自上而下的武力解决与未被清理的殖民遗产

经过1950~1965年15年关于独立印尼的未来的斗争后，新建立的“新秩序”政府决定停止印尼对被纳入前殖民者世界的抵抗——苏加诺总统在1962年称之为“旧有势力”。苏加诺曾与印度和中国领导人共同组织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开启了这两个大陆第三世界国家间寻求更大团结的进程。

苏哈托政府决定将印尼经济融入以前殖民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结构。1967年6月，财政部长弗朗斯·塞达率领印尼代表团在瑞士与许多西方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经济的未来。随后成立了印尼政府间集团（IGGI），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参与其中，包括前殖民国家荷兰。IGGI每年在荷兰开会决定下一年给印尼的债务额度。

尽管主办了倡导前殖民地国家合作的1955年亚非会议，并提出“新兴力量”概念，印尼却在IGGI的监督下融入全球经济——讽刺的是，IGGI会议地点就在荷兰。1992年，在与荷兰发生争执后，IGGI更名为印尼国际协商集团（CGI），并在巴黎举行会议，但其职能仍是分配债务和监督印尼经济政策。苏哈托倒台后，CGI再未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IMF监督下采取的政策标志着融入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已完成，不再需要CGI。

印尼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遗留，使其在面对前殖民国家的主导地位时，处于工业和资本贫困状态。在新秩序政府统治的32年间，其态度是接受作为被征服经济体的命运，以尝试发展经济。当然，自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5~1985年石油繁荣以来，印尼制造业比之前有所发展（记住这是从极低基础上增长）。但印尼经济作为被征服经济的特征仍然占主导。

首先，使用低生产率技术的小企业工人比例仍超过90%。大多数工人是临时性、季节性或兼职。根据CELIOS研究所最新报告，80%的工人收入低于官方最低工资。这些数据让我想起斯蒂文斯（Stivens）1941年的数据。确实，虽然印尼经济规模比1941年大得多，现在也有组装汽车等大型工厂，但基本特征相同。1932年，苏加诺本人在其长文《印尼的自力更生与群众行动》中就曾用完整数据说明：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经济生活完全处于“无物不小”的格局之中——如今的情形依然如此。

印尼绝大多数企业规模之小，正是这种“小”的体现之一。人均 GDP 之低是另一表现。官方最低工资标准本就微薄，却仍有 80%的劳动者无法达到。每月 60.9 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 280 元）的官方贫困线，或四口之家（平均 4.7 人）290 万印尼盾的标准，更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微小的数字大多直接反映了日常生活的贫困状态。人均GDP更能说明问题：它不仅揭示生存资源的匮乏，更暴露出可用于发展的财富储备捉襟见肘——毕竟这4000美元的年收入既要维系当下生计，又需支撑未来发展。

我认为聚焦一点能更鲜明地揭示整个经济的结构性贫困。这里我再次回到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制造与商品制造（或许还应加上服务）之间需要适当平衡的强调。马克思写道：“第二部类所需生产资料的总价值必须等于第一部类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简言之，若没有对制造商品的机器（当然还需结合劳动力）进行充分投资，就不可能持续扩大社会所需或所求商品的生产规模。

区分总产量与生产资料本身的产量至关重要。明确这一区分也有助于理解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弱点，这是印尼政府更迭后立即实施的基本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是通过促进工业产品国内生产来减少对进口依赖的经济政策。在印尼，该政策并未真正用国内生产替代进口，而是用进口工厂设备替代进口成品——即进口生产资料。国家仍依赖进口。

在美国，人均生产资料生产投资为3800~4200美元，荷兰为3200~3600美元，中国为1200~1500美元（但面向14亿人口），而印尼仅250~350美元。难怪印尼仍极度依赖生产资料进口，国内只能制造最低端的机械设备。中国90%的机床（包括高端型号）为国产。印尼的生产基本限于传统车床，且数量有限。这种鲜明对比也反映在研发投入差异上：中国2025年的年度研发投资可能达6000亿美元，印尼则可能不足1亿美元。

▍差异的根源

1950年，中国和印尼都处于极度衰弱的境地。1949年2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巴里·诺顿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2007年）中写道：“1950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多年内战与外国入侵使经济支离破碎，这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工业产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均收入水平与非洲最贫困地区相当。”前文我已详细阐述过印尼面临的殖民遗产问题。

因此，两国发展水平的差异不能用发展起点的截然不同来解释。1950年时，两国都处于满目疮痍的状态。

在全球南方，最先进的工业能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其秘诀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用一两句话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对外国投资开放，这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 25 年里，中国增强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执行计划时保持纪律性。当规划或实施中出现错误时，能够识别并研究这些错误。外国投资在严格监督下获准进入，而不是被当作其发展的基础。

与中国相比，印尼（特别是1965年后）的思维方式存在根本差异。我从未在任何英文版的中国原始文献中，找到过关于马克思“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需要保持比例平衡的明确论述——或许只是我研究不够深入，若中文文献中确实没有相关记载反倒会令我惊讶。但两国在概念表述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突出体现为中文语境对“生产力”一词始终如一的强调。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制造业（既包括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包括生产商品的设备），被明确视为提升本土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实现战略自主的核心要义。

▍国民经济、全球南方与生产社会化的国际化

但如今到了2025年，印尼实施现行经济战略已逾半个世纪。这个经济体有出路吗？这是个重大问题，我不敢妄言有答案。我想提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如果印尼被征服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无法在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生产资料，那么它应选择发展哪些特定生产资料（假设能筹集国内资金）？在一个生产资料供给能力可能已被中国等其他生产者满足的世界里，该如何决策？此外，许多实际生产过程已不再基于单一国家，因为生产和供应链早已跨国分布。像印尼这样缺乏相关能力的国家，该从何处着手破局？

这类问题让我们思考：在仍处于帝国主义框架的全球经济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关系如何运作？仅在国家层面制定发展规划还足够吗？理想情况下，这最好通过国家间的全球规模合作（即国际化）完成。但帝国主义世界使掠夺性的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对立。即使要建立最低限度的互利关系也需要斗争。更甚者，整个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也可能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商业合作中彼此对立。

或许，未来需要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将全球南方本身视为一个关键的经济区域单元，共同规划彼此间的分工，才能削弱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侵略性遏制。例如，中国能否提议在市场机制之外，援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发展某些特定生产资料制造能力。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一些类似的小型项目，比如与埃塞俄比亚的合作。当然，要产生真正的影响，这类规划和项目需要在多个国家大规模展开。

正如全球南方许多国家及观察人士，以及全球北方声援全球南方的人士所主张的那样，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合作正变得日益重要。切实的集体规划将至关重要。而这正是第二个，也是相当重大的问题所在。国家间的最佳合作——尤其是涉及实际规划时——必然要求国家能完全掌控本国财富，从而有能力认真执行计划。但这引发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先，谁在掌控国家政权？是通过各类代议制政治机制实现的社会整体，还是少数精英阶层？全球南方国家中仅有少数拥有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政府。从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仍在面临的处境也可明显看出，任何实质性削弱依赖性的举措都会遭遇帝国主义的敌意。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整体（或接近整体）掌握着经济主权时，才能直面这种敌意。精英主导的国家则无能为力。尽管情况如此，任何可能的合作虽然无疑有其价值，却难以实现最佳效益，最终或许根本不足以以必要方式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全球南方国家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值得肯定。但现实是，当今世界亟须打破压迫与被压迫国家间两极分化的格局，建立真正的国际合作。要终结帝国主义这种高度集中的掠夺性体系，变革必须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北方国家的人民何时才能认清帝国主义的不公，推动本国进入与全球南方人民民主合作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