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二选一”,携程的大考来了
文/狗蛋本蛋
“二选一”,这是互联网平台最害怕的指控。没有之一。
当一个具有垄断能力,或者说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被舆论集体指控“二选一”时,无异于滑向悬崖。
携程正在面临这样的烦恼。
其9月17日被郑州市监局约谈后,上到《人民日报》,下到各类自媒体,外界轮番报道、解读。
一开始,舆论焦点集中在“调价助手”背后的霸权行为,直指携程通过干预定价侵蚀商家利润,构筑自身竞争壁垒;
而最近几天,部分媒体的炮口悄悄转向,对准了“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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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告诉狗蛋,这可能是OTA领域“变天”的前奏。
回望年初,京东杀入外卖领域时,就曾高调暗指美团通过“算法压榨”,强迫骑手“二选一”,破坏市场公平。
随后,轰轰烈烈的外卖大战就打响了。打仗嘛,向来讲究个“师出有名”。
如今OTA领域,竞争格局与影响比外卖复杂得多。
业务特性上看,外卖属于高频低价消费,用户决策相对简单;
OTA 业务涉及酒店、机票、火车票、旅游度假等多种产品,消费频次低、客单价高,用户决策成本也高;
更关键的是,OTA涉及的产业链更长、关联主体更多,长期来看,如果该领域出现垄断,危害性远大于外卖行业。
不少媒体都提到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1613家酒店的总利润额为5980万,而携程一天就能赚到这个数——
据携程财报数据计算,其二季度日均净利润为5300万。
当然,酒店盈利困难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市场供给过剩、消费需求降级、成本刚性较强等,但 OTA 平台无疑深刻影响着酒店的成本结构。
以携程为例,普通酒店商家的基础佣金在12%-15%,而想获得流量、排名靠前,商家就不得不提升经营方式、提佣或投流。
综合下来,部分商家佣金成本,最高可接近30%。
这样的成本压力,放在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家企业身上,都堪称重负。
OTA 与外卖的复杂性差异,还体现在市场参与者层面。
外卖目前是三分天下,而OTA选手众多,包括携程、同程、美团、飞猪、抖音、京东,竞争格局看起来更为分散。
复杂就复杂在,选手多却不意味着竞争充分。
同程等平台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加起来,都不足以抗衡携程。
根据交银国际研报推测,2024年国内主要OTA平台市占率,携程占到56%,同程15%、美团13%,其它平台份额就更少了。
此外,携程还是去哪儿的大股东、同程的二股东,整个携程系的事实市占率远高于56%。
狗蛋说,一群打不过一个,或许可以说明,携程之于OTA的话语权远超过美团之于外卖。
平台之所以害怕被指控“二选一”,因为可能面临巨额罚单和强监管。
国家高度重视“反内卷”,对“二选一”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容忍。如果有规模、影响力较大的平台,“二选一”行为被坐实,且在监管介入调查前拒不整改,那么,巨额罚单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问题是,携程到底存不存在“二选一”?
狗蛋说,结论得有关部门给,我们不能下结论,我们只能做现象的搬运工。
黑猫投诉平台上,不少商家指控携程存在“二选一”。
比如有商家提到,“与携程签订特牌经营,就不得在其它渠道挂价”;
“携程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通过「低价对标」「调价助手」等工具,变相逼迫商家接受垄断定价策略,要求商家必须保证携程挂价最低,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这是变相‘二选一’”。
背后涉及到“二选一”垄断行为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当然,前提是最高级别监管部门能介入。
其次,监管部门需要认定其在中国境内的市占率水平,是否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支配地位”标准;
这里头的关键证据包括商家迁移成本、竞对市场份额、平台用户黏性。
按照惯例,算法技术、流量限制、惩罚性措施等,会被视为“二选一”垄断行为的核心证据。
此次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携程时,没有直接提到 “二选一”,主要聚焦于携程通过 “调价助手” 等工具,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及交易价格进行不合理限制。
外界认为,这是更隐蔽的“二选一”操作,且与“金特牌模式”协同形成了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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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商家要想获得“金牌”资格,必须承诺挂价低于其它平台5%或低20元,“特牌”则需全网独家;
有人会说,你不升级经营方式,当个普普通通的商家不就好了?
现实是,平台掌握着算法、机制与规则的制定权,让商家 “普通不了”。
你想普通,结局就是出局。
因为流量分配上,普通商家很难获得足够曝光。
甚至,商家站在“金牌”“特牌”的高起点上了,还得继续内卷。
很简单,你是金牌,他也是金牌,客户搜索浏览酒店时可能就下翻一两页,你想排名靠前,得买流量。
你想在客户浏览竞对时弹出自家酒店,还得买流量。
一边是“调价助手”,涉嫌剥夺商家自主定价权;一边是“金特牌模式”,涉嫌限制商家平台选择权;
再将核心流量转化成可售卖的“商品”,一通操作下来,携程是否在无形中构建了一个 “自己说了算” 的封闭市场?
狗蛋说,时代在进步,平台的手段也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