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一國兩制」特色 不僅在制度差異

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堅持「一國兩制」，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在文化和社會構建上，這種價值體系應該有一席之地，即使需要跟隨世界潮流，與時並進。

新一份《施政報告》廣泛採納了社會各界提出的新建議，值得讚賞。不少點子體現出提議者和特區政府對「一國兩制」下可以做哪些內地難做到的事情有清醒認知，例如在香港更多地舉辦各類具有特色的高端藝術展覽，再如鼓勵機管局充分利用自主航權，開拓更多國際客貨新航線。

上面兩個舉措都是以「一國兩制」為基礎設計出來的。香港與內地城市不同，還有一個超越「一國兩制」的地方，就是它過去上百年積累、與眾不同的歷史和文化。

說到這裏，突然想到香港回歸前某日，與一位內地來上任不久的官員聊天，他不無輕蔑地說，香港人和台灣人都是小島心態，沒有大局觀。之所以說給我聽，大概是因為知道我是北京人。的確，北京當年很出名的是，出租司機談起天下大事總是滔滔不絕，雖然現在已經見不到這個現象。

其實，一個城市與一個國家的歷史及文化本無可比之處。

香港歷史和文化最廣為人知的正面說法是所謂「東西交融」，負面的說法則是「文化沙漠」，兩者都不無道理。說沙漠者，認為香港文化缺少底蘊，不得高雅。

最近蔡瀾仙逝，把他與黃霑一起列為港俗文化代表的，不乏其人。不過，當年讀到作家顧城曾評「香港俗文化也是文化」時已醒悟，皇城根長大的我也不等於與生俱來有高雅文化根基。一次在加拿大多倫多的討論，聽畫家范曾說用國畫表達鍾馗才有藝術深度時，我問他，內地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中，侯耀華演活市井小編輯，是否有深度？他尷尬地笑笑說「也是」。

高度文明需存多樣性

既然不同文化是平等的，那麼，文化差異帶給我們的價值就是特色本身。

香港文化特色就是上百年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許可以這樣籠統描述：「中」主要是廣東背景的市井文化，從吃到住；「西」是染上英國殖民地色彩，從官到管；而經商，則既有西式法律和法規，又有中式關係和組織。

至於「文化」本體的主要表現，西洋音樂會和粵劇各得其所不是問題，倒是不少本是簡單英文名街道，故意用生僻中文字命名，比如夏慤道（Harcourt road），很顯殖民色彩。

不過，恰恰是那些歷史的烙印，留給香港很多值得珍惜的東西，例如大澳特式棚屋、西環的唐樓配叮叮車，這在中國內地還是對岸台灣都是看不到的。

這些表面的東西和一些港人特有生活習慣合在一起，渲染出一些內地城市從來沒有的氣息。比如香港有很多樓齡半個世紀以上的舊街，鋪設着80年前武漢生產、仍在使用的井蓋，因當今網紅們鼓動的「情緒價值」不同以往，成了小紅書上介紹香港的新內容。

與內地不同文化背後更深層次的差異，大概可以歸結為整個社會更傾向於西方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行動方式。

這讓我想到與剛遇刺的美國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同姓不同名的權威羅素．柯克（Russell Kirk），他所著《保守主義簡明指南》中的7個方面，可以對應港英統治方式和之後遺留的文化及意識形態：「多樣化和多樣性是高度文明的特徵。一致性和絕對平等是一切真正活力和已存自由的死亡。」羅素．柯克拒絕的絕對平等，並不是指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而是由國家強制執行的平等結果。「正義意味着每一個男人和每一個女人都有權利獲得屬於自己的東西──獲得最適合自己天性的東西，獲得他們能力和品格的回報，獲得他們的財產和人格。」即社會是一種夥伴關係，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但不是所有人都擁有一樣的東西。

價值體系塑獨有文化

「財產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經濟水平不是經濟進步。」意指英美傳統中的3項基本權利是生命、自由和財產。

關於政權，羅素．柯克的看法是「權力充滿危險，因此，良好的國家讓權力受到制約和平衡，受到健全的憲法和習俗的限制。」

關於社會，「現代社會迫切需要真正的共同體：而真正的共同體與集體主義有着天壤之別。」保守主義者相信要對城市和國家、對自己的企業和教會、對學校和工會、對公民協會和慈善基金盡到自己的責任。

關於個人，「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保守主義者知道：政治體制也不完美。」

既然人的本性無法改變，就必須按照人的本性來處理人的問題。

關於社會改革，他認為，「保守主義者深信，變革和改革並不完全相同：道德和政治創新既可以是破壞性的，也可以是有益的。」即是說，在有疑問的時候，應該傾向於保持而不是進步，在新的、未經試驗的東西之前，選擇舊的、經過試驗的東西，即便它不完美（註：不是指科技上的創新）。

我認為，羅素．柯克概括的這些保守主義信條，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構成了香港主流價值體系。

我認同其「多樣化和多樣性是高度文明的特徵」，但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評價整個體系，只是注意到，它與內地主流意識形態不同，惟並不涉及愛國等政治理念，與「一國兩制」也沒有矛盾，甚至可以說香港這一「制」是與上述價值體系一脈相承的。

如果是這樣，堅持「一國兩制」，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在文化和社會構建上，這種價值體系應該有一席之地，即使需要跟隨世界潮流，與時並進。

那麼，「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需要保留還是改變其形成今天香港文化後面的價值體系？《施政報告》不需要回答這方面的問題，但社會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因為它涉及香港是否繼續有其特色。

最近，總理李強開始在有限的地區包括珠三角城市推行「要素市場化」改革，理論上，這個方向的改革與香港固有市場體系一致，因此，也應和上述的社會價值體系吻合，容我遲些細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