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儒家解决不了战国的问题？不触动自身利益的改良

在介绍了儒家三巨头之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为啥除了齐国之外，所有国家都选择了法家。在论述之前，先看看三巨头的论点对比：

儒家三巨头的论点对比

儒家主要人物结论对比

    儒家学派，其核心的论点主要在于维护和保留现有的阶级制度，并且在土地分配方面，依然坚持按照阶级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即便是被公认为儒家思想中最具进步性的荀子，也同样认同这一观点，只不过他将阶级的划分以及土地的分配这一具体行为，交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来决定。他认为，只要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遵从王的决策和安排，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社会秩序也将得以和谐稳定。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那些身处高位的贵族阶层不遵守法律，又该如何处置呢？对此，儒家的传统做法是通过口头教育、道德谴责、社会鄙视以及严厉警告等方式来加以约束。而荀子则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较大的改变，他主张使用刑法来对违法的贵族进行惩罚。但即便如此，关于刑法是否应该适用于大夫等高层贵族，这在儒家内部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矛盾的议题。

儒家学说中常常强调“人人平等”的理念，也热衷于谈论道德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这个语境下，我们暂且不讨论他们所倡导的道德理念是否真正可行，也不去探讨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更不想深入分析他们是否曾经认真考虑过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野人和奴隶的艰难处境。我们今天要聚焦讨论的，仅仅是国家的强大问题。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儒家所提及并坚持的阶级制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有效地解决过国家面临的问题呢？在战国时期的七雄之中，最接近儒家理想国度的实际上要数楚国。在楚国，三大贵族势力垄断了朝政大权和人事任免，然而楚王却通过巧妙的政治联姻手段，成功地防止了这三大贵族的谋反企图。正因如此，楚国的政治架构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相对稳定。

周天子所确立的阶级架构，在楚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和延续。在这种架构下，各个阶级之间的界限分明，难以逾越，国君始终是国君，大贵族始终是大贵族，小贵族也只能是小贵族，国人有其固定的地位，野人则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并且，这一架构在楚庄王之后，竟然延续了长达200多年的时间，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谋反事件。各个阶级似乎也安于现状，愿意停留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楚国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楚国一直渴望扩张领土，尤其是对西边的巫地和黔中地区垂涎三尺。其中，巫地距离屈原等楚国重臣的主要根据地稊归仅有不到100公里的距离。然而，为了攻占这片土地，楚国竟然耗费了长达400年的时间，而此时巴蜀地区由于内部纷争已经变得相对衰弱。与此同时，楚国还觊觎东边的越国领土，但同样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吞并。相比之下，同样是吞并一个中等国家，魏国攻打中山国仅用了3年的时间，而韩国攻占郑国也只用了50年。

此外，楚国不仅在战国后期无法与强大的秦国抗衡，甚至在战国前期也难以抵挡三晋的攻势，被三晋联军一路追击，失去了河南中部大片富饶的土地，包括洛阳、大梁（今开封）、许昌等多个重要的城池，最终只能退守到寿春附近。如果做一个横向的历史对比，我们会发现楚国的实力与后来的清政府颇为相似，都是占据着优越的资源条件，却打出了极其糟糕的战绩，国土不断沦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楚国的如此衰弱呢？根本原因在于周朝的分封制度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国家的生产力。举例来说，楚庄王时期修建的两个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和期思陂，到了战国前期就已经无法正常使用。这是因为分封制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冲突，上游的景氏家族为了自身利益，拒绝将水源供给下游的其他贵族，导致水利设施被人为截留。此外，在战国中期，楚国甚至一度被吴国所灭国。贵族之间相互扯皮、内斗不断，使得楚国的战斗力急剧下滑，国力也持续衰弱。正因为如此，楚悼王不得不打破常规，越级提拔吴起为令尹，力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的危局。

既然分封制带来了国家的弱小和衰败，那么究竟怎样的制度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

国家如何才能强大呢？

国家的强盛与否，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力衰微的国家，都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以道德说教来赢得尊重和话语权。

历史上有名的鲁国国君、魏国的魏惠王、齐国的齐宣王，他们都曾寄望于儒家思想能够为国家带来富国强兵的政策，使国家走向强盛。只有当一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它才具备在国际社会中倡导和践行道德的资格。因为在国际交往中，当道德劝说失去效力时，强大的武力往往能够使局势变得简单明了，无论是加特林机枪还是AK47步枪，都能让对手瞬间理解到实力的差距，无需多言，即便是用中文表达，外国人甚至外星人也都能立刻领会其中的含义。

因此，道德的宣讲往往是国家强盛的结果，而非其原因，真正的逻辑是先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才能有道德的彰显，这一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是通用的法则。在国内，如果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那么地方的贵族阶层自然会更加注重道德的修养和践行；在国际上，这一道理同样适用。

那么，一个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强大呢？答案无疑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即使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朴素的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楚庄王、商鞅、西门豹以及李悝，他们都深刻理解这一点。尤其是李悝，他甚至可以被视为土地经济学的先驱实践者。当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铁器制造和战马饲养能够达到敌对国家的十倍之多时，对方往往会主动前来寻求和平与道德的对话，因为此时是否发动战争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强者手中。

回顾大汉朝的历史，和亲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通过武力征伐则能够有效震慑对手。汉武帝时期，通过北伐成功占领了漠南、辽东、辽西以及朝鲜等地，使得北方少数民族由原来的好战转变为能歌善舞，不再轻易提及战争。他们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小规模的骚扰，但绝不敢再大规模地与汉朝对抗，甚至还会担心汉朝主动找上门来。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产出对手十倍粮食的目标呢？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度，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二是广度，即扩大耕种面积。深度方面，比如通过改进农业技术，使得亩产量从别人的80斤提高到自己的150斤，这样自然就能拉开产量差距。而要提高亩产，在那个时代主要依靠的是水利设施的建设和铁制农具的普及。当水利和铁器问题得到解决后，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广度的发展，降低荒地开垦的成本，加快开垦速度，从而使得粮食、铁器等物资产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粮食充足了，马匹的饲养也就实现了规模化、工业化，马匹的饲料供应充足，种类多样。在汉武帝时期，战马数量多达30到40万匹，这使得汉朝在战争中能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如果再给汉武帝500年的时间，他甚至有可能实现统一地球的宏图伟业。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显著改善，国家的整体实力也会随之增强。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一体化的进程。然而，儒家的思想认知却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们自然难以理解国家强盛的核心所在。或者说，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致力于国家的强盛，而是追求自身的利益。

关于儒家的问题我们已经探讨得差不多了，那么究竟是我们对儒家存在偏见，还是儒家的能力真的仅限于此呢？我们不妨从实际效果来进行分析。以齐国为例，它是唯一一个选择儒家进行改革的国家，那么齐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我们将在接着下来的节目里面，介绍齐国的知名人物们，管仲，齐桓公，齐威王等，他们是如何用儒家改革，改革的效果又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