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一部被严重低估的杰作

　　我一直认为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杰作。这本描写明末农民起义的三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巨制，可以说是明末的百科全书。在许多年轻人看来《李自成》过于政治化，其实那些说把李自成写成八路军的最多看了开头，根本没看完整部小说。第一卷、第二卷对李自成虽有所美化，但仍瑕不掩瑜。到后三卷更为写实，尤其是开封、北京两场围城战，从开封城中的平头百姓再到紫禁城中的帝王，均有细致描写，可以作野史来读。五卷本和九卷本我都读过多遍，特别是读到崇祯和闯王之死，每每为之掩卷叹息。

　　我最关心的是，到底李自成为什么失败？我们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先要明白明朝为什么灭亡，李自成是怎么样起来的。姚老曾经撰文反驳李自成失败的谣言，文章就写得很中肯。

　　文中李自成的兴起开始于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当时河南地区明朝的军队都调走去对付张献忠了。后方空虚，又值河南一带灾荒连年。李自成提出跟随他可以不向官府纳粮。明朝财政枯竭，除地丁粮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负担重极了。“随闯王，不纳粮”对号召农民，号召中小地主，非常有效。中小地主对纳粮负担，感到特别痛苦，现在来这么个人物，替老百姓着想，自然希望他成功。到了崇祯十四年就破了洛阳，不是用武力打开的，而是内部叛变，没有经过激烈战争就进了洛阳，然后杀了当时最富的福王，用福王的钱来赈济饥民，来扩建部队。

　　所以，李自成是这样起来的。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英明神武。事实上明朝的军队并不弱，至少孙传庭就活捉杀害第一代闯王高迎祥，后来把李自成打得只剩１８骑。可是明朝在一开始就两面作战。许多精兵都要对付满族，而常常打败仗。而且对农民起义武装作战，决不仅仅李自成一个，事实上张献忠的威胁更大。这样搞了十几年，搞得明朝财源枯竭，兵源枯竭，一点办法没有了。而李自成趁这个机会进入河南扩大力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明朝被动了。这是李自成的黄金时代。

　　但是，任何事物在胜利中常常滋长着失败的因素，李自成悲剧的因素也从他胜利中产生了。主席曾经批评李自成是流寇，就是说他每占一个地方，却没有设官理民，所以生产继续破坏。开始老百姓是欢迎的，但过了两年，没有恢复其生产，负担继续加重，看起来不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但每到一地，向豪绅地主下令，限期给多少骡马，给多少粮食，给多少钱，实际上豪绅地主的粮食，还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反因战争一年年继续，农民继续痛苦。原来农民把他看成救星，日子久了，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只依靠战争胜利一步步前进。老百姓就不高兴了，只是因为还在打胜仗，所以暂时不敢反对。这是他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

　　有些人以为，我是农民起义英雄，老百姓就一定拥护，没有那回事。主席一贯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都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老百姓是很现实的，而李自成就没有满足农民这些现实的要求。在战略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急于占领北京，登基当皇帝，然后才去建立政权。有人说，都怪在牛金星当了丞相，别的好事不作，尽劝李自成登基，劝李自成赶快做皇帝。坏就坏在牛金星，这事也不合理。当皇帝是李自成打了十几年的最终目的。有没有牛金星，他都要当皇帝。不能把做皇帝的主谋推到牛金星身上。在西安，李自成已经是皇帝气派了，每三天也出来到教场观察练兵，这个时候他穿着黄衣服，前头没有仪仗队，但是有把黄伞，这是皇帝的标志。老百姓一看见黄伞，就赶快躲起来，如果躲不及，就跪在街两边，头低下去，这是皇帝身份了。

　　公元１６４４年，孙传庭被崇祯强令出兵，中了李自成的埋伏，壮烈战死。从此明朝再无与农民军抗衡的军事力量。在汝州决战一举打垮“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九边精锐悉隶麾下”的孙传庭，是决定明顺国运的战略决战：崇祯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的赌徒心态，孙传庭出潼关的无奈和侥幸心理及屠杀宝丰唐县农民军家属的狠辣，明军陕西兵与河南兵的矛盾，李自成面对明军大兵压境的沉着，面对诸将浮现怯意时“无畏！我杀王焚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的坚定，闯军结成三堵墙骑兵战阵冲击明军阵营的壮观和惨烈，描写出来必然十分精彩。可惜书中未写，直接写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亡。此前崇祯皇帝在朝中也向皇亲和勋旧募捐，甚至不惜把皇亲关进大狱迫其自杀，但结果皇亲勋旧集体抗命，甚至买通宫女害死崇祯的皇子作为警告，结果崇祯非但一钱银子也没拿到，反而得罪了皇勋和官僚，他自杀之前敲钟求救，但满朝文武各自避难，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陪在身边。姚雪垠笔下的朱由检和历史上的形象贴合度极高，既写了他孜孜求治的勤勉，面对国事糜烂的丧气，对魏清慧和费珍娥的禁欲，又写了他怒斥群臣和得知洪承畴降清时的暴躁，面对皇五子之死的软弱，对薛国观和陈新甲卸磨杀驴的无情，面对大顺军大兵压境欲逃不敢逃的死要面子。

　　又有人说，是因为进北京之后，这个刘宗敏抓了许多做官的人要钱，拷打要钱，追赃。这是一个失策。刘宗敏是有责任的，他作为陕西人，又是武将之首，居功自傲，没有带好头。但李自成也不是一个昏庸之辈。刘宗敏敢这么胆大包天，抓那么多人要钱，道理在什么地方？当时大顺朝的政权构成主要为陕西人，李自成受陕西将领影响不想定都北京，把明朝官吏、贵族抓了很多拷打要钱。这个作法很不好。一进北京马上就搞得人人自危，包括北京周围的许多地方，人人害怕，自古以来没有这个搞法。你看汉刘邦进入咸阳，约法三章，首先是安定局面，唐朝进入长安也是缓和矛盾，缓和斗争。朱元璋进入南京的时候，也是缓和斗争，把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请来作客，而李自成不像建天下的模样。这时候许多人对他害怕，吴三桂当然听说了。有人说，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到北京之后，刘宗敏夺了陈圆圆，恼了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造成李自成的失败。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当李自成进北京时候，陈圆圆已经不在北京，在宁远。但是吴三桂的父母和家里的人(大概有三十几人)还在北京。难道吴三桂不为父母生命着想，不为全家生命着想？难道吴三桂以一个汉族人，为一个妓女被刘宗敏霸去了，竟然不顾其父母，不顾其三十口亲人被杀害，也不管千秋名节，落一个汉奸之名，你们想他到底肯不肯？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把这么大一个生死斗争归结到一个姨太太身上，这个道理站不住，何况陈圆圆此时根本不在北京。

　　李自成被吴三桂勾结满清打败，逃回北京停留一天，匆匆忙忙在武英殿搞了个登基大典就退走，进入山西后根本就站不住脚。撤到山西时，老百姓闭城拒绝大顺军入城，差点没往井里投毒，以至于李自成火冒三丈派兵屠城，发出“为何百姓如此可恶”的疑问有说法是，由于李自成错杀了李岩，所以他站不住脚了。这个说法也不可靠。李岩并不重要，李岩是制将军，相当于中将，而且每次重大战役，什么人带兵去打仗，大概都清楚。还没有查到哪一次打胜仗，是李岩带兵打的。所以不要把李岩估计那么高，没有证据。退一步说，纵然李岩不死，也不会起重要作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胜败，军事上的胜败决定于历史的形势，而不决定于某一个人。杀李岩的时候是崇祯十七年，甲申年六月间，可能是六月下旬。这个时候，李自成已从山海关溃败，退出北京。以后又在正定一带打了两个败仗，他自己也受了伤，精锐部队差不多光了，河南到处反对大顺政权。在这个局面之下，就算给李岩两万人马到河南，茫茫中原，到处叛乱，能起多大作用？千万不要唯心主义，认为李自成是起义的，老百姓就拥护，不见得。老百姓只看现实，你对他有好处，就拥护你。对他没有好处，就不拥护你。何况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在保皇主义者的农民看来，李自成不过是个流贼。在这种情况下，李岩回河南，两万人马，不能扭转河南的局势。所以说因为杀李岩造成李自成的最后失败，这话是没有估计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

　　李自成在战场一失败，刚刚建立的政权，就被人推翻了，因他的政权建立才几个月，只晓得像大顺军一样，要骡子要马，要钱要粮，甚至要女人。所以新建立的政权，并没有获得人民的拥护。一看李自成打败仗，北京丢了，就哗变了，都反了。按道理讲，清兵进入中原以后，为什么李自成不号召汉人跟这胡人斗争？那时称满人为胡人。这是多么有力的号召啊！但是号召不起来，南方许多人自发地和满族人斗争，而李自成号召不起来，原因何在？可见李自成已经失去民心了。已经没有号召力了。

　　李自成回到西安，停留几天，又匆匆忙忙逃走，一路从邓州到襄阳，到武昌，打一仗败一仗。包括他叔父、他的妃子都被捉去杀掉了。牛金星逃走，宋献策、刘宗敏被捉去杀掉了。这么败到通山一带，他最后孤家寡人，一个人死了。他为什么一个离开部队？因为他看到历史上失败的农民战争往往是内部把首领杀了，黄巢死时，是他外甥把他杀了，李自成不但失去民心还失去了军心，所以他带很少人马离开部队，害怕部队叛变。

　　是不是地主把李自成打死了？因为那个时候李自成既失去了政权，李自成南方老百姓只把他看作流贼，不看成是大顺皇帝。哪个老百姓看到，都想把他杀掉。老百姓杀这些人，是为了要保家，安居守业。

　　造成明末这个悲剧，是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民族斗争形势、还有军事方面和战略方面的错误。跟李自成或者崇祯个人品质好坏没有根本的关系。明亡３００年后即１９４４年时，中国第一次开展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这场大讨论，是意味深长的。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而展开的。

　　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蒋介石最先下场抛出《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这是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也是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例如，１９４０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这明显不过的微言大义，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镇压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崇祯如果和清朝议和能挽救危局吗？满清不是傻子，到嘴的肥肉，怎么会轻易就放弃。今天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５００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仍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５００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郭氏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论高远，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

　　而在今日看来，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１６３０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

　　我读姚雪垠《李自成》多次，确实对崇祯皇帝有所同情。让老百姓吃饱饭是需要银两的，打仗更需要银两，但崇祯皇帝最愁的就是没有银两。这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因为明朝是一个绚烂繁华的时代——ＧＤＰ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环境宽松，国力远超其他国家。为什么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崇祯一朝，辽饷为一百六十五万两，而剿饷、练饷共九百一十万两，他为什么会没有钱用？

　　后人往往归因于崇祯皇朝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而崇祯自杀前却写书说“文臣们个个可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正的“劫”恰恰是因在文臣们及背后的豪强地主的挟持下，自由化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１６３０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军费开支如此巨大，国库又那样空虚，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来。于是乎，要打仗，就要征税，即便没有贪官的盘剥，多次征战叠加的税赋也是无比沉重的负担，加上贪腐孙子们的“抽成”，也无怪乎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无产者，进而团结起来投奔到闯王的反旗之下。

　　明如此迅速地瓦解，实在是跟剧烈通缩相关，无他，没钱打仗。然而果真无钱乎？剧中豪绅一两银子也不想出，但李自成进京即搜掠７０００万两。主要是由于中国无信用制度无信用货币，因此白银越多，流通的白银反而越少。江浙许多家庭储藏成千上万白银。或者说，市场上的白银越是短缺，拥有白银的家庭越是倾向于收藏白银而非使之流通。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了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加上１６３０年之后，美洲白银供给大幅度下降，加剧了通缩。明末的财政实在是困难，军队数月无饷也是普遍现象，再加上小冰期；边关危机；内乱（要说崇贞皇帝也真倒霉）。李自成的败亡，是汉民族的大劫难。从晚清直到１９４９年，又是约１００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内战的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一部《李自成》，多少辛酸泪。多少鲜活的脸孔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美丽深情的慧梅自杀了，仗义的王铁口被饥民活活吃了，霍大婶因为帮助闯军传递消息被凌迟，善良的张秀才一家不是死于乱兵就是死于洪水，就连一代英雄李自成被乡民所杀，张献忠误中流矢，死得毫不英雄。我们读点历史，才可以理解今天的不易。新中国建立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在此严密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主权货币的独立性权威性。这一柄千古的盛举，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