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中叛徒甫志高的真实历史

　　小说《红岩》及以此为蓝本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是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其中有一个十分典型的叛徒形象甫志高，该人物的原型是几大叛徒角色的综合，包括任达哉、冉益智、刘国定、涂孝文和李文祥等。小说中甫志高只是一个职位不高的区委委员，在当时的真实事件中，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正是由于大量领导干部的叛变，才导致了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领导层的叛变最终导致１３３人被捕（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４０人）、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

　　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２万多字的报告，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这份报告的作者罗广斌也正是《红岩》的作者。１９４８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７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了解了不少信息。１９４９年２月９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１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２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３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４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５切勿轻视敌人。６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７严格整党整风。８严惩叛徒、特务。

　　在书中，甫志高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在一开始接待余新江的时候，就通过泡茶和喝茶的方式来阐述共产主义和有福同享，表面上是宣扬其信仰的纯正，其实更多的是向同志炫耀自己优渥的生活。在真实历史上，冉益智曾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对曾紫霞及其恋人（刘的原型）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在书中，甫志高在送江姐的时候，穿着板正的西装，却主动帮江姐挑行李，江姐马上批评他这样无法起到乔装和保护的作用，但江姐没有指出的是他只是单纯地想要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这一系列的描写都能够体现出甫志高的本质虚伪，只会说大话，但是却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现实中江竹筠也是被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冉益智抓捕的。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不过，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３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书中甫志高作为重庆地下党的一名委员，其对外的身份是银行会计，党交给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下党筹措资金，他本来应该做到严格遵循党的纪律和要求，必须要保证党组织的安全性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可是他在实际工作时的情况却与其截然相反。党组织和领导要求其通过开书店的方式掩护身份，可是甫志高看到革命即将胜利，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力，不听从意见冒进，自行扩大书店范围，并大肆宣扬各种进步思想和书籍，完全没有考虑到安全性和隐蔽性的问题。而甫志高这一激进行为除了表现自己之外，也是受到其自身盲目自大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充分认识了时代的特征，可以放手开辟各种工作，也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各种工作。他扩大书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身价，方便在后期向党组织讨价还价，却没有考虑到书店扩大所带来的各种不安定的因素，以及可能造成的各种危害，他的这种狂妄和自大使其掉入了敌人的圈套，为其后期的被捕埋下了伏笔。

　　甫志高本身的生活比较优渥，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加上他是一个顾家的男人，所以他对家庭和生活的向往很高，生活十分幸福，长此以往就滋生了小资情调，对这种小资的生活十分享受。因此在小说后期的开展中，甫志高性格上的局限性使得其容易软弱妥协，而在后期即将被捕时，他也只是考虑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却没有通知党组织和其他的同志转移，甚至在后期叛变，导致了大量的地下党干部和同志被捕。甫志高被抓之后，由于担心自身的生活被打乱，担心失去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所以革命意志就发生了动摇，内心变得十分软弱，被捕之后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政治信念摇摆，政治底线丧失，迅速滑向背叛的深渊，将自身个人的幸福和利益放在了革命理想之前。“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就是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李维嘉老人也对记者说：“刘国定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会职业，还乱花组织的钱，我当时就有意见。”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２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１１月２４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白公馆生还的１９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１５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３５人活了下来。

　　那些叛徒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１９５１年，刘国定、冉益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红岩》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极左是很容易转成极右的。鲁迅在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就指出，辱骂和恐吓对敌人斗争毫无用处，“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他们就化名公开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论”。甚至造谣说鲁迅要投降蒋介石。鲁迅时常在私下报怨：“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八十年代，曾被打成右派的丁玲这时却又被人封为左派。据丁玲身边工作人员王增如说，丁玲晚年一直苦于连封她左派的人都找不到。直到死前，她似乎有所领悟地说了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丁玲这话不是很耐人寻味吗？的确，极左与极右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苦瓜。

　　甫志高之流形形色色的极左，虽然不断“变脸”，但思想内核其实一直都没有变。他们往往是抱着出人头地的想法参加革命的，带有很大成分的小资产阶级自私本性，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深，大气候一变，必然马上转型。改革后，他们拒绝反思自己的自私性，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性，反而把自己说的高尚无比，一切的错误都归结到毛的极左，无非也是自私自利的本性作怪。他们时而是极左派，时而是大右派，其实骨子里都是为我派。

　　这就是从假“左”跳到真“右”的内在逻辑。（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