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人民币海外市场，推动国内产能走向世界

当代大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已经完成商品货币向国家信用货币的转化。大国货币战争的结果将改变地缘政治的格局。中国要打赢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和房地产泡沫，突破口在国际金融市场，而非国内经济的维稳。两个历史先例，值得中国的决策者参考。

【一】马歇尔计划的金融战略

二次大战结束后，欧亚国家一片废墟。有对工农产品的真实需求，但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美国则是过剩产能没有出路，找不到新市场将面临新的大萧条，制造新的世界大战。如果按照传统防范金融风险逻辑，美欧都是死结。但是马歇尔计划高瞻远瞩，历史上破天荒给战败国和同盟国都提供美元信贷，购买美国剩余产品，不但美国经济繁荣，欧亚经济复兴，美国产品还占据了世界市场，成为战后独一无二的世界霸权。美军基地遍布华沙条约国以外的世界，成为世界警察至今。

如今中美的地位逆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农业产品出口国，美国则是贸易金融双逆差。没有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军事和科技优势也难以维持。中国则苦于巨大产能没有足够的世界市场，导致国内经济下行，企业内卷，房地产泡沫难以解套。如果中国吸取马歇尔计划的历史经验，首先开拓人民币的海外市场，而非国内的维稳和内卷，则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将实现三百年来的历史转折，亚欧非大陆市场的整合，将颠覆安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霸权。东升西降的金融格局，将是人民币主导的多元市场。失去金融霸权支撑的美国军事和科技霸权，将不得不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中国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兵，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和文明复兴。

【二】欧洲美元市场的产生机制

有人质疑中国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就难以创造人民币的海外市场。历史上欧洲美元的产生机制，给我们提供参考的先例。冷战期间，苏联有大量资源可以出口，但是美国不让苏联用美元交易。这种违背市场机制的政治管制，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围堵相似。但是西方盟国并非利益联盟。英国创造欧洲美元市场，和苏联做互利交易，伦敦因此成为二战后第二大的金融中心，英镑增强和美元的竞争地位。和如今欧元和美元竞争储备货币的情况类似。

如今美国债台高筑，美联储自我中心的金融战场向全世界转嫁美国的金融危机。非洲拉美中东和俄国都急需中国生产的工农业产品，完全可以用人民币交易，用不着美元做中介。发展人民币海外的离岸市场。助力中国产能走向世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难注意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改变国内保守的金融体制。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误区

国内金融主管的主流经济学家迟迟无所作为，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制造的几个理论误区。

（3a) 储备货币的来源是贸易逆差?

中国如今是巨额贸易逆差，人民币只能升值，阻碍产品出口，而非人民币稳定出海，扩大中国的对外出口。此说违背历史事实。美国战后到1973年石油冲击美元和黄金脱钩时止，一直保持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双顺差。各国的美元储备来自美国的贷款和国债，而非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1973年由于中东战争和越南战争，造成持续贸易逆差。1985年开始里根的减税和赤字财政，导致持续的金融账户逆差。但是至今保持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独大地位。原因是欧元，日元，加元因为经济无力和美国竞争而相对疲弱，经济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中国金融缺乏海外的竞争能力，才使虚弱的美元继续维持国际储备货币中的独大地位。中国金融主管部门改变金融思维方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3b)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

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有效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但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不妨碍中国创造离岸人民币市场。两个方法可以让人民币走到和中国友好的国家去，成为人民币部分国际化。

方法一是中国和友好国家定期进行货币互换。因为友好国家需要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工农业产品，非洲，拉美，中东，和俄国都有中国需要的丰富矿产资源。政府间和国企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可以直接以人民币计价，以本币接算，无需美元做计价中介。

方法二得益于中国援建企业的一条龙体系。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援建和投资项目，实际上是中国的政策银行，如国开行，金砖银行，或一带一路银行提供贷款给承包商购买中国设备，运营商给工程商提供融资施工，大头在政策银行内部运行。小头是在受援国雇佣当地工人，给他们发工资，本地消费之外，工人还要购买中国产的日用品。余下的人民币经过海外华人经营的华资企业和华资银行和国内银行交易，加强海外华人和国内金融的联系。

（3c) 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风险？

分析美国的资产负债表，2022年末，美国政府部门净负债率为119%，已经资不抵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为68.7%。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为债务扩张提供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发债空间。

2024年末，美国居民的负债率为141.5%，美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低，仅为4.5%。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负债率为26%。因为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贷存比为54.8%。

到2025年3月底，美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额为$77.2万亿美元，其中家庭部门负债$20.3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21.8万亿美元，联邦部门政府债务$31.8万亿美元，地方政府债务$3.4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额为￥423.0万亿人民币，其中家庭部门负债￥83.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负债￥254.1万亿元，中央政府负债￥33.7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50.2万亿元。换算为美元约$58.8万亿美元。

美国总债务是中国的1.3倍，按人均债务计算，美国人均债务是$22.6万美元，中国人均债务是$4.2万美元。美国的人均债务负担是中国的5.4倍。

显而易见，美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和高消费，完全是靠借债支撑的。目前美国债务利息的支出已达联邦开支的13-14%。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7%。而中国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4%。

总而言之，中国扩张财政规模，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其潜在的收益巨大，而风险比美国小得多。

【四】改革国内自缚手脚的激励机制和业绩指标

为什么中国的外交部门积极在国际政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国内金融部门迟迟无所作为？原因在小农经济的存量思维和计划经济的保值增值，束缚了金融部门积极进取的激励机制。

以对外基础建设投资为例，国资委如果用西方短期的利润标准衡量国企效率。对外投资基础设施短期内必然亏损。所以国企只是完成政治任务，没有长远打算。对外投资过早移交给当地政府，往往成为半截子工程，甚至债务陷阱。如果给国企的业绩指标如果改为十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实现盈利，并站稳海外市场，则海外市场的扩张给企业在国内外的发展提供重要推力，国企带动民企走出去的效果也大大增加。不同产业的盈利周期不同，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业绩指标也应当不同。不同产业投资成功的概率不同，监管部门的业绩指标也应当不同。否则各部门只有避免失误的消极行为，不可能实现金融发展的远大目标。

【五】调整理想主义的投资政策为务实战略

笔者对援非坦赞铁路的观察，也发现中国理想主义的政策有调整的必要。坦赞铁路从1967年立项，到1976年建成移交，中国提供无息贷款约￥10亿人民币。中国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约5万人次，现场施工人员约1.6万人，64人牺牲。在工程意义上是成功的。但是运营结果不理想。原因是本地员工接管后，没有经验，也无力抵制外国公司挖角和本国裙带关系腐蚀。类似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西方推行的多党制，无法拜托西方资本的控制，也难以改革本国的落后经济结构和体制。中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在援外工程上值得研究新的务实模式。

我的观察是发展中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稳定的税收，就无法维持稳定的军队，警察，和廉洁的公务员体制，任何基础建设都难以实现长期规划和稳定发展。我的建议是中国对外投资最好采取和当地国家的合资方式，在最初十年保持中国的控股地位，才能避免当地政党政治以环保，工会，法律等名义敲诈中资企业，也抵制各政党势力裙带关系的渗透，培养一支和中国长期合作的管理团队。在当地的基础建设要连片发展成一个社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给当地创造一个样板社会，也给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税收，成为稳定法治的基础，建成一个和中国长期合作的跨党派的利益集团。然后逐步降低中国控股的比例，用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本地干部，运营这个合资企业。带动其他国资和民营的中国企业，在该国发展良好的投资生态环境，包括以人民币为主导的金融体制。

【附注】本文是笔者和北大学生简练关于发展人民币海外市场对话的提要。具体内容由《底浪》的视频播出。

简练在北大获得本科金融和应用数学的双学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毕业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货币循环理论》在评审阶段就收到笔者的关注和好评。他的工作包括对国内和海外企业的运作和咨询。他的著作有《货币循环理论》，《资本的真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