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均10枝，云南鲜花为何依然被卡脖子？

　　2024年，昆明呈贡区以141亿支成交，提前一年完成了原定在今年实现的138亿支年交易目标。这一成绩距离世界第一荷兰阿斯米尔公布的200亿枝年交易量已相去不远。

　　但数字的接近，却并不意味斗南的“世界第一”已经触手可及。

　　斗南鲜花的行业地位，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位于昆明呈贡区的斗南镇，毗邻滇池东岸，坐拥大片河谷平地，这里日照充沛，土壤肥沃，如同一座巨大的天然温室。其“亚洲花都”的含金量，从一组就业数据中就可见一斑：

　　据公开报道，斗南7万常住居民，有4.65万人都从事花卉相关工作，涉及企业3300家，经营主体和个体工商户超过了1.5万。

　　长期的“0人外出务工”，更是彰显出这项产业在当地的强大吸附力。

　　2022年，斗南首次实现交易量和交易额的“双百亿”历史突破，“浪漫经济”的崛起，印证了这方水土的潜力，也为它冲击世界第一攒足了底气。

　　然而这段芬芳之旅的背后，却藏着不易察觉的硝烟。

　　1983年，呈贡县良种场场长化忠义在自家地里成功试种出一批剑兰，拉到市场当天就卖了100块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我国“商品花卉种植的开端”。当时，本地人的年收入还不到200块。

　　到了九十年代，村民的菜畦纷纷变花田，从最初的三分地扩展到了2500多亩。每天天还没亮，乡镇上一条狭长的街道就被满载鲜花的箩筐和自行车挤得水泄不通，甚至需要交警出面疏导。

　　▲1994年，花农在斗南出售鲜花，来源：新华社

　　“云南十八怪，鲜花论斤卖”，诉说的正是那段中国花卉产业的草根起点。这种原始扩张，很快就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在混沌之中萌发出新的秩序，也遇到了新问题。

　　1995年，斗南建成全国第一家村级花卉市场，告别路边摊交易；1999年，昆明举办世园会，斗南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国外优质花卉品种和产业模式，同时让世界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的商品花卉。

　　但直到2002年，花卉拍卖中心落槌，斗南鲜花被纳入到全球种源知识产权的规范中时，很多花农还搞不懂“种苗专利”是个什么东西。

　　这很快变成了斗南前进的阻力，并困扰至今。

　　今天的斗南花卉市场，已经是一个覆盖117类、1600品种的全球级市场枢纽，这里当晚的鲜切花价格决定着第二天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行情，白天700多万枝鲜花从花拍中心发往50多个国家，能足足装满一架波音747。

　　其成长好比一部2倍速的城市基建纪录片，在扁担和拍卖槌的交替之中，迅速完成了田间地头到亚洲花都的蝶变，但却依然面对巨大困境，也是与世界第一的巨大差距：

　　其种售鲜花85%都是外国品种，并因此被锁定在价值链末端。

　　我国鲜花品种对海外的依赖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始于一场出发晚了百年的竞赛。

　　中国鲜花产业刚从零起步时，商品花卉种质基因库都还没建立起来，面对的却是一个早已被精密分工和高度垄断的全球市场。

　　纵使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的野生鲜花品种由于缺乏驯化改良，不管是花期、花型、抗病性都难以满足市场标准。从80年代流行种植的康乃馨开始，斗南花农们就已经用上了“洋种子”，就连标志着“商品花卉开端”的第一批剑兰也引自外地。

　　而育种是一项比拼时间、技术与资本的马拉松。一个有竞争力的新品种，从杂交选育到性状稳定，再到市场推广，过程堪称“十年磨一剑”。

　　当云南不少花农还没有“种源”概念时，荷兰的家族育种企业则已传承到第四代人，单拎出月季一项，就有超过三万个子品种。

　　所以当时的问题，都不是本土品种没有竞争力，而是市面上根本就看不见本土品种。久而久之，斗南乃至全国流行什么花、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审美和潮流趋势都由不得本地需求主导，而是远在欧洲育种公司的年度新品目录所决定。

　　这种依附跟随的状态，贯穿了斗南的整个进化史。

　　选择进口种苗，就意味着必须适应全球体系，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在此规定之下，花农购买的并非一颗可无限繁殖的种子，而是更像一张“种苗专利费”，有着严格使用限制的许可证。

　　所谓“种苗专利费”，支付过程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是进口种苗本身的价格。一棵优质的玫瑰专利苗售价高达10元，如果一亩地能种5000株，前期投入就需要5万元——可以理解成是“入门券”。

　　二是按销售额支付的抽成。以10%的比例算，无论市场行情好坏，花农每卖出10枝花，有1枝的收入就要支付给海外育种商——可以理解成“份子钱”。

　　此外，经过生物技术处理的一代专利品种，基因优势大都只能维持一季。如果花农自行留种或扦插扩繁，后代会出现严重退化，以至于彻底失去商品价值——好比一种隐形的技术锁死。因此，每个生产周期过后花农都需要再购买一批种苗来“续费”。

　　欧洲育种巨头这套成熟的玩法，背后是上百年的技术投入和商业设计。

　　靠着资本主导的研发与全球收购，他们首先掌握了全世界九成商品鲜花的品种专利，令其他追赶者难以望其项背，然后通过立法和国际缔约，将品种权保护打造成坚不可摧的行业护城河，最终构筑起一道由技术、商业、法律精密交织的铜墙铁壁。

　　根据公开资料，荷兰人的基因资源积累早在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时代就有迹可循。17世纪的全球扩张中，他们从奥斯曼帝国、非洲和亚洲带走了大量植物品种，建立莱顿植物庄园这一欧洲最早的植物研究中心，为“鲜花帝国”丰富的品种奠定了基础。

　　过程中，荷兰人通过海量的品种改良和知识产权注册，使很多国家的本土基因资源摇身一变，成了“荷兰专利”。

　　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中国原生品种。

　　比如2003年，荷兰花博会展出10多种牡丹芍药品种，亲本均来自中国原生种“凤丹白”的杂交培育。由于没有及时注册UPOV，我国痛失品种主权。

　　甚至被捧为“荷兰国花”的郁金香，原生种也来自中国西藏和土耳其。如今，荷兰郁金香已衍生出3000多个杂交分支，占全球产量的65%，不论中国还是土耳其，想要种植这些品种都需要先向荷兰缴钱。

　　这一系列问题给斗南带来双重挑战：既被掐住了品种的脖子，还要长期承担“入门券”和“份子钱”，吞噬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

　　由此而生的一些“对策”，则为斗南市场的长期发展埋下更深的隐患。

　　一株进口专利苗成本8元，自行扦插扩繁成本只要五毛，巨大的成本差一时间使得“盗繁”泛滥。加上侵权成本低，司法鉴定难，维权周期长，中国在国际上被长期视为“高风险市场”，而“育种不如盗种”的观念，也严重扼杀着本土企业的创新热情。

　　花拍中心前总经理张力曾回忆，团队早期赴欧考察时，“所有人都在和我们聊知识产权保护”，有的育种商一听他们来自云南，“甚至不想接待我们”。

　　信任危机一度使得当地育种公司拒绝向中国输出核心品种，斗南因此只能长期固守中低端市场。到2015年前后，花农种植的玫瑰90%还是欧洲专利期已过的淘汰品种，靠着薄利多销维系经营。

　　这一切，最终凝结在了一组数字的对比中：

　　2024全年，斗南以141亿枝的销量创造115亿元交易额，其交易量已经追赶到荷兰阿斯米尔（200亿枝）的70%，但后者高达470亿元的交易额，却是斗南的4倍有余。

　　量超七成，价差四倍。巨大的产值鸿沟揭示了两者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地位：

　　拿最依赖荷兰进口的玫瑰来说，斗南玫瑰平均售价8毛钱一枝，扣除专利费，再刨去种植、损耗、人工和包装，最终利润只剩下0.3元。反观荷兰，仅凭一纸品种权，育种商就能从地球的另一边，例如厄瓜多尔代工种植的冠军品种“枪炮玫瑰”里，拿到单枝4.5到15元不等的专利费——比斗南花农单枝花售价还要高数倍。

　　也就是说，当阿斯米尔靠着专利技术豪取产业链顶端利润时，斗南赚的还是代工式种植的辛苦钱，甚至能不能种都还要看人家脸色。

　　规模的快速膨胀，与种源持续受困，构成这条产业之路上最尖锐的矛盾。

　　不挣脱“份子钱”的枷锁，就只能永远困在低端产业链里，真正的“世界第一”更是无从谈起，一场关乎产业制高点的种源攻坚战也悄然开启。

　　要想破局，只有从过去被动遵守国际规则，转变为吃透规则并利用规则。这其中核心便是自主创新。

　　意识到“种源困局”的切肤之痛后，一场围绕花卉“中国芯”的艰难突围，开始在政策、市场与实验室里同步上演。

　　一道道口子也被撕开。

　　2018年，由本土育种家段金辉耗时四年、投入超百万培育的新一代玫瑰品种问世，并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推广。这款凝聚中国育种人心血的玫瑰在云南种植面积迅速突破1000亩，年产5000万枝，带来年近200万元的专利收益。

　　这笔钱虽然不多，却象征着从0到1的突破——中国花农开始为自己的专利付费。

　　然而创新之路并非坦途，斗南的突围之旅也是在坎坷中前进。其中的挑战，除了品种研发培育本身的困难，还有研发成果与积极性的保护。

　　2020年，国产绣球明星品种“博大蓝”的育种人杨玉勇，历经6年培育、2年专利申请，新品保护证书到手之际，核心种苗就遭到了不良苗商的“盗繁”。仅仅数月，山寨品种“大海蓝”席卷斗南，价格战内卷瞬间打乱了市场秩序，杨玉勇本人则颗粒无收。

　　从业者的个体挣扎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觉醒。为了打破恶性循环，构建自主可控的种业体系，“中国芯”的冲刺进入了拐点时刻。

　　2024年初，昆明呈贡区以22亿设立“花十条”专项基金。这项政策精准瞄准了产业核心痛点：重金支持育种研发，为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提供补贴，为维权提供法律支持，也资助“云花”品牌出海。

　　同年，《主要鲜切花流通和交易规范》的国家级标准应声出台，首次为玫瑰百合等五大鲜花品类制定了从采后处理、分级、包装到冷链运输的全流程标准。这套“中国标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本土A级品种“滇红”玫瑰因为品质稳定、损耗率低，价格应声而涨。更重要的是，它开始吸引东南亚花卉主动贴合中国标准，再通过斗南进入全球市场，由此初步扭转了我国在产业标准上的彻底被动。

　　直面“盗繁”痛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也在同期施行，大幅优化了取证规则，明确侵权界定，将维权周期从过去的数年缩短到了数月。

　　创新成果有了更好的保障，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斗南开始盛开自己的颜色：

　　2025年春天，斗南新品发布会，自主品种“中国风”月季迎来一场惊艳的绽放。其青灰、烟紫等稀有色系，在抗病性上的卓越表现，以及层叠婉转、极具东方神韵的花瓣造型，都深受好评，也打破西方传统“杯状花”审美，为世界鲜花再添精彩。

　　▲“中国风”月季，来源：昆报头条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蔡艳飞因此表示：“从跟跑到并跑，我们有望在月季育种的细分领域实现领跑。”

　　更富象征意义的突破性事件也在今年3月传来，苏州科研团队利用荷兰本土的鸢尾品种作为育种材料，成功培育出全新品种“宁玉1号”和“玉乔”，并获得了荷兰皇家通用球根种植者协会（KAVB）的权威国际登录认证。

　　这是中国品种第一次在荷兰主场拿到官方通行证，实现了“用彼之规则，育我之良种”的反制。

　　如今，斗南市场的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已从2002年的“几乎为零”提升到15%，而且还在提升加速中。业内预计，到2030年，自主品种将有望突破 50%。

　　再加上我们手握全球最大增量市场和数字基建两张关键王牌，持续在种源研发上发力的斗南，将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世界最大”到“世界最强”的质变。

　　这场始于扁担箩筐的征途，终将抵达理想的彼岸。

　　[1]《2023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昆明市统计局

　　[2]《呈贡区“十四五”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规划》；《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花卉产业提质发展行动方案》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公开信息

　　[3]《2023国际花卉统计数据分析报告》中国花卉协会秘书处

　　[4]《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11）》最高人民法院

　　[5]《所（园）科研团队在荷兰鸢尾育种方面取得突破》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6]《鲜花王国的鲜花路》中国青年报

　　[7]《中国经济样本观察：“镇”了不起｜从花田花市到花都，鲜花“绽放”出双百亿“浪漫经济”》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