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背景下的《山在虚无缥缈间》

抗战背景下的《山在虚无缥缈间》

——童霜威脱险与走向政治生命的新选择

2025-09-07

这个标题选自欧阳素心的一幅画。此前生活优渥、无忧无虑的她，在此倾注了自己对于人类的一切美好——如愿的爱情、美丽的自然山水风光、人性的美好、世界和平……的所有憧憬和向往。

心目中的一切美好都可以通过画笔艺术地展现在油布上，然而，日本人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包括1931年之前发生在朝鲜半岛、大东沟、在旅大和辽南的侵略战争，却在华夏大地上彻底毁灭那些曾经是那样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在战争阴霾、人间悲剧、家庭变故下，所有的这一切最终都成为了一种幻想与梦靥！

有曰，“商女不知亡国恨。”

然而，具有坚定抗日信念，有骨气、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从来却都完全不是这样的！童霜威这一次承受着巨大精神痛苦与身体磨难，千方百计摆脱日伪羁縻的千里跋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尽管他只是手无搏鸡之力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拿起枪在战场直接与日寇肉搏，然而，他依然是此刻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

在民族危机与国内政治危机双重社会背景下，从沦陷区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跋涉脱险来到大后方的童霜威，面对“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我，不知有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P663）的蒋政权，必然在政治道路上作出他人生的重新选择。当时任何一个富有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这样！

第一卷 孤岛岁月，黄浦江，水滔滔（1939年7月至8月）P01~75

童霜威欲速而不达的离沪去港动议（遇人不淑婚姻不幸之上乘）。

回到上海公共租界仁安里21号妻方丽清娘家的童霜威，已经在方家“蛰伏”了八个多月。期间，发出“艳”电之后的汪精卫（兆铭）已经来到上海，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住在王伯群的沪西别墅，准备“联合”长江南北的王克敏“临时政府”（北平）和梁鸿志“维新政府”（南京）两个地方伪政权，“还都”建立伪中央政权。

在已经秘密“下水”做了汉奸的前两广监察使谢元嵩设套“做局”下，童霜威被骗到位于“歹土”沪西“好莱坞乐园”，被迫与汪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的李士群见了一面。恰在此时，张元成（张洪池）也给童送来了在沪设立的所谓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以蒋中正名义签发的一张油印慰问信；同时叶秋萍要求他运用其同日伪要人的老关系去做所谓的“疏通”工作，保护中统在沪的地下组织。

秘密（地下）工作的主题是搞情报，而搞情报的基础在于有效构建并搞好与目标人物的良好关系，而行动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部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那些电视剧中耳熟能详的情报战，事实上却大多违背了这一核心内涵。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童霜威愿意做这项工作，并能利用好与汪系和日本人昔日的那些人际关系网络，倒是拥有不少先天的有利条件的。不过，叶秋萍此时对之提出的这个要求，大概率只是有病乱投医，起初只是想利用童，“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第二卷 帘卷秋风，意外遭逢（1939年9月~11月）P77~159

行止犹豫带来的严重后果（身陷囹圄难自拔）。

在被盗用名字参加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列入 “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成为汪伪“中央委员”之后，童霜威依然坚决拒绝与汪伪政权合作，在家靠读书练字痛苦度日，最终惨遭“76号”绑架，生死未卜。童家霆也在上海法租界碰上了儿时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同学欧阳素心，激荡起内心不尽的憧憬。这是一个家景优渥、富有艺术才华的，内心却一时令人难以捉摸，美丽的女高中生。

对像谢元嵩这样利欲熏心、上下其手、没有底线的投机政客，没有坚决与之割席绝交，是童这生中最大的失误之一。不过，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尽管官场上明争暗斗，然而在表面上依然表现得“温情脉脉”。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就是杜月笙著名的“三碗面”之说——人面、场面、情面！——“吃得好的，就像鱼儿得水，事事顺心；要是不吃好，走路都困难，寸步难行。”

第三卷 钟声回荡，寒山寺沧桑（1940年1月至3月）P161~243

作为汪伪囚徒的修行生活与儿子的成长（民族不屈意志的延续）。

在被汪精卫“接见”时，童霜威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民族立场，并要求去寒山寺“修行”。被“七十六号”绑架但还算受到“优待”的童霜威，自此开始了被软禁在苏州古刹寒山寺的囚徒生活。这次重返苏州与之前截然不同，作为日寇汉奸的囚徒，尽管表面上没有受到虐待，但他却在民族灾难与内心的精神痛苦面前饱受了更多的精神折磨。已经在上海东吴中学复学的童家庭同时也在磨难中得以成长，在传单上署名“爱国党”的童家庭、程心如、余伯良这三位成员，联合欧阳，通过在租界街面上抛洒传单的方式，继续进行抗日宣传的自发抵抗工作。他与欧阳素心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开始了他的初恋。而素心父亲下水附逆，甘作汪伪政权财政部次长兼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的事实，却令这个混血女孩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摧残。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汉奸？

有大汉奸和众多的小汉奸。小汉奸大多与这些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丧失民族意识有关，如在寒山寺监视与照料童霜威生活的汪伪特工“冷面人”老董、南京地头蛇保长夏得宜夏金贵这样的。找碗饭吃而不管这个营生的性质，是他们谋生存的直接动机。更与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直接相连，缺乏也许本来就没有清醒的民族意识却使他们如此这般干伪职而心安理得。像童妻方氏家雨荪立荪两兄弟那样的投机商人，如谢元嵩那样的投机政客，就很容易成为汉奸。这是一个社会教育问题，也涉及到一个人的内在素质。至于大汉奸，其更多考虑的是社会地位与个人的生活享受，如周佛海就有他的一套汉奸理论，做法上更是见机行事、八面玲珑、曲径通幽。

不过，这时感到作者在描写汪丁李这些头面反面人物，尤其是头号汪伪大特务时，依然没有摆脱那种脸谱化的直接笔法。这些历史反面人物也有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其内心实依然是同样复杂的，对于社会舆论他们内心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不能将之简单化，给读者一种面目简单、形象单一的印象。

第四卷 电闪雷鸣，生死善恶在搏斗（1940年3月至9月）P245~

租界越来越不安全（歹土已成了随心所欲的杀人之地）。

热血的中国人仍然在继续坚持抵抗，汪伪正在通过特务手段加紧压制抗日的上海市民，日本人也在进一步增强对伪政权的控制，家霆的舅妈杨秋水去根据地临行前在大街上被毒子弹暗杀，一切都变得那样的压抑窒息，而有气节、有骨气、坚决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反抗愈加高涨，……

对于具有强烈爱国之心，善良、单纯而漂亮的欧阳素心，在得知父亲决定下水附逆之后的那种愤慨悲凄而无能为力的心态，估计现在的很多人是很难真正理解的。因为，没有真正置身于当时那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酷历史环境之中，要理解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高官厚禄面前，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而当这种高官厚禄是以做汉奸为代价换来的时，拒绝更是难上加难。除非格外坚定的爱国志士，如同童霜威这样的饱学之士、如柳忠华这样的共产党人，的确很难做得到（0909 22:39）。

第五卷 听夜声寂寞打孤城，春潮急（1941年3月至10月）P319

沦陷区人民生活日益艰难（抗战进入了更艰难的相持阶段）。

童霜威被转回南京潇湘路1号，在他原来自己家中的二楼继续被软禁，家中其他部分已被挂着“蓖麻子株式会社”的日本情报机关占据；家霆被绑架回到南京照顾父亲，他首次外出时正值清明时节，恰好遇上了以前家中的司机尹二和厨娘庄嫂，国仇家恨，现在尹二的内心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他的性情完全改变了；欧阳素心来到南京探望家霆父子，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振奋，俩人还一起去中山门外的雨花台祭奠家霆的生母；昔日唐生明去沦陷区的秘密使命，现在由一个叫管仲辉五大三粗的军人在扮演；勾结日本人在上海做鸦片生意，方丽清的二哥方立荪在自家新买的花园洋房门口，被吴世宝绑票并因受伤过重而死亡；……

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是讲求气节，重视名誉的，但办起事来又多缺乏圆滑世故。这是这些士大夫的高贵之处，也是他们在官场上屡屡失意于性格做事上的某种缺陷。然而，也有些读过书如谢元嵩之流，却因其圆滑世故而在乱世中依然活得很滋润。如何评价这种书生气？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如果人没有了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如果失去了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根基。坚持一种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文脉始终不曾间断，源远流长，延续至今的精神根源（0909 21:30）。

第六卷 战云迷漫，遮断望海路（1941年10月~42年1月）P425

眼看养晦计谋即将成功却功亏一篑（珍珠港事件爆发）。

为了从日伪监禁下脱身，童霜威接受了管仲辉的建议，开始装成病情加重的样子并被从南京转回上海日本医院，并在在一位两个儿子都在侵华战争中被击毙、具有朦胧反战意识日本医生冈田博士的帮助下回到了仁安里方家。随着方家中友善对待童氏父子两人之一的大舅妈“小翠红”病逝，幸好还有素心小姐给家霆准备好了逃难的费用（她母亲留下的首饰）。在此充满希望的关头，太平洋战争却爆发了，沪港班轮停运，公共租界也被日军接管。国文课戴老师在慈淑大楼给当时仍能到学校的10多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0909 23:34）。

同样都是都市美人，出身风尘的“小翠红”与生活优渥的童妻方丽青，谁更高贵？堕入风尘并非“小翠红”本愿而系家庭生活所迫，但她的内心是纯洁的，更难得的是依然保持着善良，对他人也很友善的本性。因此，较之于方氏的是非不清，无知刻薄，唯利是图，甚至认贼作父的市侩与汉奸本色，不知要高贵多少倍！

第七卷 天灾人祸，故国三千里（1942年6月至8月）P517

自上海、过上步河、闯潼关（坚守爱国初心）。

在前妻弟柳忠华的策划陪伴下，童霜威终于带着儿子开始了奔赴大后方的艰难跋涉。以安徽界首为界，他的行程分为两段。首先从沦陷区上海寄居处出发，经南京，过芜湖，在柳忠华两位同行的帮助下，涉安徽上步河进入国统区，摆脱日伪按照。由于行动隐秘，伪装巧妙，这一段有惊无险。其次，自界首，经洛阳，过潼关封锁线，从宝鸡入川，再由成都去重庆。进入当时地处前线的国统区后，在界首巧遇褚之班并受到其的再次热情款待，随后步行700多里去洛阳。途中亲眼见到的1942年河南灾情令其愤慨。在白马寺与时任中央赈灾大员的毕鼎山会面后，使其对于抗战与个人的前景均感不甚乐观！

如果官员只是以上级意志为转移而罔顾民众的苦难，这样的政治一定是非常糜烂腐败的。当时的重庆蒋中央对于1942年河南旱灾蝗祸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也因此，“水旱蝗汤”成为抗战中期国民党统治最大的政治丑闻。下情不能上达，当局不喜欢听到负面的报告，于是不良官吏特有的那种致老百姓生死于不顾，上下其手的那些卑劣官场作派，自然就有市场与机会。这是中国历朝政治中历来就有积弊，延续到国民党执政，在抗战时期愈加发扬光大（0910 16:12）。

第八卷 长江奔腾，山城白雾茫茫（1942年8月至9月）P605~679

“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令人悲泣！）。

童霜威终于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抗日中心重庆。然而，在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雾都，“在重庆看到的是超过战前在南京时的腐化与奢靡了，战争仿佛反而促使国民党上层在加速腐败的过程中。”尽管得到了时任监察院长于右任“不信有天长似醉，最眠无地可埋忧”、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山河”的嘉勉题词，却只得到了一个不发薪水、只在节假日偶有车马费的赈济委员会委员的虚衔，只得依靠上海闻人杜月笙，以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设计委员名义发给他的每月车马费艰难维生。看来这里的抗战的确不再需要他了。于是，只得决定携子迁去距渝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小城江津，被迫投靠当地士绅邓永刚暂时栖身。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家霆却在“孔明灯”映照下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见到了正在岸边一块大石头上，用口琴吹着昔日熟悉学校歌曲，朝思暮想的素心。

腐败是有传染性的。当一个政权的根儿都快烂掉了的时候，对之也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然而，这场“战争使该腐朽的东西更腐朽，也引发刺激了新的生机”。抗战时期，那些善良正直，满腔热血而生活愈加困苦，看不到希望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对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信任与信心的（0910 17:27）。

                        初稿始于2025年9月7日，完成于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