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华语片,悄悄打了你一耳光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原创。

  有人说,世界上分两种人,不跳舞的人和跳舞的。

  现在请为这位女孩鼓掌——

  她正蜕变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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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工位时一脸阴沉。

  走上天台后,她笑了。

  最后一点夕阳抹在脸上,她在一片寂静中伸出双手,开始和世界跳舞。

  舞姿愈发开阔:

  从脚下缓慢挪动的人群、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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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视线上移。

  双手随着大楼腾空而起,飞到天上变成了云朵,变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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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好像真的在她手中汇聚。

  凝结成了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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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由。

  原来跳舞不需要乐章,而是任由随感受而动的心,去演奏自己。

  你听懂了她在表达什么吗?

  听不懂,是否是你的一种“缺陷”?

  先别生气,看到后面你就会明白——

  看我今天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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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香港电影的一匹小黑马。

  豆瓣评分8.3。

  一个热门影视选题:聋哑人。

  要知道,这个题材最近就已经有《向阳·花》《不说话的爱》《独一无二》三部了。

  从生存到尊严,从苦难到成长,它们无不来自于听人对聋人的关怀视角。

  想要表达的无非都是主流观点:

  好艰难,要关爱,请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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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看我今天怎么说》(以下简称《看我说》)呢?

  它决不要同情。

  还告诉你,你的同情,可能是一种自以为是。

  是的,过去在写到这类电影时,Sir总要反复斟酌用词——到底是“聋哑人”,还是“听障人士”;到底是“正常人”,还是“健听者”?

  稍有不慎,好像就会触碰到敏感的神经。

  而这部电影,现在直白地告诉你——

  就分为聋人和听人。

  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聋”这个字有侮辱性,仅仅是客观上表达听不见声音。

  聋人有自己的语言——手语。

  如果你认为他们听不见说话是缺陷。

  那么你看不懂手语,是否也是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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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聋人和听人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一分类。

  对,这部电影要说的,就是选择。

  两位主角,都是聋人青年但又完全背道而驰。

  核心区别在于:

  对待手语、人工耳蜗的态度。

  叶子信(游学修 饰)来自一个聋人家庭。

  拒绝使用人工耳蜗等辅助听力设备,仅依靠手语与读唇与外界沟通,会自豪地说:

  手语就是我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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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广人工耳蜗的大会上,有这样一句:“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世界将不再有聋人”。

  以我们的逻辑,这句话没问题吧?

  可他听了暴跳如雷。

  像在赌气一样——

  你们,和你们的科技,凭什么消灭我们?

  我以聋人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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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恼羞成怒?

  别急。

  先看另一位。

  方素恩(钟雪莹 饰),一个在单亲母亲的鞭策下,努力了半辈子的聋人女孩。

  自幼佩戴人工耳蜗,拒绝手语,努力学习口语发音。

  成果令普通人都羡慕——

  在正常学校里成绩名列前茅,考上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于名企,打算成为一名精算师......

  这,难道不该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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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矛盾展开了——

  人工耳蜗。

  如果科技能够补全人体缺陷,那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这份科技福报,不是每人都有。

  首先,要有钱。

  购买、手术、康复,都将产生巨大开支。

  《向阳·花》里,高月香吃亏上当又铤而走险,就是为了给女儿攒够手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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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3月后,我国人工耳蜗已经入医保集采,耗费大幅降低

  其次,要看命。

  人工耳蜗的植入有严格的医学标准,并非所有听力损失患者都适合安装,需要有相符的听力损失程度与类型。 

  即便安装成功,也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重新学习发音吐字。

  然而。

  重点来了,这些客观原因几乎都被《看我说》一笔带过。

  因为它的否定更加彻底:

  装上它,聋人也不可能成为正常人。

  首先在功能上。

  人工耳蜗的效果最多只有正常听力的六、七成。

  《看我说》的一大亮点便是声音设计,其中一部分重要展现便是人工耳蜗的听觉世界:

  声音嘈杂、断断续续。

  就像你戴上了副被卡车轧过的廉价耳机,是钝刀子杀人。

  佩戴者的口语并不会像听人标准,也做不到流畅的日常交流,常常漏听错听。

  最难的是心理:

  听不懂,还要装作自己没问题。

  我知你听不到我讲什么

  没关系,我也常常听不到别人讲什么

  然后就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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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中,出现了两种傻笑。

  第一种:

  是她假装自己是正常人。

  人群中的素恩,跟不上同学间的交流,更插不上话。

  只有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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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质量的交流,无法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系,费尽全力也依旧是人群中的“异类”。

  傻笑,让孤独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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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傻笑:

  是别人假装她是正常人。

  同事和蔼友善,但并无深度交流;工作简单轻松,但也做不了真正的工作;周遭的一切都向她提供便利,但也会被提醒“电话就不用你接了”,因为她的口齿并不清晰......

  或许是善意。

  但也摧毁了她的信心。

  - 还有其他事让我做吗?

  - 嗯......先看看下午茶要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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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

  能得到这个岗位,只不过是公司需要树立“残障友好”的企业形象。

  她只是吉祥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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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每个人都能有这样幸运(或不幸?)的命运,但身份认同的心理困境是佩戴者身上客观存在的。

  她是聋人眼中的听人。

  也是听人眼中的聋人。

  重要的是,当主流社会并不完全接纳素恩时,她也无法融入聋人群体。

  她的,他们的“手语”被没收了。

  被她的母亲——

  必须成为一个“正常人”,杜绝所有学习手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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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过时的特殊教育理念——

  2010年前全球所有聋人学校都采取口语政策教学,只为让听障群体融入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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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手语也被全社会“你也可以”“我们都一样”的善意没收。

  其中也包括慈善团体。

  人工耳蜗,是被社会推广的公益项目。

  在录制广告片时,学会手语的素恩想要双语并用,并肯定手语。

  却被工作人员委婉拒绝——

  可不可以不提到手语?

  也不要打手语?

  我们想聚焦在人工耳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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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是要聚焦,是怕动摇聋人们称为“正常人”的决心。

  成片中写着这样的话:

  “素恩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展开多姿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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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障群体把对这句话的态度挂在了脸上

  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

  是非“正常人”的人生,是惨淡的,是艰辛的,是不可能多姿多彩的。

  隐形歧视?

  有,但不全是。

  这不是最核心的问题,《看我说》还想问到更深、更远、更意有所指的地方——

  为什么要“正常”?

  “正常”是谁定义的?

  强迫自己“正常”的人生,真值得一过吗?

  说到这,Sir必须收一收语气。

  《看我说》并不是一封辛辣呛人的檄文,去控诉主流世界的傲慢,相反它温柔得不可思议。

  痛,是隐隐的痛。

  而美却是大方的美。

  那个“不正常”的世界——

  手语的世界,长什么样?

  片名“看我今天怎么说”,关键词,是看见。

  电影开头一个场景:

  因为在特殊学校中打手语,子信和另一名主角Alan被老师拉到走廊罚站,为了防止两个人不老实,还特意拉开了他们。

  可两人还是聊得热火朝天。

  通过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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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不自觉地“哇”了一声。

  因为你看啊。

  他们的距离明明隔了那么远……

  距离被具象化地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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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起了几句陕北情歌: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咱们见不上个面,那就招一招手

  手语,这一你我眼中的“替代方案”,更多的电影都在展示它的不方便。

  比如《不说话的爱》的全片第一个镜头:一个只会打手语的嫌疑人,被戴着一副手铐。

  手语是不便,是失声。

  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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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看我说》不。

  它爱。

  它严肃地将手语视作一种语言,并肆意抒发着一种具有美学高度的迷恋。

  电影中最关键的一场戏,子信教素恩学习手语。

  第一件任务:关人工耳蜗。

  没翻译怎么学?

  但很快素恩就发现:

  学手语,真的不用听到声音。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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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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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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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看我说》在这里有着狡猾的,甚至打破第四堵墙级的感官呈现:

  当素恩关掉人工耳蜗时,电影失去声音,重要的是于此同时字幕也在慢慢跟着消失。

  一个小伎俩。

  却让《看我说》触摸到所有聋人题材电影,都想要却从未达到的高度——

  真正地看见他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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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自导演的亲身经历:

  “如果我没有去学手语,很多场戏我是不会懂怎么去写的。”

  手语课上,发现没有翻译老师的导演黄修平吓了一跳。

  没有口语,也没教具,一切直接从身体开始,却自然地看懂了,看懂了也就理解了。

  这是这门语言的真相,也是它最特别的美——

  姿势很容易学。

  比起表达,重要的是接收。

  发出再好听的声音,都不如对方愿意看见你,愿意理解你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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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说》充斥着这种“原来如此”的体验:那个没有声音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动人的多。

  他们也会划拳也有酒桌游戏:

  明明没有声音。

  但你看到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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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人怎么能为了“正常”,而拒绝跳舞呢?

  回到前面的问题:

  强迫自己“正常”的人生,真值得一过吗?

  人,必须要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吗?

  这是《看我说》最让Sir触动的地方,这部电影并不是为盲人所拍,而是所有害怕自己“不正常”进而焦虑的我们。

  归根结底。

  电影中的聋人,只不过比我们多出了一个生理上的身份锚点。

  而现实中,你我身边就有太多被迫“正常”的经历。

  你肯定说过或经历过——

  小时候。

  左撇子被父母强迫使用右手;圆滚滚的脑袋硬要被睡扁;女孩脚大会被买小一号的鞋;明明乳糖不耐受,但喝不完奶就不是好孩子......

  长大了。

  别人都能忍,你为什么辞职?别人都买房子,你为什么租?别人都结婚生子,你为什么不结?

  人,尤其是中国人,从记事的那一刻起,人生第一等大事就是:不要掉队。

  Sir掐指一算你也是“正常”人。

  所以你一定明白:

  “正常”,不代表幸福。

  但“不正常”就会焦虑。

  究竟是谁发明的这个倒霉玩意儿?

  答案并不抽象:

  19世纪。

  这是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公认的答案——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19世纪的工业社会通过学校、工厂、医院等机构建立了“规训社会”,旨在塑造符合社会生产需求的“正常”个体。

  打个比方:

  在工业社会落成以前,不开心就是不开心,而在那之后我们拥有了心理学,划分出了正常人和疯子。

  这一概念不仅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权力关系和文化规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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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它的真正含义是:

  理性、服从、适合生产活动。

  片中的素恩在母亲的要求下,花了半生时间去适应这套标准;而当她成人后想要学手语时,母亲质问她:

  你是不是现在才要变成那种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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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本来就是聋人。

  不是吗?

  就像你本来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他们?何况是在今天......

  影片后半段素恩站在天台,Sir看到她“说”的话——

  “‘正常’的标准那么高,要追,永远不可能......”

  “我无法假装自己,我很幸福。”

  尤其这句,让Sir掉下泪来——

  “如果可以,我选择宁静。”

  那一刻。

  她在自己的舞蹈里,看见了自己,也放过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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