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巨头的，多是那些志大才疏的二代掌舵者

能把巨头推入绝境的，不是那些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 CEO，甚至不是那些将个人薪酬置于公司利益之上的自私型管理者。恰恰是那些对实际商业运行一知半解，对经济浪潮判断南辕北辙，却怀揣着 “改变世界” 宏愿的赵括式第二代掌舵人。

大公司之所以能成就今日的辉煌，往往奠基于第一代创业者筚路蓝缕打下的江山，得益于中兴一代职业经理人锐意改革构建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辅以强大的中层管理梯队，更有基层员工勤勉敬业的文化积淀。如此一来，即便空降一位浑浑噩噩的 CEO，只要他不闯下滔天大祸，不搞颠覆性动作，恪守成规、萧规曹随，想要维持现有市场份额，甚至对手出错后扩大，并非难事。

退一步讲，若是一位私心较重的 CEO，为了能在位置上多坐几年，多捞些业绩奖金，哪怕只为博个虚名，也会绞尽脑汁把公司的账面数字做得好看些。这类管理者或许好大喜功、行为短视——比如公司财务已然吃紧，仍执意发起大规模基础性投资，此举虽会损害公司长远发展，但短期内，公司业绩多半还能保持扩张态势。

最令人忧心的，恰恰是那些胸怀鸿鹄之志且拥有家族背景的 CEO。当然，家族传承不乏成功范例，但更多时候，第二代掌舵人容易陷入眼高手低的困境。尤其是那些从未在家族企业之外历练、完全在内部一步步“培养”起来的继承者。表面看，他们从基层起步，理应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对公司真实状况了如指掌。可实际上，自入职第一天起，他们便被贴上“接班人”的标签，受到特殊关照。即便身处最基层岗位，也如同悬浮空中、包裹在安全气垫里，从未在真正险恶的商业环境中接受过严峻考验。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 CEO，还真以为自己经受过历练，觉得做生意、驾驭组织、操盘宏图不过如此。

第一代创业者往往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讲故事，只谈结果；他们深谙博弈，也能容人之短。他们知道，一个企业要从无到有，靠的不是幻梦，而是韧性。于是，他们谨慎、节制，行事往往留有余地。那些年，他们可能并不伟大，但他们务实。而伟大，恰恰孕育在务实之后。

当企业迈入“帝国期”，制度逐渐成形，市场份额稳固，品牌影响力扩张。在这种时刻，掌舵权交至下一代手中，继承者从小便在灯光之下成长，熟知舞台语言，却不懂后台逻辑。他们常常被安排在“基层轮岗”，以示“历练”，但整个制度仿佛为他们量身定制，风险自动规避，挫折设有缓冲。他们以为自己在搏杀，实则始终在温室。他们最大的误解在于，以为父辈的胜利可以复制，而复制的方式是强化表达，而非重建基础。

这类 CEO 往往会滋生出一些狂妄而不切实际的“雄才大略”，他们内心往往相信一个被修饰过的历史版本，他们眼中，企业不只是企业，而是一座可以承载历史意义、寄托家族意志，甚至象征“商业文明高度”的舞台。他们盲目的信心来源于封闭的成长路径，也来源于对父辈功业的误读与过度神化，他们渴望证明自己不仅仅是继承者，更是超越者，不是靠血缘而是靠能力。无知与自信的叠加，于是策动各种激进而毫无逻辑的战略，发起大刀阔斧却毫无章法的“改革”，公司便开始步入“折腾”的节奏。不过，折腾往往并非始于内部，而是从外部关系恶化拉开序幕。

被宠坏的第二代 CEO，很少能意识到外部关系的重要性。其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往往局限于本公司之内。在成长过程中，家族给予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无需向外界求助，因此他们无法深刻领悟：这个世界上，持续的成功必须依赖与他人的合作。父辈在外和气生财、八面玲珑的做法，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懦弱的表现。

第二代 CEO 的傲慢，甚至在与业务伙伴初次会面时，就已让对方感受到阵阵寒意。有时，生意伙伴会试图提醒他们，比如在会面时故意表现出不应有的怠慢，无非是想暗示：你在商场上还是新手，切勿轻举妄动。但对于傲气十足的第二代而言，对手的怠慢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强横。他们往往理解为挑衅，进而更加激进地“示强”，将合作当作博弈，将忠告视为软弱，甚至将父辈的周旋和玲珑，视为不合时宜的“老派油滑”。

尽管口头上仍泛泛地说着“我们的利益和理念都是相通的”之类的客套话，实际上却不再与这些昔日伙伴有默契。在他们心底，或许早已认定：生意场上没有真正的合作，对手皆为敌人。此种思维一旦固化，组织就会滑向孤岛，失去在复杂外部世界中保持平衡的能力。

这种心态会进一步扭曲他们的内部领导风格。本来他们就怀揣着攻城略地、建立更辉煌商业帝国的梦想，对内部中层尤其是一线产品技术经理的各种抱怨和谨慎建议，早已感到极度不耐烦。如今，更会觉得这些内部的抱怨是与外部敌人沆瀣一气，妄图阻碍自己成就大业。

渐渐地，公开抱怨的基层员工一个个走人，在内部会议上批评公司策略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个个降职。公司组织结构悄然发生变化：真正掌握业务的“技术官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擅长组织动员、话术雷同的“公关型干部”。许多曾与公司携手多年、共度风险的业务伙伴，或因“不够配合”而被冷处理，或被重新议价以压缩利润空间，更甚者，被公开斥为“效率低下”。

一时间，这位第二代 CEO 得意地看到：自己实现了令行禁止，怀疑被视为消极，反对被理解为背叛。当然，这也意味着他开始与现实世界、与现代商业文明彻底隔绝。表面看，执行效率大大提升；实则，反馈机制已被瓦解，组织的神经末梢再也无法传导真实信息。

倘若世界上只有这一家公司，那么第二代 CEO 或许只会让下属们敢怒不敢言。问题在于，大型公司无一不被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所窥伺。在不合时代的商业帝国野心驱使下，第二代 CEO 往往会发起不切实际的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压榨上下游企业的利润，侵入原本由其他大型公司主导的领域。

这最终必定会招致强大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击，还可能引发从供货商到渠道商的全面背叛。到了这时，第二代 CEO 或许还自信地认为：既然公司内部人人都听自己的，上下一心，便不惧任何对手。这种陈腐的自信，与现代社会开放的商业环境完全格格不入，更何况公司内部那些看似忠诚的员工，早已离心离德。他们不再相信系统的调节能力，而开始依赖个人的判断；不再依赖组织的协作，而热衷于集中资源搞“项目”；不再注重合作网络，而执意塑造竞争意志。仿佛一切都能靠意志力扭转。

故事的发展过程或许版本各异，可能轰轰烈烈，也可能源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结局早已注定：大公司会全面爆发危机，营收收缩，利润萎缩，员工人心惶惶，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等矛盾更加激化，而这位第二代 CEO 最终将成为所有事情的替罪羊。回过头看，他/她或许会意识到：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做着古代商业帝国的美梦，是多么不靠谱。如果他/她能早点意识到这一点，一切或许都会不同。只可惜，要让这样一位生活在气泡中的第二代 CEO 清醒过来，机会实在渺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