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叁里河

原创：星爸爸

佣人解放不了女性，工业化和城市化送 good old days 远去。

两位长妈妈

“我平时叫她 ‘阿妈’ ，连 ‘长’ 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鲁迅在 《阿长与山海经》开头这么介绍自己的保姆 — ”长妈妈“。不过，根据几篇作品里的描述和相关人士的回忆，鲁迅有过两位长妈妈。

第一名长妈是 “闰土” 的生母，并不是鲁迅憎恶时所喊的阿长。

据闰土后人回忆，鲁迅母亲生产之后 “身体不好”，在周家做工的章福庆、即闰土父亲，就把同样产后不久的妻子带来给鲁迅做了奶妈，由于身材高大而被人称为 “阿长”。

在鲁迅自己的作品以及旁人的考据里，没有直接提及闰土母亲通过给鲁迅哺乳获得经济回报的事例，但在清末民初，哺乳期农村妇女进入富人家、育婴堂等处以乳汁换取微薄收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乳母是可以谋生的职业。根据台湾学者梁其姿的统计，1646 ～ 1911 年间民间育婴堂数量有 973 个，这些由政府、富商乡绅和民间机构建立的组织里雇用了大量职业乳母，以低收入人群和乡村妇人为主。

《清代育婴事业中的职业乳母探析》一文论称：“育婴堂的乳妇是不折不扣的职业妇女，这样间接救济了贫家产妇，是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改善。”

职业性还体现在，妇女们在成为乳母、按月领取工钱以及其它补贴之前，需要通过健康与品德测试。江南地区育婴堂数量占了绝大多数，探析文称， “苏州婴堂到了乾隆四年已扩大为有 140 多间乳妇房，如果两人一房，则几乎 300 名乳妇可以同时住在堂内”。

鲁迅 1881 年九月出生，据 “闰土” 后人回忆，“真阿长” 后来 “不给鲁迅喂奶了，但还是常常到周家作客”。按照当时规矩，当了乳母之后应该停止给亲生子女哺乳，而且闰土故里离绍兴相距 30 公里，即使两家关系好而破例允许同时喂养，来回奔波也很不现实。

无论如何，真阿长退出之后，继承了 “长妈妈” 名号的保姆阿长，才是后来被这位文豪写入《五猖会》和《百草园》等文章的正牌保姆，并且特意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来纪念她。周作人后来回忆说，这位阿长 “整不多已经因了《山海经》而可以不朽了”。

周作人回忆，阿长和当时很多旧式女人一样，做了一辈子 “老妈子”。阿长的工作也叫 “做妈妈“，在当时乡下很常见，可见对于农村妇女来说，这是一份能提供一定报酬的工作，至少足以让她们离开自己的子女去充当城里人的妈妈。

长妈死于 1899 年，在鲁迅出生十八年之后，也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一年之后，那么她作为保姆在鲁迅家做工时间少说也该有个十五年左右。按鲁迅的描述，在他的童年时代，阿长对他是负有照看和养育责任的。

有时候阿长还会传授一些 “规矩” 给他，“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正月初一清早要说恭喜、吃福橘，人死了要说 “老掉了”，地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晒裤子的竹竿下不可钻人……江浙地区的民风民俗就这样通过朝夕相处，被一位做保姆的农妇转交给城里的中产子女。

长妈妈在周家也是深得信赖，在她最后一次癫痫发作前不久，鲁迅母亲还特地以亲友的关系邀请她一道坐船去看戏。途中癫痫发作，阿长对鲁老太太说 “我弗对者”，便无救身故。

阿长去世后，她儿子曾来结算工钱，“……付洋二十元……算鱼七条”，“至于一总共付多少，前后日记有短缺，所以说不清楚了”。

值得一提的是， 1926 年鲁老太和鲁迅原配夫人被接去在北京西三条胡同 21 号四合院同住。月薪三百大洋的鲁迅以两块大洋的月薪雇用了三个老妈子来伺候她们，分工明确，一人负责买菜做饭和整体卫生，另外两人分别服侍一位女主人。

主人家和佣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上百倍，贫富差距是够大的。不过据人考证，这是当时的市场行情，我们的大文豪并没有剥削穷人。但这也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而且是一线城市的价格，长妈当时在绍兴应该连这个待遇都没有。

《成都商报》曾经发过一张 1930 年代的 “保姆契约“，这份合同上的乙方周秋菊一年工资只有两块银元，”买不到 100 斤大米“。这还不到同时期鲁迅的稿酬下限，根据记载当时他在报刊上的稿费标准是 “5～15 圆/千字”。

鲁迅在北平置业时期的中产保姆们，《中国国家历史》曾经有一篇文章介绍过，只不过举的都是上海的例子。但鲁迅当时已经住在上海，因此也算是应景。

旧上海公园里照顾小主人的保姆 by 老照片的故事

文章整理称，上海保姆起初以已婚妇女为主，后又依托乡下人情关系带着同乡姑娘出来，老带新一起在东家做佣人，“若干年后，王妈刘妈告老还乡了，这是的大小姐也成周妈陈妈了，顺理成章地顶替了上去。”

基于乡土关系的主仆关系使女佣 “有底可查”，在很多情况下，东家甚至与仆人 “同乡同里”。同乡同里的关系也给保姆的信用作了背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比什么的都能让雇主放心，一般的雇佣时间都是十年来记，一个小保姆很容易在大户人家熬成上了年纪的老妈子。

浙江和江苏地区的农村有向上海提供保姆的传统，早先是湖州绍兴宁波一带，后来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乡村妇女外出做保姆的经济动因不再，来自苏北地区的村妇开始进入上海。

与江浙老妈子常住东家，甚至带着家乡年轻人一起成为 “世袭保姆” 的习惯不同，《中国国家历史》文章里写道：“这些苏北保姆大多在上海有个家，她们老公或在上海做男仆，或做工人，为着贴布家用，他们不阻碍老婆再出去做生活，包括 ‘走做’ 保姆。” 

“走做保姆” 类似今日的钟点工，剥离了主仆之间的人情关系，优质服务换取优质回报。按照时薪来记，做钟点工的回报是优于当保姆的。据称，走做和老妈子之间 “老死不相往来”，归根结底还是两者的身份认同，前者在自我定位上要更加接近今日的职场妇女，与雇主关系也是纯粹的 “物物交换”，而老妈子们虽是自由身，总还是带有一定的 “奴性” 在内，擅长关系经营、奉上欺下。

从上海地区保姆用工逐渐从江浙地区乡亲妇人向苏北职业钟点工的转变，说明了供给端的大量需求催生了市场，但驱动村妇前往城市寻找保姆工作的主要推动因素还是两者之间的收入差。

一旦经济发展带来就业和收入增加，江浙妇女离家寻找保姆工作的动力就大大下降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经济仍落后的苏北农村人们。

这个规律在同时期的进入香港寻找保姆工作的广东妇女身上重现。上世纪初的顺德，作为珠三角地区的蚕丝业中心，截止到 1925 年，当地 7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从事养蚕业，其中未婚女性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顺德妈姐下南洋

香港社会学家苏耀昌的 《华南丝区》有相关数据：“粗略估算，每八十个女工有一个男工头。根据 1927 年《中国经济公报》，对容奇和桂洲 15 家缫丝厂的调查，每家工厂平均有 525 名女工，而男工仅为 15 名“。

广东地区的蚕丝以外销美国为主，在 1924 年以后日本生丝业崛起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的逐次打击下，广州生丝价格从 1923 年的 2420 每担跌到 1930 年的 650 元每担。丝厂数量也大约减少了四分之三。

大量女工失业，在丝厂中培养起来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独立性使她们比同时期女性更不愿意受到婚姻与家庭关系的捆绑，因此大量女工外出寻找机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丝业萎缩之后，前往香港和南洋做工的顺德妈姐和上建筑工地的三水女工。前者也是著名的顺德自梳女，可以算是丁克一族、LGBT 群体的先行者。而带着红头巾在建筑工地上挑泥搬砖的三水女工则可以称得上是新加坡的开拓者，在全盛时期 1930～1950 期间，新加坡约有 14 万人三水女工。

新加坡电视剧 《红头巾》

新加坡和香港有不少顺德保姆凑钱买下的斋堂或屋子，以供年老者群居，所有权也在她们之间继承，到最后导致房屋无法处置的问题。由三代自梳女资助修建，现在已改造成文化博物馆的顺德均安沙头村冰玉堂，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妈姐们共寻落叶归根之处的证据。

大萧条和战乱不止使工作岗位数量骤减，做工人的收入也比不上去海外捞金。拿女佣来说，除了账面上的工钱之外，东家还包吃包住，识时务的聪明女佣从赏钱、小费里获得回报要远超于工资收入。

《桃姐》里少爷仔的原型李恩霖，曾经做过自己的调查，“如在有钱人家打工，那方面（小费）的收入往往会多过人工很多，特别是有些电影界大老板出手都很阔绰”，他所访问的一名 1940 年代服侍过影星的 Amah，“试过下栏（小费）月入数千元”。

后来很多自梳女回到顺德老家，还能慷慨解囊，纾困亲友。即使没有小费，靠普通工资，香港的女佣也能过得比家里滋润很多。香港一媒体曾在报道中提到，三、四十年代香港一个大户通常出价 “30 至 50 元”，“买得起几十袋百米，够吃够穿还能寄钱回乡”。

自梳女欧阳焕燕和李光耀女儿李玮玲合照

十四岁离家的广东人欧阳焕燕先后在陈嘉庚和李光耀家里做过工，新加坡沦陷于日本之前，陈嘉庚把小女儿托付给欧阳焕燕。后者与亲姐一起照顾了小女儿三年多，在此期间，欧阳焕燕前往李光耀家里做佣人。根据她的回忆，当时的物件水平是 “两三份钱吃一碗云吞面，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三块钱左右”，五六月月薪 “绰绰有余，还可以将余钱寄回家乡”。

两相对比之下，前面提到的 1930 年的成都女佣周秋菊，一年工资还买不了一百斤大米。

对于南下的顺德妇女来说，妈姐、阿嬷和 x 姐的称呼，与标志性的白衣黑裤打扮一起，成为当时香港和南洋一带中产家庭的共同回忆。至今在网上仍能搜到很多关于儿时保姆的回忆文字，前两年口碑上佳的电影 《桃姐》，讲得就是类似的故事。

桃姐是那个时代踏出国境寻求生存之道的独立妇女的代表，就像上面说的，她们的足迹遍布香港、新加坡和马来亚，从事的工作也包括农业、矿业、橡胶和建筑业等等。在新加坡、槟城和吉隆坡，家庭帮佣是大多数华裔女性的选择。

欧阳焕燕的新加坡绿卡

在香港，清末民初的家庭佣人大部分都是由带有奴隶属性的妹仔（Mui Tsai）充当。1938 年港英政府立法禁止人口买卖之后，大陆地区充沛的人力供给很快补上对家庭佣人的需求空白。同时期，在新加坡等南洋国家，经济影响下的移民政策则给中国大陆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当时的政策限制了男性移民，却并没有给女性加上限额。

1934～1938 年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中国籍女性移民数量净增了 19 万人，几乎所有人都借道香港。大部分人选择富裕而且有着近似文化背景的新加坡，对于新加坡人和马来华人来说，妈姐留下的印象可能要更深一些。

下船的自梳女们

欧阳焕燕在接受《广东妈姐》一书采访时曾回忆说，新加坡的市场里混合着广东话、潮汕话、福建话，到处都是 “手提菜篮的妈姐的身影”。

作为当时南洋女佣界的金字招牌，顺德妈姐只是对一群人的统称。从工作内容和 “等级” 上来看，还可以大致分为几种，从低到高依次为：打杂的 “一脚踢”，煮饭的厨娘，照顾小孩的 “凑仔”，以及最高等级的 “近身”。

妈姐们在香港和南洋华人历史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不仅是因为提供过优质的服务。十几年矜矜业业下来，除了她们服务的肯定之外，雇主还接纳了她们成为家庭一员，这是从工人到半个家人的转变。

顺德妈姐的 “品牌” 形成之后，中产阶级依赖这块招牌来雇佣佣人，某种程度上也类似鲁迅年轻时代的江浙沪城市中产依靠乡土关系来寻找老妈子的模式。

这类雇佣关系，即使结果往往使人感到温暖，但其中有抹不去的封建色彩。回忆文里常常充满的类似亲情的感觉，其实都是经过岁月上色后的主仆情怀，年老的保姆回望过去时，想起来的都是 “少爷”，“小姐”，“太太”，“先生”，恩情的成分大过亲情。

少爷仔唐景锋与自梳女颜姐 —— 香港 01

但比起上海滩 “走做” 保姆和后来随着香港和新加坡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外籍职业保姆们，基于乡土的绍兴保姆和顺德妈姐们还是更有人情味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快速工业化，六十年代开始成规模引入外籍佣人，并在大约十多年后开始目送最后一批传统佣人启程回乡的香港和新加坡，在之后的文学和新闻媒体里时常看见追忆旧时代佣人的例子，影视文化作品里也有经典的保姆形象。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均收入及受教育水平的显著增加，城市里双职工家庭的出现造就了更大的帮佣市场，作为供给端的农村人口也因为经济发展受益。

但这带来了问题，原本作为人力资源池的低收入人群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而导致供给不足不说，观念的改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使她们得以在精神上更加独立，成为一名像长妈或桃姐那样的 “不朽女佣” 的精神条件和文化条件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消失了。

后来涌入东南亚发达经济体做帮佣的菲律宾和印尼等地的女佣，虽然仍由收入差距推动，在与雇主的关系上却更接近旧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做钟点工的 “走做”，是纯粹的商业合同而缺少了乡土关系作保障的恩情、赏赐和忠诚之类的建立在经济与教育差距基础上的等级概念。

与此同时，亚洲的发达地区在追思传统佣人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东南亚女佣充满矛盾的依赖：一边是无数双职工家庭通过转嫁家庭责任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逃避各式家庭责任，一边则是系统性得对后者实行歧视性的描述和政策对待。

左下报纸文字：调研显示更多的新加坡孩子在讲他加禄语！

对于这些东南亚女佣的处境，台湾社会学家蓝佩嘉给她们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 — 跨国灰姑娘。

外佣来了

“星期日哪里菲律宾人最多？”

普通人会答菲律宾，而香港人则可能会回答中环。

礼拜日中环皇后广场和遮打花园就像是一个小菲律宾，而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里会坐满印佣，另有一些新界或九龙的外佣，为了省电路费，在旺角天桥上相聚。对于台湾和新加坡家庭来说，台北火车站和 Lucky Plaza 也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香港《雇佣条例》规定，除了每年法定的 12 天年假之外，还必须每 7 天至少给予 1 天的休息时间。

菲佣聚集的中环 by 摄影人老酒

休息日是这些外国佣人逃避繁忙的工作和寄人篱下的生活、做回自己的时间。她们会穿上民族服饰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化好妆，与同乡一起做回自己。《跨国灰姑娘》的作者蓝佩嘉把这形容为女佣们 “周日的后台领域”，是让她们远离平常雇主的监视，在与同乡的相聚中获得归属感和自主人格的空间。

“而很讽刺地”，获得这种归属感和隐私感的空间却是周日的公共场所。本地人对这个现象也有着不友善的解读，比如开头的冷笑话就是一例。香港的媒体小报最常用 “占领中环”，“外佣入侵” 等词语来形容此景，就连政府公务员有时候也会感叹街区的沦陷。

“而很讽刺地”，在刚进入香港的初期，外佣还是被视为 “解放香港女性” 的 “懂得感恩和谦虚” 的家政帮手。以菲佣为代表的海外劳工还给母国带去了大量外汇，海外劳工数量特别突出的菲律宾还把海外劳工提到国家英雄的高度，因为后者输送回国的外汇曾经接近 GDP 的 10%，算是一大经济支柱。

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殖民地时期给菲律宾留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国民教育基础，美国在期间推广高等教育，这使得菲律宾的国民受教育水平位居东南亚之首。

这个基础带来的结果就是在识字率和受高等教育人数方面远超其它东南亚国家，蓝佩嘉整理的 1993 年数据，菲律宾海外劳工一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三分之二受过中等教育，这使菲劳畅通全球劳动力市场。而对于人群数量排第二的印尼佣人来说，鼓励出国劳动则是缓解人口过剩问题的 “权益之计”。

但最终它们成为劳动力输出大国的还是要靠 “一推一拉” 的力量。

以菲律宾为例，“推” 是指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崩溃，当时的情况是物价飞涨，贫困人口规模扩大至六成。美利坚给菲律宾在 1950 ～1980 年之间的繁荣起到了保障，实际上却也埋下了隐患：殖民者在土地政策上向精英阶层妥协，贸易和关税上大力向美国利益妥协。

《论 1898 ～ 1935 年美国在菲律宾经济政策的旧殖民性》的作者陈遥认为，前者使菲律宾土地大部分集中在掌权精英手中，中下阶层没有土地所有权，“加剧了贫困的状态，使得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非常的狭窄”。后者形成的畸形双边关系，虽然为菲律宾的农产品出口等行业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但回流的免税美国工业品遏止了菲律宾的制造业发展，并且也扼杀了菲律宾与其它国家的贸易。

因此在经济崩溃后，菲律宾本土并没有足够岗位数量来支撑这批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国民。而同时期的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却引来了工业化高潮，香港纺织工厂的数量从 1947 年第一家建立开始，二十年后增长至 1.1 万家，用工数量 43 万人，制衣、塑胶、印刷和电子行业也以飞速发展。同时期的新加坡政府，也在脱离马来西亚之后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独立十多年之后即成为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和重要港口。

迅速的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双职工家庭和相当数量的富裕阶层。同时，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工业化带来了大量工作岗位，双职工家庭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做 “厂妹”的收入也开始反超家庭佣人，本来就日趋稀少的大陆女性选择回老家去当香港老板工厂里的厂妹或者在香港寻找类似的工作。

东南亚发达经济内对家政服务的旺盛需求以及双边经济落差形成了 “拉” 的力量。

这样的背景下，菲律宾女性劳工就自然成为了主要补充，并且雇主的主要构成也从之前的大户人家变成了寻常中产阶级，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蓝佩嘉的数据显示，1980 年女性工人占海外劳工比例为 18%，七年后便涨到 36%，到了 2002 年则已高达 69% 了，而且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菲律宾外劳从事家务服务。

香港在七十年代分别与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达成了引入劳工的协议。从一开始的 2000 名劳工到达香港之后，外国劳工数量就迅速膨胀。拿菲佣来说，1975～1985 年之间，香港菲佣数量从 1350 人增长到约 2.7 万人，2017 年的数字是约 20 万人，总外劳人数则逼近超过 36 万。

外籍佣人和本地雇主的关系整体上是使双方同时受益的。对于雇主来说，女性把照顾家庭的指责外包给菲佣印佣，从而得以进入职场，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而外籍佣人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以此补贴留在祖国的家庭。

以菲佣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香港时，菲律宾国内每人每天收入近一美元左右，而在香港做佣人则有三倍左右的收入，即使考虑到要为培训费用和中介费垫资，这也是一笔很不错的投资，菲律宾本土能提供类似收入的岗位太少或者根本没有。

南华早报曾经为一名叫 Marciel 的菲佣写过一篇专题报道。Marciel 大学意外怀孕生下女儿之后便选择辍学，数度前往中东和香港做家庭帮佣，目的就是资助女儿上私立学校、日后考上好大学，母女迁往加拿大。

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经济落差和国内工作岗位缺失形成的动力，把香港台湾地区作为前往更发达地区的跳板也是常见的原因。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低收入的乡村地区，反而是城市及城郊结合处受过良好的交互的城市人群。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中于是进一步称，这是她们对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化的想象和期待。

菲律宾中介的海报 —— 《跨国灰姑娘》

可惜的是，但外籍佣人大量涌入这些经济体时，这些现代化地区的人并没有给予她们现代化的对待。除了开头提到的那些歧视性解读，外佣受虐的处境也向来是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东南亚富裕阶层的话柄。香港政府在 2014 年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三千名外佣当中，有 58% 声称遭受言语虐待，18% 遭受过肢体虐待，更有 6% 遭受过性侵。

2014 年，香港人罗允彤虐待印尼女佣的案件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最终她被起诉 20 项涉及虐待和人身伤害的罪名，受害女佣共有三人。整件事件最戏剧化的一点是主要受害人在遭受棍棒殴打之后被迫继续工作，直到丧失工作能力被解聘回国都不敢报警，直到登机前同行同胞发行伤势，通报印尼领事馆才引起整个事件。

虐佣案引发的外佣抗议

摩擦是常态，但富裕雇主和跨国女佣之间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国家之间也是，发达地区用经济来不足劳动力不足，而欠发达地区地区用劳动力来换取现金。但是女佣借助外包自己来爬出贫困陷阱的代价远远不是通过算经济账能完全呈现的。

蓝佩嘉在 《女佣或者女士？》中提出，金钱交换 “家务活” 的形式忽视了家庭中女性承担的道德和情感价值，甚至有时候后者还会非常矛盾地被当作压低金钱补偿的手段。比如，赞扬佣人的忠诚和无私奉献，给予心理上的满足感，刻意地回避服务者低收入的事实。

在跨国女佣的事例中，雇主用金钱购买菲佣做饭、扫地、洗衣和接送孩子之类的纯技术型 “家务”，然后把哄孩子睡觉和陪玩这样的 “高级家务” 留给自己。母性劳动的转嫁使那些具有较高社会阶层的女性职业只享受女性角色带来的情感满足，却不用付出劳动，永远只做女士而避免做了女佣。

对于跨国而来的外佣来说，相当于是暂时拆碎了她们的家庭来满足别人家庭的辛福，唯一的不同是原来免费的家务换个国家来做之后就成了一份职业工作。“有时候我会在晚上哭。我会想，我正在照顾别人的小孩，那谁来照顾我的小孩呢？”

从发达地区的角度来看，似乎能看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但其实发达经济体只是把传统中由女性承担责任转包给外族女性。这是一种层层传递的转嫁，蓝佩嘉的调查得知，在台湾工作的菲佣会有部分人在菲律宾雇佣乡下妇女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一个台湾中产家庭妇女，享受着经济腾飞的成果，成为一名独立女性，而最终失去 “母亲” 的则可能是菲律宾乡村里的一个贫苦人家。

外佣并不能解决问题

2010 年发生的菲律宾人质事件，不仅导致了港府与菲律宾政府交恶，也暴露了当时的外佣荒焦虑。事件发生后，当时身在香港的近十四万菲佣人心惶惶，无故解雇甚至遭到攻击的新闻也出现在媒体上。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菲佣来港的申请数量明显下降，有中介在博客上抱怨说，平时十多个申请，事发后一段时间内都是零申请。

当时香港官方预测未来五年的保姆缺口将会是 50 万人。人质事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忧虑，尽管 “外佣荒” 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口老龄化。根据香港统计处当年的推算，六十五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在 2039 年达到 28%，每千人中 15 岁以下及 64 岁以上的抚养人口比例也将从 2009 年的 337 上升到 635。

于是，从 2010 年开始，香港 “外佣荒”、内地保姆入港、柬佣缅佣入港的消息就一直不断。同时，菲佣入化的消息也开始传出，2018 年时，菲律宾劳工部长就曾经对外宣布中方将引入 30 万菲律宾劳工。大陆市场更大的中产家庭数量和更高的消费能力也构成了更大的吸引力。

小小的香港都有五十万人缺口，有着三亿中产的大陆就更不用提了，“广州家政服务人员缺口达 30 万”、“浙江家政服务人员缺口 15 万”、“北京家政服务员缺口达 150 万”……拼拼凑凑，根据央视财经的估计，我国家政市场的供需缺口是 1000 万～3000 万人。

政府部门的估计就更夸张了，2018 版《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测算，到 2035 年我国家政服务需求将达到 1.39 亿人。即使把整个菲律宾搬来都填不上这个缺口，依靠外部来源完全无法满足国内的家政用人需求。

何况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外佣的用人成本要远高于表面上的七八千元月薪。一般来说，一个七千元菲佣背后，还隐藏着至少五万元的中介成本，以及对大部分人来说随时可能遭到处罚、中介跑路等风险。即使三十万菲佣入境，能够满足的也是富裕人群的舒适生活。

供需的严重不平衡注定了大陆的双职工中产家庭无法像当年的东南亚中产那样从容地享受发展差距带来的红利。不过问题是，即使可以，旧值得这么做了吗？

人类学家 Nicole Constable 把女佣的作用形容为家用电器，“就像一台洗衣机或者电冰箱那样，一名家政工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家务活没有话语权”。这有点悲剧，但点出了 “女佣解放女性” 的实质，她们只是中产家庭女性劳务角色的替身，而不是女性从传统角色中释放出来的解放者。

如果单论解放，那么旧上海的 “走做” 和现在的终点工反而更像一个令所有人都受益的工作。既然是功能的替代，其实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做到真正地解放现代女性，食品外卖、智能家电和幼儿托班等等都能够无原罪地承担这些劳动。你看，人类传承了几千年的矛盾，无法通过经济发展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冷冰冰的技术。

长妈和桃姐是回不来的

月初的时候，上海某个家政群出现了一张 “最严家规” ，业主为一份月薪一万二的保姆工作开出了二十条需要背诵的家规。包括了请假要有医生证明、未经允许不能使用电话电视、每天上岗前洗头洗澡、不过度化妆等要求。

这份声明的内容很像菲佣在出发前收到的 “notes to the new helper” 之类的信件，上面会基本列明主人家的情况和一些预期期望。因此在引起口诛笔伐的同时，也有人说干脆直接雇个菲佣来得省事。

Marciel 收到的 “家规”

上海侨报几年前的一则报道曾经提过，当时上海的菲佣已经有两千多人。周末在仁恒滨江园等外派人士常驻的社区里，三五成群的菲佣早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由港台家庭带来的顺从佣人似乎是行走的广告，象征着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这是我们的 “阿姨” 所无法提供的。

《香港的定制女佣：菲佣故事》曾注解过，“香港对外籍帮佣的叙事是基于他们对传统奶妈或保姆（amah）的体验” 的，“Amah” 们服务一家数代人的忠诚，高超的厨艺或持家技巧使她们成为港人口中 “高级佣人”。

作者 Nicole Constable 认为给本土保姆 “高级佣人” 的称谓是香港人在隐晦表达对外籍家政服务者的不满，以及对 “amah” 们的追忆。传统的中国 Amah，甚至更早期的仆人们，是这些外来佣人应当参照的模版。

如果了解了菲佣和 amah 们的无奈，知道了那些充满温情的回忆至少大部分是建立在她们悲惨境遇之上，那么任何浪漫化的表述和复刻过去的尝试都会变得虚伪。《绿皮书》上映时获得了大量的欢呼声，这部普通观众眼中的种族和谐大电影在一些对历史敏感的评论家眼里却是一场造作的迎合之作，骨子里还是白人救助黑人的故事。

强行做个对比，大多数看完绿皮书被感动到不行的人就像香港人通过给菲佣定高要求来寻求理想中的 amah 一样，说得严重点，这和美国南方怀念自己 “忠诚” 的老仆人有何区别呢？但是在迅速工业化的社会里，农业时代和乡土社会才有的衷心仆人们已经一去不复返，桃姐和长妈是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