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与“盲区”--评”哥伦比亚大学MBA两年亲历记“

【本文由“chaohon”推荐，来自《哥伦比亚大学MBA两年亲历记：一场资本主义骗局》评论区】，作者增加版

读完这篇带有强烈情绪表达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幻灭记”，很容易被其密集的批判语气、丰富的细节和对“白左”“DEI”“资本神话”等对象的控诉所吸引。但若深入分析，其核心其实并不在于教育质量的批判，而是一种将个体挫败经验转化为全面否定的系统性“怨念表达”，以及对制度运行逻辑的重大误读。

作者一边批判“政治正确”掩盖了能力标准，一边却执着于“我很聪明却没能拿到理想 offer”的个人申诉，实则构成了某种“反向政治正确”——将失败归因于身份分配的不公，却不质疑结构性筛选逻辑本身的正当性。这不是对不平等的批判，而是对“我也本应成为赢家”梦境破碎的哀悼。

这种说法看似揭示了多元政策的不公，实则是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片面化、情绪化解读。其逻辑是将个体能力主观评价当作客观真理，把未被录用视为“系统性逆淘汰”，对结构性制度筛选机制的复杂性缺乏认知。

他所表达的并不是对真正平等的追求，而是一种“我原本也能是赢家”的哀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前的自动化时代，根本不是能力强弱的竞争，而是能否负担得起训练、等待与失败的结构性风险问题。

一、幸存者叙事与技术乐观主义的伪装

文章反复强调自己“本可胜任高端岗位”，却因不是女性、有色人种或性少数而被边缘化，指责“政治正确”压制了真正的能力标准。然而，这种叙事并没有真正突破精英主义框架，反而恰恰体现了一种“幸存者叙事”的典型症状：将个体在系统中的相对失败，解释为对高能力者的排斥，而非制度本身的筛选逻辑有问题。

这类幸存者叙事的特征是，将个人对自己能力的判断视为绝对标尺，假定“我若落败，必是系统出了问题”，并用“本可胜任”“被逆淘汰”等字眼遮蔽结构性分析。而在现实中，被“未被选中”并不等于“遭受不公”，也不是“劣币驱逐良币”，更不是少数群体“靠身份取胜”，而是现代制度本身就不是按所谓纯粹“才能”来进行资源配置的。

劳动力转型危机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聪明人未被发现”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制度如何制造再培训门槛、推迟回报周期和加剧风险分配不均的过程。在自动化、数字化、平台化加速的今天，“成功转型者”常被树立为模范神话，但他们本质上只是穿越了制度精心布设的一套“合格筛查流程”：你必须先有能力支付培训费用、拥有学习时间、具备软技能并接受自我剥夺式工作节奏——这些前提恰恰不是“努力”所能弥补的，而是出身、阶级、资源背景所决定。

所谓“机会开放”的表象下，是一套对绩效表演的持续索求。在绩效逻辑主导的社会中，岗位分配早已不是对真实才能的识别，而是对谁更擅长迎合制度指标、完成表演任务、服从流程节奏的考察。这种“表演绩效”能力，是通过不断内卷、自我异化、压缩生活空间换来的竞争适应力，并非所谓“个人素质提升”的结果。

被文章赞美或哀悼的那些“高技能岗位”，并非真正向所有人开放。它们往往拥有极高的准入门槛：不仅需要专业教育和背景背书，还要求良好的心理弹性、强大的社交资源以及低失败容忍度。更别说对于多数来自非主流背景的劳动者而言，甚至连参与资格都难以获得。

于是，“自由竞争”变成了一种幻觉，技术进步成了制度分层的幌子，“才华不值钱”的焦虑掩盖了“门槛掌控”的事实。在这样的系统下，所谓“没有被偏爱”不是不幸，而是系统原本就不是为所有人开放设计的。这种深度固化的结构性不平等，才是比“谁更聪明”更重要的问题。

简言之，作者所不满的并不是“表演绩效”的逻辑，而是“自己没能演赢”而已。他没有质疑这套游戏本身的规则是否合理，而是将失败归因于“别人走后门”“身份优先”，这是幸存者叙事与技术乐观主义的伪装：逃避了制度批判，却牢牢守住了“成功者应当主导世界”的信念。

二、自动化与分配逻辑的错位现实

作者在文章中频频批评商学院课程“无聊”“无用”，却未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知识内容的实用性，而在于整个教育与分配体系已发生质变。技术进步本应解放人类劳动、缩短工作时间、提升社会整体效率，但在当下的分配逻辑下，技术反而成了“筛除人”的工具。它不再是服务人的手段，而是赋予系统以更精准控制和剥夺资格的能力。技术代替的不只是几个具体岗位，而是整个中低技能劳动层级的存在空间。

流水线操作工、仓储搬运员、前台文员等原本吸纳大量劳动力的职业正在大规模消失，连带着一整套“可进入”的生活路径也被抽空。而与之相对，那些所谓的新兴“未来岗位”——例如作者本人极力争取的管理咨询顾问岗位，这类典型的高端精英职位，不仅要求极高的学历背景、复杂的跨学科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还需要在长期的技能培训和心理压力下保持竞争力。管理咨询顾问岗位代表了所谓的“高技能赛道”，其入场资格门槛高昂，不是普通劳动力轻易能够触及的，这种岗位是“技术红利”的少数派受益者，而非普惠大众的机会。

所谓现代教育的作用，也早已从“传授知识”转向“驯化心智”。它的核心职能不再是发展人的潜力，而是检验谁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接受长期投入、高强度训练、以及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承压。在“再就业资格演习”的游戏里，学习本身不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争夺被系统临时允许的一个“角色”。这不仅扭曲了教育本身的价值，也制造了大量被浪费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

当前的技术突飞猛进，与人口结构、教育普及和制度配套的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正不断扩大社会裂缝。中上层借助已有的社会资源完成“转型升级”，边缘群体则在被告知“要终身学习”“不断适应”之后，被静默地排除出资格赛。素质不是技术自动灌输的，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谁能接受培训，谁能承受失败，谁能跨过无休止的筛选，这些能力从来不是自然公平分布的，而是高度依赖社会支持系统的安排与分配意志。

“培训—上岗”流程看似为劳动力创造了转型通道，实则成了结构性门槛的升级。城乡差距、年龄歧视、数字鸿沟等因素使大量人根本无法进入培训环节，而即使完成了培训，也往往因“市场价值”评估机制的排斥而无岗位可依。市场不按劳动者的意愿设计岗位，而是按绩效逻辑定义“有价值”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即使你掌握了新技能，也未必能被制度所接受。

更根本的问题是，岗位不仅在减少，其结构也在发生断裂性变化。机器替代的往往是可切割、可标准化的中低技能岗位，而保留下来的，则是不可拆分、高风险、高成本，高复杂度、跨领域、长周期训练才能胜任的少数关键性岗位。这些岗位不能“碎片化”分配，不可能通过“人人轮流参与1小时”的方式来解决。

无人机驾驶、AI模型监督、算法安全测试等，都是长时段、连续性要求极高的工作。把一个岗位“切成万人份”不仅效率低，还增加协调成本与出错风险。关键性工作不具备“碎片式重分配”的条件。更有些岗位，比如数据安全、系统监管，出错代价巨大，宁可少人做，不可多人分。真正“切成小份”的岗位，往往是低技术、低回报的伪绩效任务——打卡签到、冗余报表、刷存在感，做这些并不提升社会价值，只是换取“分配资格”的形式劳动。

管理咨询顾问这种岗位，更是要求高度综合的判断力、人际沟通和战略规划能力，不可能简单拆解成零碎任务由多人分担。

也有人主张：通过缩短法定劳动时间，将原有的岗位“拆分给更多人”，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就业覆盖，缓解结构性失业。乍看之下，这是一种理性调整的对策，仿佛既能减少个体负担，又能扩大劳动力的社会参与面。但实质上，这种思路在绩效逻辑主导的制度下，只会强化劳动市场的碎片化、表演化和低质化倾向。

现实中，真正能“拆分”的岗位大多集中在低技能、低回报、低积累的表面劳动领域——例如外卖配送、平台接单、门店服务、数据录入、安保巡逻等。这类工作本就被算法拆解为可计量、可替代的原子化任务，“拆成更多人干”并不会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也不会促进社会效率优化，只是维持一种“你还在劳动、你配活下去”的合法性幻觉。表面上解决了“就业”，实质上只是重新包装了“按劳分配”的假象。

更关键的是，这种岗位拆分并不会带来收入结构的对等调整。绩效逻辑本质上不是用来扩张权利的，而是用来分级分流的。岗位被拆分之后，往往只是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被进一步压缩、稳定性进一步下降、晋升路径进一步消失”，绩效考核只是换了一种分母更大的方式继续压人。你工作少了，薪资也少了；你上岗更灵活，保障就更稀薄。在缺乏无条件的生存权，消费权，发展权的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岗位拆分是不稳定的扩散。

这不仅不能“释放”生存权、消费权、发展权，反而掩盖了一个本质问题：为什么我们非得通过劳动，尤其是低质劳动，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格？

如果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为什么个体却必须通过更多人分食同一份岗位、以更低的报酬、更短的周期、更多的打卡审核去换取生存？

所谓“岗位再分配”，在绩效社会里，往往只是另一个缓兵之计：不给你稳定岗位，不是因为岗位真的不足，而是因为制度不愿提供保障；让你轮班轮岗，不是因为劳动力稀缺，而是因为系统需要不断制造“可被替换者”的心理压力来维系秩序。

确实，自动化技术让许多操作流程变得标准化、模块化、程序化，表面上看似人人都能“上手”操作，比如扫码点餐、AI辅助文书处理等，似乎不再需要专业训练或经验积累。但“傻瓜化”并不意味着“人人参与”，反而意味着“人人被替代”。

首先，这类“傻瓜任务”大多集中在服务终端，而真正的系统控制、任务分配、数据调度、内容监管等高权限环节，早已掌握在少数技术精英或算法背后。例如你在做扫码点餐，“操作”看似轻松，但背后是全链条的数字菜单设计、库存联动、云端支付与用户行为分析系统。普通人做的是“点餐”，技术人做的是“控制点餐”。这种分工并不平等，而是高度集中、极度排斥外部进入的专业领域封闭化。

其次，“傻瓜化”本身意味着这项任务已经不需要人的判断与创造，说明它已经接近“可以被机器完全取代”的阶段。当工作流程变得可以被写成操作规范、封装成软件接口、交给传感器执行，那么你不是“更容易上岗”，而是“更容易被排除”。人越被限制在“只要动手、无需动脑”的工作中，就越接近机器的替代阈值。

因此，所谓“人人都能做”的工作，并不是真正的“人人参与”，而是“机器能做、人还在临时打工”的过渡状态。你做的不是“不可替代的劳动”，而是“尚未被替代的余位”。这种“人人可上岗”的幻觉，是制度在延缓淘汰时给予人的短暂喘息，而不是技术进步的福利馈赠。

更深一层看，“傻瓜化”也是一种对人力价值的贬低与功能异化。它不要求你思考、不鼓励你判断，只需要你点击、扫码、搬运、填表，然后由系统记录你是否“合格”。你不是在贡献智慧，而是在参与一场机械流程的封装和重复验证。这不是劳动的“民主化”，而是人类主动适应机器的“自我物化”过程。

技术的本意应当是扩展人类的自由与能力边界，而不是将人类锁定在可监控、可裁员、可标准化的“任务沙盒”中。若分配逻辑不改，所谓“人人都能做”的未来，只会变成“人人都无用”的明日现实。

真正的问题不是“工作是否容易上手”，而是“你是否还有可能参与系统控制、参与分配权力”。自动化下的“傻瓜任务”，不是更多人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人的边缘化陷阱。你越“容易被培训替代”，就越容易被自动化剥夺资格。而在绩效制度不被质疑的前提下，这种剥夺不被视为不公，反而被当作“你的能力不够”。

绩效逻辑下的“岗位再分配”，只是“降薪+不稳定”的代名词，掩盖了“谁拥有分配权？如何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本质问题。真正的权利平等，不在于“你有没有机会去抢碎片岗位”，而在于你能不能在不表演绩效的前提下获得基本保障、自由选择和尊严生活的权利。而这，正是”按劳分配“的整个结构性分配体系所拒绝承认的。

三、伪绩效劳动与结构性浪费

作者文章中提到自己“本该进入咨询公司、投资银行”，却因身份政治被边缘化，从而质疑整个分配体系的公正性。然而他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现实：即便他进入了所谓的“主流岗位”，也并不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合理性得到了验证。

事实上，大多数“转岗成功”的人并不是进入了什么高质量职业，而是滑入了平台经济下的大规模伪绩效劳动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众包零工、内容审核、AI判图员、数据标注工等。他们的“上岗”只是为了延续生存，而非实现发展。

这些岗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再就业”，而是以最低保障和最高不确定性换取系统勉强承认的生存资格。表面上看，是“劳动换报酬”，实则是“人类表演绩效，换取存续许可”：一份任务、一单配送、一次审核，都是可被算法精确计价、压缩时间、拆解流程的劳动力模块，可控、可替、可压价。你不是在参与生产，而是在演一出“我还值钱”的戏。

平台经济将“劳动”抽象为一个个可微分的绩效单元，人作为具体的人被抹除，只剩“完成指标的人形接口”。这不仅剥夺了人的创造力，也彻底摧毁了劳动的积累性与尊严感。你今天送了100单，明天仍是一无所有；你完成了10万个图像标注，后天便被下一个更快的接替。没有技术学习曲线、没有能力成长通道，更没有社会价值认可，这种劳动根本谈不上“发展”，只能叫“消耗”。

这就是所谓的“伪绩效岗位”——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维持绩效分配的逻辑幻觉。它们并不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而是制造了一种“你能干活所以你配活着”的系统性幻觉。而为了参与这场幻觉，每个人都被迫投入大量时间、金钱、人力：从技能培训到工具购置、从算法学习到数据依赖，整个劳动力都被包裹在一场无尽的“再就业资格演习”之中。

这不仅浪费了人的潜力，还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资源浪费。为了让一个中年人“重新上岗”，社会可能需要投入数月乃至数年的培训资源；而这“新上岗”岗位可能只是几周生命周期的临时任务，甚至只是为配合平台算法的微调而短期存在。这不是人才利用，而是制度操控下的人力折旧：你不是因为有价值才被使用，而是因为系统还没找到替代你的人形接口才暂时用你。

劳动力不是短缺，而是被人为设定门槛后反复训练、反复甄别、反复淘汰；为了获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必须投入大量教育资源、人力资源、时间资源；这些投入不是为了促进社会效率，而是为了“穿越门槛”。这意味着：劳动不是因为“需要就招你”，而是“制度故意制造门槛”，以制造差异化甄别、合理化不平等。

即使“人人都能转型”成为政策目标，在现实中也是不值得的。为何人人都再额外花5年去学习训练，为的是换来1小时的”轮流担任“的“高技能工作”？这不仅在经济上极度低效，在生态上也徒增碳排放、教学负担和心理损耗。这不是“技术替代人”的自然后果，而是“以绩效决定分配”的人为代价。

这种结构有几个结果：“培训-转岗”成为重复剥削的外壳：你不断学习，但岗位仍然是零碎、低薪、不可积累；劳动力“准备期”无限拉长，使用期却极短，只为适配一小段工作中的“可用阶段”。

人力资源本可以用于创造、科研、教育、照护等高社会价值工作，却被困在反复“再就业资格演习”中；

社会早已具备满足基本生存权，消费权，创造性发展权的物质能力，却要人不断“训练换资格”，只是为了维持“绩效决定分配”的虚假正义。自动化本该减少劳动，却因绩效挂钩反而制造了更多伪劳动、伪培训、伪转型。

这场人类与技术的错位竞赛，其根源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分配逻辑的僵化：将“岗位”作为消费资格、社会地位乃至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迫使所有人都必须通过绩效表演来争夺一种临时的“活着许可”。不是技术排除了人，而是制度借技术之名强化了对人的控制。

我们原本希望技术解放人类，让机器替代那些危险、重复、低价值的劳动。矿井下的工人、暴晒下的农民、快递员、环卫工……这些岗位不是“应分给大家体验”的人生，而是最应被解放的对象。

一个真正以人类为中心的制度，应确立：“凡有自动化能力者，优先替代脏苦累险劳动”的原则。但现实却是：机器人先被用来审查内容、追踪员工、推送广告。不是技术不能，而是制度不想。这才是“苦活人干，爽活机器干”的根源。

在这样的逻辑下，自动化不再是人类自由的工具，而是将人类绑定在绩效评估轨道上的系统性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是为了被评估、被打分、被调度的素材。这才是最深层的结构性浪费：不仅资源浪费、时间浪费，更是对人自身潜力的浪费，对自由的浪费，对社会理性的浪费。

结局是荒诞的：人类并非劳动力短缺，而是“资格短缺”；人类不是工作做不完，而是“通不过考核”；人类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制度不需要他们努力。

所有人都活在一个“还未被优化掉”的幸存者错觉中，而不是任何可持续的社会共建愿景里。

四、道德叙事的反转与制度责任的转移

这篇“商学院幻灭记”的文章，其真正的幻灭并不来自于商学院教育质量有多低、课程多么空洞、DEI有多么荒谬，而是因为作者在幻灭之后仍不愿质疑绩效体制本身。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就“配得上”足够的生存资源；他以为人的价值必须靠不断表演与竞争来兑现；他仍旧认为生存权、消费权、发展权、尊严、未来，都应由系统来授予，而非人固有应享。

文章多次批判“白左”“女权”“LGBT”“环保”等道德姿态，试图将自身的幻灭转化为对“道德建构伪善性”的控诉。但这恰恰是反向的道德叙事：假设只要清除政治正确，恢复“中立绩效评估”，他就会获得应得位置。

这才是现代绩效制度最深的操控技术：让失败看起来像是自己的问题，让不公看起来像是他人的特权，从而永远回避对制度本身的重构。

这种逻辑忽略了现实：即使取消DEI、恢复“单一标准”，社会仍然会以另一套门槛制造结构排除。不是“左翼话语偷走了你的机会”，而是制度从未为你、也从未为任何普通人，留下一条真正可持续的通道。

这不是精英梦碎，而是信仰未碎：对“劳动—绩效—分配”线性关系的执念，使他无法理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抢了你的岗位”，而是让你相信自己“差一点就上岸”，以此继续维持表演性劳动的动力。

自动化时代本应让人从岗位依附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人推向更高门槛、更长准备期、更低保障的“资格竞赛”；不是让社会资源流向人类需求，而是让人类去不断适配资本设定的技术流程；不是用技术提高生活质量，而是用技术制造更多复杂而不必要的选拔机制，把“失败”伪装成“落后”。

绩效社会本质上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是为了掩盖分配不公、合法化社会排除，将系统性剥夺包装成个体竞争，伪装成能力筛选。

文章作者将个人幻灭与“白左”“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LGBT群体”挂钩，指责他们代表着某种“道德堕落”与“意识形态腐蚀”。但这种控诉并不新颖，它不过是将失败情绪转化为一种反向道德叙事：把原本指向制度结构的批判，引导为对“文化敌人”的情绪发泄。

他相信：只要取消身份平权、废除多元文化，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能脱颖而出。但他没有意识到：制度从未因“身份政治”而废除绩效门槛，它只是换了一套更柔性的语言，将同样的结构性排除包裹进“公平”“多元”“包容”的修辞外衣。

换句话说：他不是因为被多元文化边缘化，而是早已被绩效逻辑淘汰，只是制度让他相信“是别人偷走了他的机会”。于是他不去质问系统如何分配岗位、设定门槛，而是不断自我训练、希望下一轮筛选能“轮到自己”。

这正是绩效体制最高阶的操控术：它不直接剥夺你，而是诱导你陷入永不终止的“自我优化循环”；它不明确告诉你“你不被需要”，而是让你永远怀疑“我还不够好”。而当你终于醒悟，发现结构性排除根本不是靠努力能逾越时，你已经被耗尽了资源、信念与时间。

不论是“左”的平权叙事，还是“右”的精英控诉，本质上都没有触及那道真正的红线——按劳分配，绩效决定生存、消费、发展

我们若不跳出绩效逻辑，就永远会被困在“谁更配得上岗位”的虚假争论中，而忘记追问：为什么岗位配给决定人的价值？为什么活着、消费、发展的权利必须以“表演绩效”为交换？

只有当我们真正敢于否定“按劳分配”“绩效决定生存、消费，发展”这套根本逻辑，承认生存，消费，发展是人的基本权利，而非绩效奖赏，承认技术应为人服务，而非筛选人，我们才能挣脱这场困局。

否则，无论你是哥大商学院的毕业生，还是平台经济中的司机、外包工、AI审核员，你终将只是这个不断更新表演指标、却从不更新分配逻辑的系统中的演员。

被观看，被打分，被训练，被替代——却永远无法真正“被接纳”。

五、从“绩效幻觉”到制度革新：不是等待按需分配，而是开始构建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早就批判拉萨尔主义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按劳分配只是过渡，不是终极正义，在他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按劳分配”只是低级阶段，高级阶段是“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即使还有劳动，那也是分配和劳动绩效脱离了关系，既然按照需要来分配，必然就存在着大量的不按照绩效而存在的”不劳而获“，否则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有何区别?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不是说某一天就突然变了，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按需分配（不按照绩效而存在的”不劳而获“）的越来越多，按劳分配的越来越少。按需分配本来就以“不劳而获”为方向，这种不劳而获，不是腐败，不是特权，而是社会有能力、社会有余力之后给予每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消费权，发展权的保障。这正是共产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绩效主义之间的根本分野。

马克思对“人的需要”有高度辩证理解，从未将其等同于任性、贪婪或放纵，让人的生活与发展不再以绩效表现为条件。这种分配方式并非幻想式“心想事成”，也绝不是“无限欲望被无条件满足”，而是基于社会资源可承受能力和技术组织能力，对合理人类需求的有序满足。

按需分配本身就内含制度性节制机制： 技术调度； 社会规范； 公共协商； 民主决策。

“按需分配”的核心在于解除匮乏驱动和绩效束缚，那些将其污蔑为“幻想主义”“贪婪鼓励”或“养懒人”的观点，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

事实上，只要承认“社会发展终将实现按需分配”，就必须承认这一过程不是某天突然发生的质变，而是一个逐渐扩大“非绩效分配”比例的历史进程。从劳有所得，到人有所得，从“交换逻辑”转向“权利逻辑”，”不劳而获“会越来越多——这不是堕落，而是文明。因为它意味着社会有能力、有意志、不再用绩效绩点决定谁配活下去，人人都能够获得创造性发展的基础条件。

总说“等生产力很高之后再讨论按需分配”，这是逻辑悖论：如果分配逻辑仍旧绩效挂钩，那技术越进步，才无法惠及多数人，失业越多，边缘化越严重，消费能力越差，供需错位愈发严重，社会就越难达到产品丰富、人人保障的阶段。这叫“门槛逻辑”陷阱：永远用尚未达标为理由推迟制度更新，而恰恰是因为不制度更新，才永远达不到所谓的“可以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事实已然明摆着：技术进步确实带来了产能提升，但却剥夺了大量人的消费，发展乃至生存。如果不突破“绩效决定分配”的旧逻辑，就无法迎来那个所谓“可按需分配”的未来。

今天，不是等未来来讨论按需分配，而是现实早已逼迫我们开始构建它。自动化和AI大量取代劳动岗位，失业常态化、零工泛滥、教育通胀、内卷压榨，这些并非因为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整个分配体系仍建立在已崩坏的按劳分配逻辑之上。绩效交换制度不再是合理调配资源的机制，而成了少数技术资本与制度门槛用于合法剥夺多数人消费权的工具。

我们常被灌输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谁劳动，谁创造价值，谁就应当独享财富。然而，这种看似公平的说法，实际上掩盖了一个更深的事实：财富从来不是个人“当期绩效”的结果，而是社会分工、历史积累与制度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

你今天能写代码，是因为前人建立了电力网络、编程语言、操作系统和开源生态；你能挤奶，是因为几千年前有人驯化了牛群，现代有人建构了冷链运输与市场体系；你能当医生，是因为社会供给了教育体系、医学研究、医保框架与实验室支持。这一切，都不是你一个人靠“努力”创造出来的。

个人所谓的“价值创造”，从来就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深嵌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系统之中。你之所以能劳动并产出，是因为他人与你协作、制度为你铺路、历史为你奠基。

因此，把“当期绩效”神化为分配的正当依据，是对社会整体合作成果的背叛。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必须承认：“财富的真正生产者”，不是当前绩效者，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公共贡献结构。

如果否认这一点，便只能走向“绩效独占”的丛林逻辑：谁今天跑得快谁就活得好，谁”落后“了，就应当被剥夺、逐出生活圈。这并非自然正义，而是一种人为设定的社会机制，绩效挂钩的分配逻辑，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特定社会结构在人为维系利益时所制造出来的技术性框架。它维持的不是真正的生产秩序，而是权利排除机制：用绩效测算来合法地否定“不合格者”的生存权、消费权、发展权。

在一个真正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分配制度的首要原则，不是“谁当期做得多，谁就该活得好”，而是：在承认社会积累的基础上，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生存与持续发展的保障。如果这一点不能确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社会都注定滑向越来越深的排斥、焦虑与分裂。

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有没有真正建立一种去绩效化、去阶级化的制度逻辑：让每个人不因短期产出高低而被剥夺未来，让劳动不再是活下去的考核，而成为发展的路径。

革命，从来不是喊打喊杀，而是对基础结构进行重构。今天，我们必须明确：让每个人拥有基本生存、基本消费、基本发展的权利，不再以“你有没有上岗”“你绩效达标没”为先决条件，而是以“你是人，你是社会成员”为基础逻辑。如果不能通过对消费权的制度化保障、对绩效逻辑的解除，来逐步削弱人类之间的物质性冲突，那所谓“消灭资产阶级”之后，也还会出现新一轮“控制者vs被支配者”的分化。

有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把按需分配当作美好愿望，而不是政治社会理想，这是对理想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的解除。它就不是目标，只是风景；变成了精神寄托、情感自嗨，而非制度要求与社会改造的工具。这是对马克思最大的歪曲和消解。

如何设想从现在走向那个共产主义的阶段？靠利益自然趋同？靠少数精英胜利？如果否定任何制度性改革、保障机制、技术成果社会化，甚至连“保障人人都有创造性发展的基础”都视为空谈，那口中所谓“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目标，只能变成一句无意义的口号。

这不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不能用过时的思维定义现实，必须回应未来已经到来的挑战。现实的技术趋势已经推翻了原有的分配逻辑，看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结构性失业、低薪泛滥、培训骗局、消费剥夺，形式劳动，表演劳动横行——现实已经回答了一切，只是很多人还不愿面对那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