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一的中国港口“偏科”了丨港口圈
振华Terminexus全球港口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作者:汪正明
2024年,全球十大港口排名中,中国港口占据七席。从集装箱吞吐量规模看,中国港口无疑已遥遥领先,稳居世界第一。但在国际航运中心真正考验竞争力的“国际中转集拼”业务上,中国港口却明显“偏科”,优势尚未充分显现。
所谓“国际中转集拼”,是指境外散拼货物运抵中国港口后,经拆箱分拣,并与本地出口货源重组拼箱,再统一出口至多个目的地的转运集拼模式,这种模式的含金量高于传统的装卸作业,是国际航运枢纽的核心业务之一。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对于港口的意义不言而喻:首先,它能强化港口的航线网络枢纽功能——中转拼箱的高频需求,天然倾向于选择作业高效、航线布局密集的港口节点;其次,它能提升港口的吞吐总量,带动“二次流转”:一票货从原产地抵港拆拼,再分发至不同终点,便等于一次进口加一次出口,“一票变两票”;第三,它还能带动港口上下游的产业链收益,国际中转集拼涉及仓储、分拨、贴标、转关到报关、运输多个环节,整套作业环环相扣,为物流园区、货代企业、码头运营方等带来真实增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高粘性业务,一旦客户形成转运路径依赖,就不易更换,有助于港口锁定核心客户,增强对航司和大货代的战略吸附力。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枢纽港将提升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提上议程,是由于这项业务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跃升。因此,越来越多的港口集团和属地政府正将其写入发展规划,视为提升港口功能等级的重要突破口。然而,监管层面的松紧尺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港口这门“必修课”的发挥。
根据海关总署2018年第120号公告,国际中转集拼货物必须从抵港前到离港后,逐节点、全流程电子化申报,确保海关对物流路径全程可视、全程掌控。过程中申报之频密,堪称“全流程监管范本”,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9次节点申报:到港预申报(舱单预录入)——船舶到港确认——运抵申报——进口转关报关——堆存入库登记——拆拼作业申报——出库申报——出口报关——装运离境申报,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数据对接、单证同步、监管追踪。
对海关而言,这是建立透明中转网络、防范夹藏走私、提升监管精度的有效手段。但对港口和货代企业而言,却意味着更高的操作门槛、更长的处理周期和更大的合规压力,也直接拉高了运营成本,打击了中转集拼的积极性。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港口的国际中转集拼业务迟迟“出不了圈”。以全球吞吐量第一的上海港为例,2024年其集装箱吞吐量达到5150万TEU,其中国际中转业务量为715.1万TEU,占比约13.8%。但其中绝大多数为整箱中转,国际拼箱中转仅3万TEU,占比仅为0.05%。北方大港青岛港,在2024年拼箱中转业务虽同比增长140%,但全年仅完成783 TEU。至于宁波舟山港,直到2021年才完成首票国际拼箱中转,起步更晚。
反观新加坡和釜山,这两个国际中转大港在监管制度上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思路。
以新加坡为例,其采用全国统一的“单一窗口”系统TradeNet,集进出口、转运于一体,仅需单次申报、系统自动流转,可在10秒内完成申报、10分钟内完成审批。新加坡自由港政策允许企业以过境提单直接办理转运,货物停留在自贸港区内免监管、免报关。其监管模式以“事后追溯+高信任”为主,大幅压缩了中转拼箱的制度成本。
在新加坡的海关官网上,明确了中转货物的步骤:首先是向海关提供转运申请,其次是确认申报的货物是否属于战略性物资以及受到新加坡主观部门限制的管制货物或违禁货物,第三就是获得海关的转运许可证,第四步则是将海关许可证的以及发票、装箱单、提单等证明文件提交清关。
釜山港则通过港区自由贸易区设立、智能通关系统部署,以及港口物流一体化平台,简化了拆拼、装卸、转关等流程,也为中韩日间的高频拼箱业务提供了制度便利。
仅对比三者的中转申报次数:中国港口普遍需8-10次,新加坡与釜山仅需3-5次,甚至部分节点系统自动生成。最终的结果就是,别人用分钟级搞定,我们要按天来算;别人重效率,我们重流程。
港口圈(ID:gangkouquan)认为,长此以往,企业自然倾向于选择手续简便、时效稳定的港口中转,中转路径在釜山、新加坡、香港等港口上形成“路径依赖”,中国内地港口的拼箱中转业务难以真正破局。真正的强港,不能只靠装卸数字的堆砌,而要靠高端业务的含金量。
未来,若能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协调海关总署建立国际中转集拼申报模式,完善现行过境出口申报模式,明确允许可变更集装箱箱号封号,并积极研究事后申报模式。对于入境的国际中转货物,除涉及国际公约、条约、协定或涉及安全准入管理的货物,探索试点免检,或可以更高效地促进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发展。
如何在安全监管与贸易便利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在制度创新上多一点放权试点、多一点信任机制,是中国港口实现从“量的领先”走向“质的破圈”的重要一步。国际中转集拼,不只是业务,更是一场监管创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