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调整折射中央港澳工作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

　　据港澳办微信公众号消息，七月四日上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看望出席全国青联十四届全委会的港澳地区特邀委员并与大家座谈交流，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方、副主任王灵桂、室务会成员向斌一同看望。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参加活动。

　　上述报导显示，徐启方已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填补原任此职、已经调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周霁遗下的空缺，但周霁仍然按照组织规例兼任港澳办副主任。

　　其实，据有关信息透露，徐启方于七月二日就已经到港澳办上班。不过，新华社尚未发布有关的任免消息。徐启方在调任港澳办副主任之前，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因而有分析指出，他作为一名在人事与组织方面具丰富经验的官员，此次调动意味港澳办以至整个中央港澳体系的人事组织或面临一次新的调整。

　　公开简历显示，徐启方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陕西安康人。一九八六年七月参加工作，一九八六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曾在陕西工作多年，担任过安康市市长、宝鸡市委书记等职。二零一八年七月，徐启方任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继续兼任宝鸡市委书记。二零二一年一月，徐启方跨省履新，任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十二月兼任儋州市委书记、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二零二二年四月，海南省委换届，徐启方当选为省委副书记，后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二零二二年十月进京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经兼任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当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徐启方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二零二五年七月，升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徐启方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徐启方此前任职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中共中央主管人事、党建工作的部门，负责对中共干部系统的宏观管理，包括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规划、研究、指导等，以及对中央管理单位的领导班子换届、调整、任免等提出建议。另亦负责中共干部人才培训与教育。

　　而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分管港澳办办日常工作，在其管理架构中排位仅次于办主任。徐启方升任港澳办正部长级的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之后，有可能会在熟悉港澳办的工作后，以其年龄优势，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坐正」为港澳办主任。

　　而已经调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周霁，出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湖北省襄阳市人。一九八四年七月参加工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曾长期在湖北省工作，任仙桃市委书记、十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十堰市委书记。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升为「中管干部」，任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调任河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二零二一年一月任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升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并明确为正部长级。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接替郑雁雄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周霁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代表。

　　徐启方、周霁两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从事港澳工作之前，与港澳社会的关系并不密切。这让人回忆起在一九八三年廖承志病逝，姬鹏飞继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后，香港中联办的前身——香港新华社原社长王匡被解职后，姬鹏飞起用在苏北革命斗争时期的老战友许家屯出任香港新华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时，陆铿先生的分析，中央将与港澳社会关系并不密切的「外江佬」许家屯调任香港新华社社长，并逐步调走原与香港「大妈沙」关系极为密切的「东江纵队帮」，就是为了避免被「围猎」而导致对香港社会态势作出误判。

　　而徐启方、周霁两人还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曾经长期在地方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因而有利于推动香港在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工作，尤其是对周霁而言。也就是说，郑雁雄所肩负的「由乱到治」阶段任务已经完成，在香港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后，就应当由熟悉经济工作的官员来指导香港的工作。亦即是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五周年，及为《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尤其是已经平定暴乱后，中央对港工作的重点更加偏向于经济和民生，中央选择民生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能手，取代国安背景浓厚的人物出任驻港领导高层，更易凝聚资源和信心，朝经济目标开拓。而且，两人没有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有利于香港「走出去」，重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及航运中心地位。

　　笔者此前曾经分析，在香港完成「由乱到治」阶段后，可能会像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推动改革开放那样，在港澳两特区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战略转移。在继续保持对分裂国土者实施高压的同时，应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拼经济」，以提高港澳居民的生活质量来促进心灵契合，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向心力，让他们也能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真正展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这就是「由治及兴」的主要任务。

　　其实，早前不少人在分析「港独」势力的成因时，就已指出，除了外部势力要将香港澳门也拖落「颜色革命」的泥淖这个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就是香港、澳门回归后，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后，内地发展极为迅速，香港、澳门虽然不能说是没有发展，但已经与内地拉大了距离，香港的「ＧＤＰ」在全国所占比例一再降低，整体经济先后被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级行政区域所超越，甚至连曾经的荒芜渔村深圳也已经超越香港。澳门更是如此，珠海也已超逾澳门。因而使得一些港澳青少年缘由的「优越感」失落，「驱蝗」、「支国」等分离言行就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因此，中央的战略转移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只要将港澳的经济搞好，改善民生，特别是让广大普通民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让年轻人能够拓展发展空间，这种失落心理就可以自然逐步消除。因此，趁着打击「港独」势力已经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今后在继续防范「港独」死灰复然的同时，就必须要主要精力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总之一句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港澳两特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份。必须落实贯彻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目标，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