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了，张冯陈还在拼

无论今天大家如何执迷于“碎片化叙事”，都该记得在中国电影史上，他们，还有其他一些文艺创作者通过小人物视角看待历史发展过程中勇敢的、可贵的、值得尊敬的态度。

作者｜王重阳lp

编辑｜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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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在某档节目里采访陈凯歌时，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后来再也拍不出《霸王别姬》这种电影了？（大意）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却假作轻松的问题。

特别是郭德纲作为一个曾很“叛逆”的公众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让其更具不可直视的深度。

因为自本世纪201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电影的飞速发展，眼见电影票房一部比一部高，内容却陷入空寂。

当时社交平台上对《霸王别姬》的讨论颇显尖锐。尽管时代不同了，2010年代的人们对“同性恋”“戏子”和“时代更迭”等的理解逐渐客观，回过头来看，《霸王别姬》依旧值得人们深入了解。

同时，随着国内一度出现的“U型锁侠”给普通人造成的痛苦，这些不见得能在艺术范畴内讨论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让影片里段小楼吐槽“日本人就在城外，打去啊！敢情欺负的还是中国人！”的这句话含金量持续上升。

可以说《霸王别姬》不只是一部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成功，它也是对民族性格和历史轮回的辛辣讽刺。

面对郭德纲的提问，陈凯歌几乎是把想说的都说了，他说当初《霸王别姬》就没有过审，后来想了各种办法才得以面世。

即便如此，影片当年在海外拿奖后还是被很多人骂，从文艺批评到故事解读，以及对性向的正面描写等，都让一些人接受不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也都投向有关部门，许多影院不敢给排片（1990年代初国内也没多少家影院），然后过了很多年口碑在民间才慢慢好起来。

张艺谋的《活着》也是如此。它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禁止，但就是没公映，因此当年同比《霸王别姬》知名度差了很多。葛优和巩俐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两位重量级演员，于当时虽然揽获各种荣誉，也同样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渐渐被年轻一代人理解并认可他们饰演的角色。

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剧本立项于1993年，当时没过审，拖了19年才通过。

以上三部电影都有一个主题，即

民族苦难史。

他们都在通过电影尝试用“场外人”的眼光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同时尽量保持文艺创作的独立性。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物，以上作品可视为三位导演在1990年代社会风气相对开明时期的一次情感释放。后来除了陈凯歌以外，张艺谋与冯小刚分别又进行了一次“释放”，其代表作分别是《坚如磐石》《第二十条》与《我不是潘金莲》。

张艺谋通过案件凸显出的苦难主题和冯小刚通过女人申诉凸显出的苦难主题，矛头直指社会痛点，因此在影片上映当年的社交平台上获得极大的关注。

但他们之间的“角力”并未画上句号。

01

关于陈凯歌、张艺谋和冯小刚这三位导演，无论任何时候都会被人不自觉地放在一起讨论。

这种摆列的印象始于2000年代之后，他们被讨论的本质是三大国内商业片导演的优劣和地位。

实际上纵观千禧年（2000年）以后的十年间，国内能卖出票或有一定作品话题性的华语电影中，最主要就是这三位内地导演构成的国产电影主体，其他全是港台导演，如徐克、成龙（执导动作片）和吴宇森等。

而陈凯歌、张艺谋和冯小刚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其中除了冯小刚早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了贺岁片拍摄外，前两位则要到本世纪初才陆续正式投入商业片制作中。

所以今天看他们在21世纪前十年拍摄的作品，总有一种尽力将文学性表达融入故事本身的拧巴感，如《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等。他们之间也有互相比较，这种比较既是外界赋予他们“一代人”的属性认知，也是中国电影正式进入商业化时代后的转型尝试。

但是上述作品无论是当年还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口碑并不见得如何增长。与他们在1990年代创作的作品被今人赋予的地位相比更有着天壤之别。

究其原因是本世纪初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商业电影制作体系，这种情况一直到2012年的电影《泰囧》才暂时趋向成熟。

《泰囧》的创作背景应和了中国社会彼时经济飞速发展、国民精神与民族意识亟待面向世界拓展的文化诉求，但它本身就是一部公路片，融入了异域探险+中年危机等元素，观众的观影诉求也很简单，他们想看一部能在节日里调动情绪的喜剧片而已。

后续又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国产商业片在探索之路上渐渐区分出几条赛道，后起之秀（当时）分别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如吴京的爱国主义军事大片、郭帆的国产科幻特效巨作、陈思诚的悬疑+喜剧、大鹏的草根现实主义、“沈马组合”的人情社会透视等。如果分得再细一些，还有郭敬明的架空式小资生活与徐浩峰的克苏鲁式（不可直视、不可言喻、不可观察）传武。

陈、张、冯亦在2010年之后，渐渐消弭了被外界定义的“第五代”属性，也因他们各自的“败走麦城”之作被新的观众褫夺了神性光芒。这其中，互联网舆情和观念变化是主要因素。

有意思的是，三位导演的经典作品在互联网时代分别通过“梗”流传在各类二创素人作品中，如“说好了一辈子，差一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被用在博主“大渣熊”原创的《车迟国斗法》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电影《十面埋伏》）则因江西某“公子”朋友圈的自我感动让人看到县城婆罗门的养成，美食UP主言及“鲤鱼焙面”，必有人接一句“延津做法”……

这些是互联网亚文化的真实展现，也是电影赋予个人在生活中或幽默，或黑色幽默的感悟。

反之，社会民生与现象的形成，间接“反哺”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灵感。通过更加黑色幽默的表达形成神语言。

如冯小刚导演的《大腕》片尾，“精神病人”一番胡言乱语竟准确“命中”后来十年的房地产营销套路和消费特质。

看似疯魔，实则更疯魔。

02

讨论“第五代导演”在艺术造诣上给后辈留下启示的同时，不可回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共通性，如“沟通”。

如某行业内人士提及当年拍摄《霸王别姬》时的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开工作会议时，导演召集各部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部门负责人在认真听取建议后自行选择是否遵从导演建议。换言之“谁专业听谁的”。比如美术置景，有权自行决定对场景的布置，导演建议只是参考，各方专业人士在争论中同样保留自己的创作独立性，因此也在争论中共同促使一部作品的质感得到保证。

这种“去导演中心化”的集体创作意识在那个时代被证明是可行的，更是中国电影人在改开初期进行文艺创作时秉承的通行观念——

剧组里每个人都不是摆设，导演也不会自恃身份强行指导意志。事实上纵观优秀导演工作的共性，不难发现他们对于伙伴是平视的态度。但随后在商业化进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三位导演步入新世纪后除了曲折的尝试，也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和身份的叠加产生了各自的创作特点，他们既要接受海外同行的作品冲击，也要面对新一代观众（80-90后）的审美变化，更要适应市场（资方）源源不断提供的创作（包括选角）建议。

因此坊间关于他们的讨论总体上也渐入下行，这里倒是有较好的参照：

成龙电影。

基于普通观众视角下的成龙作为华语动作片的代表人物，普遍认为继《十二生肖》后作品呈现口碑下滑的趋势。或许是年龄问题抑或观念问题，早期成龙电影用小人物视角看待时代变化的朴素价值观立场鲜明，如《A计划2》中“马如龙”对革命党的态度是“施行诡计获得的胜利并不伟大”，到了后期则往往以“阳光普照”的慈祥替代了草根视角。

同样，当文艺作品反映的主题过于悬浮，脱离群众基础时，电影本身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往往让一些作品呈现出矛盾特征：

内容空洞且形而上，缺乏现实支撑。

诚然当一股潮流如武侠片、战争片兴起时尚可承载一定的商业价值，但当社会民生发生变化后，这类题材的历史延展意义则明显要让渡给更加绵延久远的故事。如反映人性情感和时代更迭的作品。

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系列就是显著的例子——

距离第一部（2008年上映），第三部上映于2023年，此时中国内地社会在性别、婚恋乃至普通人的社会进阶等各方面都有强烈变化，观影群体年龄段也几乎更替了两轮（95、00后）。

相比之下，结合社会现实和争议事件的《第二十条》（2024年上映）为张艺谋导演摆脱了《满江红》的舆论负评，拍出来较具现实主义批判意义的作品，将“如何定义正当防卫”摆上了桌。虽然不及韩国的《素媛》能够修改法律的地步，但也为真实舆论提供了文化思想层面的支持。

事实证明，三位导演最具水平、最被认可的精神力体现还是“回归”——

用镜头展现真实的人文语境。

真实不是简单粗暴地批评和讽刺，而是引发思考。

从这一点看，三位导演都有各自对创作坚持的不同理解。

03

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尚未定档，该片由中篇小说《无悔追踪》改编，同名电视剧《无悔追踪》（尹力执导，史建全编剧，王志文、刘佩琦主演）早在1995年播出，距今正好三十年。

该剧播出后同样经历了批评和质疑，其在“抓特务”的基础上侧面反映解放后中国内地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期间的各个时期及民生变化，可谓国产年代剧神作。

因此冯导的电影《抓特务》是否能真实反映故事主题也颇值得期待。

如是，说明冯导也在“回归”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如1990年代他在贺岁片中真实再现中国社会民生发展时融入的各种辛辣与回甘。

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系列第三部按计划也应该是在今年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张艺谋导演的新片《惊蛰无声》则在4月14日官宣主演阵容并发布了概念海报。

自1990年代至今，他们一直都在争议中前行。

在过去的岁月里，有段小楼回首惊呼一声“小豆子！”，有福贵背着孙子一路念念“羊长大了……”还有“饿死人的年头很多，你问的是哪一年？”的民不聊生。

无论今天大家如何执迷于“碎片化叙事”，都该记得在中国电影史上，他们，还有其他一些文艺创作者通过小人物视角看待历史发展过程中勇敢的、可贵的、值得尊敬的态度。

或许再过二十年，人们记住的依然是他们风华正茂时创作的作品，让新一代观众认真品味历史的厚重与复杂，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

但这同样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更加开明的态度。

至于他们本身——

当年张艺谋不屑于参加《古今大战秦俑情》的后期录音，这位拍了《红高粱》的导演坚定地认为商业电影不是电影。他的观点代表了国内一批文艺创作者对电影的理解变化。冯小刚最先领悟，并参照香港贺岁片模式拍摄了内地的贺岁片，将“1997年”作为时代分水岭。陈凯歌则要等到新世纪到来后开始对商业片的包容消化。

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里，他们一起辉煌。

在不属于他们的时代里，他们并不会一同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