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下篇）
张广柱
05-20 10:14
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下篇）原创 张广柱 和合主义与制度变迁 2025年05月19日 15:55 北京
下篇目录：
无政府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垄断问题
——“国际公共产品”的形成机制及其正负效应
（一）有政府管控的国内市场经济闭环运行
1、家庭、企业、政府基于人性的理性行为
2、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的结合：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相握
3、工资、利润、税收：“大三权”均衡价格形成
4、政府失灵的纠错机制：权力在左右摇摆中蜿蜒前行
（二）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市场经济
1、“国家行为公司化”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机制
2、美元霸权及其内在矛盾
3、美元潮汐与美元铸币税
4、美国国债的“隐形之锚”
5、全球化、“供应链革命”与美国债务危机
6、中美贸易战：美国国内矛盾外溢，谁抢了美国工人饭碗？
7、美债危机的要害：美国社会矛盾的证券化
8、美国制度的症结：兴亦自由主义，衰亦自由主义
（三）和合主义：多极化世界的普世价值
1、自由主义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2、社会主义与政府管制的计划经济
3、和合主义：整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东方智慧
4、和合主义：超越丛林法则的文明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与AI工具
下篇： 无政府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垄断问题
——“国际公共产品”的形成机制及其正负效应
当代世界，存在两类经济模式：一类是有政府管控的市场经济；一类是无政府管控的市场经济。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府管控下的市场经济。差别在于，有的政府干预市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尽管不少国家号称是小政府，个别国家如阿根廷，正在实验最少管制的市场经济[1]，但也不是绝对无政府。与此同时，还有个别国家仍在实行政府全面管治的计划经济或类计划经济。
然而，从全球来看，人类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因而在全球层面上，实际是无政府管控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是在一个庞大无比的市场无形之手引导下运行的。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主要讨论了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对政府行为关注不足，这削弱了他的理论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力。但他还论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垄断、垄断竞争、寡头等经济现象，对于我们理解无政府管控的世界市场经济，具有启发意义。
（一）有政府管控的国内市场经济
（二）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市场经济
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仍然没有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处理国际事务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权威性远远不足。其它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功能或侧重于经济，或侧重于政治、军事、卫生、科技，但都不具有世界政府的职能和资格。总体上，世界还是一个草台班子。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只是美好理念和善良愿望。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存在霸权、存在恃强凌弱、存在权利和权力配置的不平等。
当代世界，大大小小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穷有富、有强有弱，各国发展严重不均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答案是：无政府的全球市场经济。
1、“国家行为公司化”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机制
在一个有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或家庭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会受到政府干预。例如，一个化工厂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私人缺乏意愿和能力去与制止化工厂，因为交易费用过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面干预，通过法治、政策等手段，对化工厂强制征收排污税，这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有利于提高社会总福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效率。
但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市场经济中，怎样解决这种负外部性问题呢？
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市场经济，每个国家都像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只为本公司股东负责，即只为本国人民利益负债，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这是人性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正常表现。不追求本国利益，才是不正常；损害本国利益，才是反人性的。因此，国家公司化，其实是在无政府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国家相互竞争的必然结果。
然而，单个国家在全球市场追求本国利益，影响的不仅仅是本国，其行为还会产生外部效应。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对国内，主要考虑投入-产出、成本-收益的权衡取舍问题；对国外，则会产生两方面后果：
一是会产生具有正、负效应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是各国自利行为的外部性，即外溢成本或外溢效益造成的。
我们在前边说过，公共产品有好也有坏；外部性有正也有负。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各个国家，彼此展开竞争，可能是合作博弈、互利互惠，这是正外部性；也可能是非合作博弈，损人利己，这是负外部性。
二是竞争必然产生垄断，垄断必然造成不平等。
在全球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中，缘起于“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各国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集群”[3]天然就不平等。即使竞争机会绝对平等，竞争结果也绝对不平等。因此，总会有一些公司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产生一些超级大公司。这种现象，正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分析“企业行为与产业组织”时，在市场竞争中发生的垄断、垄断竞争、寡头那样的情况。
在完全竞争市场，单个企业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其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市场，价格是由垄断企业定价。或者说，垄断企业或寡头，在价格形成过程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乃至决定性话语权。
无政府的全球市场经济，垄断价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元的定价霸权。
2、美元霸权及其内在矛盾
在无政府的全球市场经济中，美国，就像一个超级垄断公司；美元，则是以美国为主导供给全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
美元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不仅影响美国的利益，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各国利益。美国是美元资产价格的制定者，其它国家则是美元定价权的被动接受者。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那么，美元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美元有哪些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美元霸权是否会动摇乃至丧失？这是一个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的问题。
§ 美元霸权的形成
二战期间，美国本土未受战火破坏，其工业未受损且经济飞速发展。1944年，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56%以上，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的75%。强大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美元霸权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到1971年，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降到35%，导致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动摇。196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不断向世界提供流动性，但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又会损害美元信用，这就是“特里芬难题”。这一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石油美元”协议，沙特承诺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美国则提供军事保护等支持，随后OPEC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使全球石油交易与美元紧密绑定，石油交易对美元的需求持续增加，从而维持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形成了石油美元循环，巩固了美元霸权。
§ 美元霸权的具体表现，包括五方面：
全球储备货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为 58.9%，远高于其他货币。各国央行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用于支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国际支付和应对经济危机等。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亚洲国家动用美元储备来稳定本国货币汇率。
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美元是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即使是一些与美国无关的贸易也广泛采用美元计价结算。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贸易中约 80% 的结算使用美元。这使得美国能够通过美元的发行和流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便利，降低了汇率风险。
外汇交易主导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的交易占比极高，平均约 90%，有些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交易占比甚至高达 99% 以上。这意味着全球各国的货币兑换和资金流动大多与美元相关，进一步增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也使得美国能够在外汇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国际支付货币：美元在国际支付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在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交易等支付中广泛使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超过 40%，这使得美国能够通过控制美元支付系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监控和干预。
货币锚作用：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或者以美元作为货币锚来制定汇率政策。例如，中国香港地区的货币发行局制度就以美元为锚，保持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此外，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制定和调整汇率时，也会参考美元汇率的变化，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 美元霸权的资产定价权。
美元货币资产定价权：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对全球货币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美联储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动和配置。例如，当美联储加息时，全球资金会流向美国，导致其他国家资金紧张，货币贬值压力增大；而当美联储降息时，资金则可能从美国流出，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美元股票资产定价权：美国股市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美国股市的表现不仅反映了美国经济的状况，也对全球股市产生示范效应。许多国际投资者将美国股市作为投资的重要参考，美国股市的涨跌会影响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和资金流向，进而影响其他国家股票资产的定价。一个问题是，科技股定价过高，形成泡沫。
美元国债资产定价权：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强，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投资品之一。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基准利率之一，对全球债券市场的定价具有指导作用。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国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进而影响债券资产的价格。此外，美国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收益率走势也会对全球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 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
美元霸权的核心矛盾，是特里芬难题或悖论[4]，即一国主权货币一旦被作为世界货币后，就无法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全球流动性的需要，一是本国收支平衡的需要。这两个需要是相互矛盾的。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法理上只应拥有本国的货币发行主权，实际上却发行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计价、储备、结算、支付功能的“世界货币”，也就是“越权”行使了“世界政府”才具有合法资格的全球货币发行权。这就蕴藏了美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国家利益的矛盾。
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可以凌驾于美元霸权之上的世界政府，对美元进行干预和管控，只有通过各国竞争博弈、比拼实力来影响美元。你的实力比不过美国，那就只有顺从美国的意志、服从美国的利益。
3、美元潮汐与美元铸币税
面对特里芬悖论，美国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大规模、循环式发行国债。这个办法，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悖论，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延后了矛盾，可以形成一种“悖论的循环”：一方面，用赤字弥补国内财政收支失衡；另一方面，向国内外销售国债，补足国内外对美元流动性的需要。
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说过，货币发行与流通有两支锚：一支锚勾挂着基于商业信用的银行信贷货币发行和流通，锚定物是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支锚勾挂着基于国家信用的国债货币发行和流通，锚定物是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可以表现为国债和财政赤字。[5]
在一个国家内，政府可以同时依托两支锚稳定经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则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抓手。
然而，在无政府的世界市场经济中，基于美元霸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由私人银行机构组建的美联储，行使美国中央银行乃至某种程度上“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美国国债的发行权，由美国政府财政部控制，初衷是为美国利益服务，但其衍生的外部效应，则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
这样，美国就同时控制了信贷货币发行和美债货币发行：一是“全球中央银行”公器，控制在美国私人银行手里；二是全球流通的美国国债，控制在美国政府财政部手里。信贷美元和美债美元交融在一起，不仅为美国国内、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了美元流动性。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发行国债形成的购买力，向各国购买商品，花掉美元；各国赚了美元，为了保值增值，又用这些美元回过头来购买美债或美国股票，使美元向美国回流，如此形成了美元和美债的国内、国际大循环，从而避开了特里芬悖论。
然而，美元美债的“悖论循环”，不可避免会引起美国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的矛盾冲突。
全球化使美国产业空心化，供应链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形成了跨国跨地区、错综复杂、环环紧扣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种全球性的跨国产业结构和供应链生态，给美国带来两个后果：
一方面，使美国本土流失了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之锚。伴随着制造业大量迁出，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之锚，很大一部分流失到了国外。
另一方面，美国牢牢把控着另一支锚——国债、财政赤字的隐形之锚，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形成强大购买力，对外国生产的商品大量买进，支撑起美国人的透支型高消费，同时也造成了巨额贸易逆差。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高高筑起的债台之上的。借钱过日子，使这个债台一直在增高，但能永久持续吗？
美债的发行，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锚。美国的国家信用，植根于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体现为美国向国内、国外提供的公共产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方面。这就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向世界提供的系统性国际公共产品。
美国向世界提供系统性公共产品，就其主观动机来看，它不是以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为转移，而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为转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基于全球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资本大循环，制造“美元潮汐”，从中收割巨额垄断利润和铸币税。
所谓美元潮汐，是指美联储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加息或减息，影响美元流动性、汇率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而调控全球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的现象。这一过程往往引起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货币贬值甚至金融危机，美国则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巩固金融霸权。
美元潮汐的形成机制，涉及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相互配合、推动美元和美债以美国为中心、实现流出流入循环的多个环节。就美债来看，先是财政部发债、美联储购债，投放到美债市场流通，与整个货币流通相融合。接下来，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或减息，影响美元流动性、汇率、美债收益率，调控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各国经济周期。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主要基于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需要，优先考虑失业率和通胀率等重要宏观经济指标。
当美国经济面临失业率上升、衰退风险时，美联储采取降息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加美元的流动性，使投资者对美元的贬值预期增强，促使资本流出美国，寻找更高收益的投资机会，由此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新兴市场国家通常会受益于资本流入，经济呈现繁荣景象。这是美元涨潮。
当美国经济过热、通胀上升时，美联储通过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水平，美元升值预期增强，吸引美元回流美国。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则是资本外流，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增长放缓。这是美元退潮。
在美元潮汐的循环中，新兴市场国家容易受到较大冲击。美元涨潮时，新兴市场国家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经济增长迅速，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债务。美元退潮时，资本外流导致本币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加重，偿债成本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13年的“缩减恐慌”等，都与美元潮汐的变动密切相关。
美元潮汐还影响各国货币汇率，进而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在美元升值阶段，其他货币相对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顺差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受到抑制；而美国则因美元升值，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下降，消费成本降低，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逆差。
美元潮汐还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影响全球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未来预期。
4、美国国债的“隐形之锚”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如果税收不足以产出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就需要政府发行国债和财政赤字来弥补。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政府以征税方式进行的非商品交易，无法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因此，以公共产品作为锚定物来发行国债，具有极大弹性。但在一个国家内，在政府控制下，通常可以锚定两个经验性指标：2%以内的通胀率、5%以内的失业率，以此为参照来控制政府发债规模。
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机制，主要是通过大国、超级大国“自利行为的外部性”来实现的。美国作为系统性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其内在驱动力，并非源于道德高尚，而是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对于国际安全、国际秩序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没有价格，无法进行精确计算。这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交易，往往是基于各国的国家实力，彼此进行博弈，达成某种“非市场交易”的“非价格均衡”。
对于很多中小国家来说，大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既存在一个搭便车问题，如免费享用国际安全与和平红利；也存在一个无端受害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由于美元霸权，美债也成为了国际公共产品。但与国际安全、国际秩序不同，美元和美债都必须在市场上流通，受市场供求规律影响，因而可以形成交易价格。[6]
从需求侧看，美元发行需要满足两个需求，一是国内需求，一是国际需求。世界各国对美元有强烈需求，是因为美元作为通用货币，具有世界货币的储备、支付、计价、结算功能。即使不与美国做生意，很多国际贸易也是以美元计价、结算。多数国家的经贸活动，都需要美元提供流动性，这就形成了全球对美元的强烈需求。美国国债曾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安全、流动性最好的避险资产，各国都愿意持有可随时变现的美债，就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保值增值和流动性功能。
从供给侧看，由于国际上对美元有大量需求，就使得美元的总供给必须大于美国自身的需求。美国国内与国际对美元需求的差额，通过增发国债来补足。这样，美国国债就与美元一起在全世界流通，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担保，也就是以美国向世界提供的其它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警察、国际秩序）作为锚定物的。
然而，美元和美债发行，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国家实力和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发行规模以美国国内2%以内通胀率、5%以内失业率为参照。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美联储与联邦政府的争论，使美元和美债的价格形成，不仅受市场供求影响，也可能被人为高估或低估。
维护美元霸权、实现美元、美债的国际循环，美国自己也要承担成本，而且成本巨大。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就是美国必须承担的成本。
美国以发债方式，从国外买进商品、花出美元，必然造成经常账户逆差。当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超出了美国承受能力、偿债能力下降，就可能造成美国国家信用流失，进而引起美债危机。
美债危机的表现之一，在于人为高估与低估其价格的两种相反诉求的矛盾。一方面，美国想维持美元霸权以向世界收割铸币税；另一方面，又想让美元贬值、以弱势美元地位增加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降低增发美债、支付债息的压力。
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南辕北辙，怎么可能同时实现？
然而，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就是想同时追求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既保持美元强势，独享美元霸权向世界收割铸币税的好处；又想要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逆差。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种自相矛盾的“既要、又要”，并非绝对不可能。
表面上看，特朗普抡起关税大棒，乱打一通，导致美国债市、汇市、股市三杀，搅乱了美国，也搅乱了世界，似乎毫无章法。
但从更深层次看，这可能是特朗普的谈判策略，即先把流程搞乱，制造谈判筹码，然后从混乱中寻找击垮对方的机会。因为美国的工具箱里，还有比美元霸权更强大的工具，那就是军事霸权。
美国可以通过非经济、非市场的路径来达到其“不可能的双重目标”，即利用基于军事霸权的“国家安全”工具，使美元变成对他国的“胁迫性公共产品”。
在关税谈判中，美国最大的王牌，并不是经济牌，而是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安全牌”。美国以提供国家安全的名义，胁迫他国服从美国的国家意志，例如迫使他国货币升值、变相使美元贬值、购买更多美国商品。1985年9月22日，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如果美国用这一招来对付中国，不灵。因为中国是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
从根本上看，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结果可能与其初衷相悖，因为关税战会反过来打击美元、美债的信用。自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其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的“解放日”到4月21日，标普500指数最低跌至4948点，较4月1日收盘价下跌12%，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高上行至4.59%，30年期美债收益率涨0.72个基点报4.8723%，盘中触及5%的高点当周累计上涨超46个基点，创下1982年以来最大单周涨幅。美元指数4月21日跌至98.36，较年初高点累计跌超10%。黄金价格猛涨，欧洲债券价格与欧元汇率上升，表明国际资金正在逃离美元。
美元指数和国债利率，是反映美国主权信誉的重要指标，这些指标出现剧烈波动，说明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出现了动摇，美债不再安全。而在这些指标的背后，反映了美国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交织在一起，正在猛烈冲击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5、全球化、“供应链革命”与美国债务危机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产业分工、产业布局和跨国产业结构，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无形之手，通过竞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结果，基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底层逻辑，塑造了全球产业结构和供应链生态。
“供应链革命”是全球化的成果，也是近几十年来工业领域的最重大变革。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商品，有着极为复杂而漫长的供应链。如手机或汽车，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许多厂商的零部件组装而成。供应链中断或被破坏，影响的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厂商，而是对相关各国经济造成破坏，引起全球经济生态系统重构。
在全球供应链系统中，伴随着各种产品、零部件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是反映这些经济活动的货币流。由于美元居于世界货币主导地位，既有供应链的破坏与重构，必然激化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可能触发美债危机。
其实，对于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来说，贸易逆差未必是坏事，因为伴随着经常账户巨额逆差，是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两者形成了对称结构，见下图：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金公司研究部[7]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项目是逆差、金融项目是顺差，这意味着美国虽然在货物贸易上进口多于出口，但在金融项目上资本流入多于流出。美国基于美元霸权从金融项目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远超贸易逆差的成本。所谓“巨额贸易逆差让美国吃亏”，这种观点并不成立。
从美元全球流通的视角来看，美元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了两条相互融合、又彼此区分的货币流通渠道：一条是基于商业信用的银行信贷货币发行与流通渠道，沿着实体经济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形成的美元货币流；一条是基于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债货币发行与流通渠道，伴随美国国债的发债、还债周期而形成的美元货币流。
缘起于美国透支型高消费和美债发行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一方面造成美元大量流出、向各国输出美元流动性，实现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另一方面，美国又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极高的美国国债，吸引各国来购买，形成美元向美国的回流。如果这种循环可以持续，对于美国和与美国做生意的国际贸易伙伴来说，或许是一个多赢的格局。
问题在于，美国的透支型高消费，支出多收入少，意味着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还本付息压力持续加大。
为了应对持续增加的债务压力，美国采取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拆东墙补西墙维系资金循环。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根本不可持续，可能陷入“债务死亡螺旋”。一旦债务崩盘，美元的信用也就跟着崩了[8]。
所谓债务死亡螺旋（Debt Death Spiral），是指经济体（国家或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导致利息支出激增、融资成本上升，被迫借新还旧，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引发违约或经济崩溃的过程。美国会不会陷入债务死亡螺旋呢？
以下分析由AI生成：
美国政府当前的高债务水平确实引发了对其是否可能陷入“债务死亡螺旋”的广泛讨论。截至2024年，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突破34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超过123%，利息支出占联邦收入的比重接近20%。尽管存在显著风险，但美国因其独特的全球经济地位和制度韧性，陷入债务死亡螺旋的可能性短期内较低，但长期风险不容忽视。以下从风险点、缓冲机制及未来路径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触发债务死亡螺旋的风险点
1.利息支出压力持续攀升
利率环境变化：美联储激进加息（2022-2023年基准利率从0%升至5.5%）导致新发国债利率飙升。2023年，美国国债平均利率升至3.2%（2020年仅1.6%），利息支出达1万亿美元（占GDP的3.7%），预计2030年利息支出将超过军费。
债务滚续风险：未来十年，约40%的未偿国债需以更高利率再融资，若利率维持高位，利息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2. 政治僵局与债务上限危机
党争加剧财政不可预测性：2023年债务上限僵局导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惠誉下调至AA+，市场短期波动加剧。两党在减支增税上的分歧可能拖延财政整顿。
“技术性违约”风险：若国会未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即使短暂延迟付息也可能冲击美债信用。
3. 美元霸权松动
去美元化趋势：全球央行美元储备占比从2000年的 **72%** 降至2023年的**59%**，部分国家加速增持黄金或人民币。若美元信用持续受损，美债融资成本可能上升。
地缘冲突冲击：若美国因台海等问题遭金融制裁反制，可能动摇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
二、缓冲债务危机的独特优势
1.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无限流动性支持：美联储可通过量化宽松（QE）直接购买国债，压低收益率（如2020年购债4万亿美元）。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的88%，短期内无替代货币。
外部融资便利：外国投资者持有7.4万亿美元美债（占总量30%），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仍支撑美债发行。
2.经济与制度韧性
深度金融市场：美债市场日均交易量超6,000亿美元，流动性冠绝全球，缓冲抛售冲击。
增长潜力：美国在AI、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创新优势（2023年研发投入占GDP的3.5%）可能推动生产率回升，提升偿债能力。
3. 政策调整空间
增税潜力：美国企业税率为21%（低于OECD平均23.5%），富豪税率低于二战后水平，适度加税可增收。
削减非必要支出：国防开支占GDP的3.5%（2023年为8,860亿美元），医疗成本控制（占GDP的19.7%）亦有空间。
三、未来路径：三种情景分析
1.基准情景（概率50%）：长期僵持与慢性危机
特征：债务/GDP比率缓步升至150%，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25%，但美元地位维持，经济温和增长（年均2%）。
政策应对：小幅加税（企业税至25%）、选择性减支（如福利改革），依赖美联储阶段性QE压制利率。
风险点：财政空间持续收窄，挤压民生与基建投入，加剧社会不平等。
2.乐观情景（概率30%）：改革突破与软着陆**
特征：两党达成“大妥协”，未来十年削减赤字5万亿美元（通过加税、控支），债务/GDP稳定在130%。
政策亮点：开征数字税、碳税，削减国防开支10%，联邦医保药价谈判扩围。
效果：市场信心恢复，美元霸权延续，美债收益率回落至3%以下。
3.悲观情景（概率20%）：螺旋加速与系统性危机
触发条件：地缘冲突（如台海战争）或AI技术革命失败导致增长失速，叠加通胀反弹至6%，美联储被迫加息至7%。
后果：债务利息/GDP超6%，美元储备占比跌破50%，美债遭抛售，GDP萎缩3%，失业率升至10%。
全球冲击：中国、日本等美债主要持有国面临外汇储备减值，全球股市暴跌30%，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
四、对中国的启示
1.外汇储备多元化：逐步减持美债至1万亿美元以下，增持黄金（现占比4.3%）、战略资源及人民币计价的SDR资产。
2.推动本币结算：扩大CIPS系统使用，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2023年规模达4万亿元）。
3.防范输入性风险：若美债危机爆发，需预案应对资本外流（如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出口下滑（内需驱动转型）。
结论：短期无虞，长期需警惕
美国短期内凭借美元特权和经济韧性可避免债务死亡螺旋，但2025年后风险显著上升（债务利息/GDP突破4%）。其命运取决于三大变量：
政治妥协能力：能否打破党争推动财政改革；
技术革命速度：AI能否复刻1990年代IT业的生产率奇迹；
美元霸权护城河：去美元化是否突破临界点。
对中国而言，需以底线思维应对潜在冲击，同时把握机遇扩大国际金融话语权。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美国为了减少债务，不再增发国债，又会怎样呢？虽然还债压力降低了，有利于减少贸易逆差，但美元的流动性也会减少。国际贸易的美元流动性短缺，迫使各国在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时，势必选择其它货币来替代美元进行国际结算，那么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就动摇了。
美国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吃红利，以美国为货币蓄水池的美元国际大循环，使美国获得了国内经济与金融市场双重繁荣。一旦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动摇，双重繁荣就难以为继。所以，美国绝不会允许这种危害美国核心利益的现象发生。然而，美国能如愿吗？
追根溯源，美债危机更深层次的底层逻辑，并不在金融货币问题上，而是在美国社会的内在矛盾上。那么，美国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6、中美关税贸易战：美国国内矛盾外溢，谁抢了美国工人饭碗？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双赢、多赢的过程。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来说，低附加值、劳动强度大、高污染、高耗能的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反推了本国高端、精密制造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与此同时，资本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从产业资本到产业金融资本、再到高科技金融资本的蜕变。美国在获得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享用着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商品。
对于中国来说，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持续四十多年高速发展，成了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伴随着技术革命浪潮、互联网经济崛起，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赶上了这波技术革命，又走在了AI时代前列，开始了中国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开始把过剩产能、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中美贸易互利互惠，并不存在谁占谁便宜的问题。区别在于，美国对华贸易账户逆差，金融账户顺差；而中国对美贸易账户顺差，金融账户逆差。中美贸易结构是由两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种结构使双方各有优势，通过贸易实现优势互补，双方都能从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中获益。
按照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比较竞争优势（compar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论，中美经贸关系本来是平等交易、互利互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中国的超强生产力，满足了美国的超前消费力。美国贸易逆差对应中国贸易顺差，中国外汇盈余对应美国财政赤字，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对应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这样的交易持续了几十年，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摆在桌面上，你情我愿、两厢情愿的结果。然而美国却反悔了。
美国反悔的原因，在于透支性高消费虽然很美好、很舒服，但由此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越来越重，撑不住了。
美国政府否认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收获了巨大利益，反而说别国特别是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进而发起了贸易战。其实质，在于美国试图掩盖自身问题，向外转移国内矛盾，找替罪羊。
美国自己得了病，却让别人吃药。美国政客颠倒黑白，用极具侮辱性的言辞辱骂中国，造谣说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煽动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仇恨。
然而，究竟是谁砸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其实，砸美国传统产业工人饭碗的，是美国资本的新形态——高科技金融资本。
伴随着全球化、中低端产业外迁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美国的资本形态也发生了转换升级。美国曾经是制造业大国、贸易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大国。那时的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有名冠全球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汽车大王，金融资本则依附于产业资本。
从互联网时代开始，科技资本崛起；AI时代，科技巨头与金融资本更紧密结合，财富急剧向科技巨头集中，形成了全新的“硅谷-华尔街高科技金融资本”，造成美国社会极致的贫富分化。
美国西海岸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资本，与东海岸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相结合，构成了“硅谷-华尔街”高科技金融资本。而在中西部，传统产业逐渐衰落，铁锈地带逐渐形成。全球化带给美国的变化，一方面是高科技金融资本的急剧扩张，成为了全球化的大赢家；另一方面是铁锈地带传统产业工人及他们生活的社区的快速衰落，成为了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
由此画就了美国新的“共和党红州、民主党蓝州”政治版图：高科技金融资本横空出世，并通过“涓滴效应”[9]惠及东西海岸部分民众，还以“捐款”的伪善糊弄美国人。如此政治操弄，使美国东西海岸各州，成为奉左翼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美国民主党的票仓和基本盘。
然而，高科技金融资本的“涓滴效应”和慈善捐款，并未惠及中西部铁锈地带传统产业工人和民众，引起这些州的民众愤起反抗、夯实并壮大了共和党的基本盘，由此造成了美国社会撕裂乃至人文地理撕裂：东海岸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与西海岸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寡头，形成了“微笑的两端”，中西部则是苦哈哈的中间铁锈地带。“微笑的两端”与苦哈哈的中间铁锈地带，反映的正是高科技金融资本与传统产业工人和民众的矛盾。
美国中西部（如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的传统制造业因全球化、自动化冲击而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社区空心化。东西海岸的金融和科技产业则依托全球化与创新实现高增长，加剧了区域经济差距。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加州（西海岸）和纽约州（东海岸）的人均GDP长期高于中西部工业州。2016年大选中，铁锈地带的“摇摆州”转向支持特朗普，与其承诺“重振制造业”口号直接相关，印证了该地区对现状的不满。
显而易见，是美国高科技金融资本砸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当代美国社会，是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公、极度撕裂的社会。
7、美债危机的要害：美国社会矛盾的证券化
美国国债的属性，首先是内债，其次才是外债。这个论断，可以从债权人结构找到依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官网数据，美债的债权人构成，分为四类：一是美国国内私人投资者；二是美联储；三是政府内部账户；四是外国政府及投资者。
截至2023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34万亿，其中，美国国内私人投资者占比42.3%，美联储和政府内部持有合计占比35.3%，外国持有占比约22.4%。显然，美债的大头是内债，占比75%以上。所以，如果美债发生危机，主要是美国社会的内部危机，其次才是国际因素的影响。
美债危机，主要是内债危机，是美国社会危机的证券化。为什么这样说？这需要从美国国债的基本概念和美债的支出结构来分析。
美国国债是联邦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债务工具，国债资金融入联邦总预算后，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2023财年）：
（1）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占比约21%，支付退休、残疾和遗属福利，资金来源包括工资税和国债补充。
（2）医疗保险（Medicare）与医疗补助（Medicaid），合计占比约25%，覆盖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
（3）国防开支，占比约13%，包括军事装备、人员薪资和海外行动。
（4）国债利息（Interest on Debt），占比约10-15%（随利率上升而增长），2023年利息支出约6,600亿美元，成为第四大支出项。
（5）其他可支配支出，包括教育（6%）、交通（3%）、退伍军人福利（4%）、科研等。
从美债的支出结构可以看出，联邦政府举债借来的钱，优先保障社会福利（社保、医疗）和国防，而利息支出正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
在美国国内，美债涉及四方面当事人：一是债权人，他们是富人、是美债债息的食利者；二是债务人，联邦政府是美国国债的唯一债务人，举债目的之一是通过转移支付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旨在夯实制度基础、巩固权力；三是美联储，通过调控美元利率影响国债收益率和发债规模；四是民众，拥有选票，他们是政府转移支付的受惠者，社会福利影响他们的投票意愿和投向。
从最简化、最核心的关系看，美国国债的功能之一，是联邦政府向美国富人借钱，用于社保支出，减少因贫富鸿沟造成的社会矛盾，旨在稳定社会、巩固制度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债危机，就是美国社会矛盾的证券化。
美债规模过大、利息太高，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能不能持续玩下去？对这一点，作为债权人的美国富人最敏感、看得更清楚。因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富人对美债的信心，才是影响美债信誉的最大变量。在特朗普关税贸易战下，美国股债汇三杀，美债收益率剧烈波动，反映了美国富人对美债的疑虑情绪的波动。
美国国债，可以看作是“涓滴效应”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在贫富分化导致阶层撕裂的社会生态中，政府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寻求左右平衡的一个工具。
如果暂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从美国国内视角看，美债危机的本质，是美国富人不再愿意借钱给美国政府，导致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削弱，意味着美国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削弱了。一旦这种削弱达到某个临界点，就是美债和美国社会真正危机的到来。
8、美国制度的症结：兴亦自由主义，衰亦自由主义
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极度不公、造成社会深度撕裂。
根据美联储2023年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约32%的财富，而底层50%家庭仅拥有约2.6%。这种集中度在过去40年中显著加剧。从基尼系数看，美国为0.48（2020年），高于德国的0.31、法国的0.32；从贫困率看，美国相对贫困率（收入中位数50%以下）为17.8%，而欧盟平均为10%。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代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鸿沟？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看，有两大原因：
第一，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除了生产要素私有制外，还有基于自然法的人力资本私有制和人力资本集群私有制。
美国七大高科技公司的超级富豪，每一个都富可敌国，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靠生产资料私有制致富，而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本白手起家，把重大科技发现和发明商业化，依托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组建自己的公司并推进公司上市，短时间内积聚了巨额财富。
曾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于人为法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否已经演化成了“人力资本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集群配置的不平等，有先天原因，也有后天社会环境的原因，特别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但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配置人力资源的结果。
第二，工薪收入与投资收入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社会化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属性。但美国的资本社会化，并非人人平等持股。企业股票、股权的分配并不平等。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哪些人持有股票？谁有资格获取资本利得？这里涉及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错综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普通人根本无法参与进去。
如果你没有股票、没有资产，就只能做打工人，靠工薪收入养家糊口。然而，除了CEO“打工皇帝”，有多少人能靠打工挣工资成为富豪？工会力量衰退，也导致了工资增长停滞。1980年代以来，美国工会参与率从20%降至10%，削弱了工人集体谈判能力。
影响居民存量财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劳动价格的增长，而是资产价格的增长。依靠投资或投机才能致富，正是这样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了工薪阶层与投资人的资本利得剪刀差越来越大，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
再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看，有两个原因：
第一，税负不公平。
总体上，美国的税收制度向资本倾斜，资本利得税（针对投资收入）税率低于劳动所得税。富人通过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增值积累财富，而工薪阶层依赖应税工资，税收负担与收入不成比例。
根据2023年资料，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7%，长期资本利得税（持有资产超过1年）最高税率为20%，综合税率最高为23.8%，显著低于劳动所得税。[10]前1%富人的有效税率为26%，而中产阶级（收入中位数约$70,000）的有效税率为14%，但若计入社保税（工薪阶层主要税种），中产阶级的综合税负占比收入更高。前1%富人的收入中，资本利得占比超过40%，而工薪阶层90%以上收入来自工资。[11]美国税收制度通过更低的资本利得税率，系统性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富人财富增值依赖低税资产，而工薪阶层收入被工资税锁定，导致税负分配高度不公。尽管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偶有“向富人征税”的言论，但党内核心仍坚持维护资本利得税优惠，其政策实质仍是亲资本导向。
第二，社会福利制度的有缺陷，医疗保险备受诟病。
美国是唯一未实现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由私营保险公司主导。2022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9.7%（OECD国家平均10.7%），人均医疗支出超1.2万美元，但仍有8.6%的人口（约2800万人）无医保。保险公司通过繁琐的报销流程、拒保条款及药价谈判权垄断，将利润置于患者健康之上。路易吉·曼焦内（Luigi Mangione）枪杀美国最大医保公司CEO，引起美国社会广泛关注和对杀人者的同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医保制度的极度不满。
从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考察，导致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发展出两种意识形态：一是自由主义，主要诉求是追求机会平等的竞争效率；二是社会主义，主要诉求是追求财富分配的公平。美国秉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调竞争机会平等和效率；鄙视结果平等的社会公平。
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到今天的“特朗普主义”，可以清晰看到自由主义兴衰的轨迹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前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让资本获利后，再通过“涓滴效应”让普通人“雨露均沾”，缓解因追求效率引起的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美国一段时期内经济充满活力，但与经济活力共生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危机也在酝酿和滋长。
经济上的不平等，反映到政治光谱上，是政府的左右摇摆。人类社会的政治光谱，社会主义为左，自由主义为右。而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极少有社会主义的左（桑德斯[12]算一个？）只有自由主义的右和更右。相对于更右，就是左。民主党信奉左翼自由主义；共和党信奉右翼自由主义。
强调机会平等，鄙视结果平等，导致了美国社会效率越高、财富分配就越不公平的悖论。社会撕裂，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极化、两党恶斗。
特朗普自己是亿万富翁，但在政治上，他把自己装扮成铁锈带产业工人利益的捍卫者，代表蓝领工人和白领打工人利益，提出通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路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口号。这一招果然奏效，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然而，特朗普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和供应链的企图心，违背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底层逻辑，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理。美国国内早已丧失了回归原有制造业生态的条件，试图通过关税战、在强化美元霸权的前提下让美元贬值（或让他国货币升值）以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无异于痴人说梦。特朗普是真不明白，还是仅仅以此为噱头吸引选票？
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面上看，是高科技金融资本与普通打工人利益的冲突，财富分配极端失衡。应对之策，是改革分配，化解或至少缓解贫富分化问题。但美国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解决财富分配不公问题，需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构。基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不仅是造成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而且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认知障碍，让美国的社会精英们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承认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四年一届大选、两党轮流坐庄，导致政府眼界短视化、行为短期化；严肃的竞选政治，演变成政客脱口秀表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却根本无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问题。
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美国体制能否理性地反映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提出解决方案，能否理性地考虑美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令人怀疑。
中美贸易战带给中国的警示在于，过多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多次说过，“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不可持续；“重生产、轻消费”观念，必须改变；贸易顺差过大，需要进行调整。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生产与消费、进口与出口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和合主义：多极化世界的普世价值
随着人类文明进化，如果有一天，人类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有效世界政府，那么，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消除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为实现世界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全球大均衡”创造制度基础。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作为一种替代方案，美国单极世界霸权提供了系统公共产品，维持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然而到了今天，美国虽然在科技、军事、金融等方面，仍然具有首屈一指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但毕竟已开始了从巅峰的滑落。
随着美国相对衰落，群雄并起，一个多极化世界新秩序正在酝酿。从经济上看，美元霸权可能逐渐被去中心化的多币种结构或区块链数字货币所取代，这已经出现了苗头。然而，如果美元不再作为世界储备货币，那么，世界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这绝非可以一蹴而就，过程可能充满风险，道路坎坷。
多极化世界，将赋予每个世界大国与其地位和权力相匹配的责任、义务，被要求向世界提供正效应公共产品，减少负外部性。与此同时，还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旨在促进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博弈、共同繁荣。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西方贡献给世界的两种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植根于西方文明，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都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各有利弊，尽管各国基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有的尊崇自由主义，有的尊崇社会主义，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主义，都无法成为多极化世界的普世价值。
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系统性公共产品，以一带一路为代表，已经广为人知。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公共产品——和合主义——值得向多极化世界推广。
和合主义不是一团和气。这种植根传统、面向未来的东方智慧，并不否认矛盾斗争。恰恰相反，正因万物阴阳对立、普遍矛盾，才使和平与合作成为必要。
某些情况下，“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14]，但更多情况下，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内部矛盾，更应采取“和”与“合”的方式处理。
在和合主义意识形态下，大国的生存之道，是和而不同、竞合共赢。合作博弈，可以相互提供正效应公共产品，结果是双赢；非合作博弈，则相互提供负效应公共产品，结果是双输。
和而不同、竞合共赢、共同富裕，是和合主义的本质内核。以和合主义为导向，重塑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世界不应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而应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花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是超级大国、西方文明一枝独秀独秀的世界，而是各个国家、各个文明和而不同的交响乐章。
（因篇幅限制，删减了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