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乱局，从生产资料分配的失衡开始！（一）

我一直都认为，如果要观察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区域的政治经济演化过程，就绝对不应该忽略中国的历史。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一直长期地、连续地详细记录自己政治经济历史，并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我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案，在比较固定的疆域和人口范围内，处理了各种各样的矛盾，面临了各种各样的危机，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财富。

我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出现的乱局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发生，继而导致了王朝的危机甚至灭亡。这样的分析虽然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不够一针见血，它还没有直指生产资料分配失衡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私有制很早就确立了，并且长期处于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来观察生产资料分配的平衡与失衡的所带来的后果。

每个王朝建立初期，因为连年战争，不但会出现大量无主土地，而且人口通常也会大幅度减少，这个时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能够非常低成本地占据大量土地，连带着也会给予王朝的平民大量低成本地土地，于是社会中有了大量低成本地生产资料，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大家的起点看上去差不多。

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虽然某种意义上是会造成生产资料分散的，但即便如此，因为各自能力不同，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劳动成果造成的结余也会造成社会上第一轮贫富差距的出现，这时候的贫富差距基本上是因为各自劳动能力的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这样的贫富差距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消费出现了差异，二是开始有人希望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投入扩大再生产。

土地的兼并开始了。从生产资料分配的效率来说，土地兼并是合理的，有些人经营不好自己的土地，那么由那些经营得更好的人去占有土地，经营土地是可以发挥出土地最大效用的，这种优胜劣汰非常符合现在的市场原则。然而中国社会很早就知道失地农民太多，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不利，所以中国对土地兼并一直是非常警惕的。造成的结果就是，即便官面上不反对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合法的，但事实上那些有生产结余的人以市场方式获得额外的生产资料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土地是有限的，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人通常不会轻易卖掉自己手中的土地，毕竟对中国人来说，谁都本能地知道能够不断产出的土地是非常有价值的，随着有钱人越来越多，事实上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多数时候有价无市。于是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地主们特别喜欢把钱藏在地窖里，其实这不是他们不想要扩大再生产，而是他们大规模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占据大片土地，也意味着会被乡邻抵制。除非他们获得了额外的政治权力上的加持。

虽说用经济手段扩张生产资料受到了文化的限制，但是真的想要扩张生产资料的还是可以找到办法的，那就是用在教育上增加投入，让自己的子弟读书做官，从而掌握政治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资料分配上的失衡是必然出现的，因为各自能力不同，生产结余不同，因为各自能力不同，生产结余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能力不同，因为各自能力不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不同，不加以干涉甚至即便加以干涉，生产资料都会向那些能力强的家族聚集。

中国历来有用政治权力限制生产资料极度集中的惯例，皇权碰到了生产资料极度集中的情况，会采用自己掌握的暴力手段打破这种集中，因此中国生产资料要想集中，常常需要和政治权力合为一体，成为政治动员能力的一部分，并获得政治权力的默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掌握大片土地的通常都是官员的原因，这个时候起，同时掌握大量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豪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生产资料的集中，其弊端不单单体现在很多人失去了生产资料，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会随着家族内部的代际转移而失去分配到最有能力的人手中的机会，整个社会其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会越来越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降低之后，对社会经济运行会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

皇权对政治势力的遏制有时候会起到一定作用，延缓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的集中进程，这通常会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实现，但是用暴力手段打破生产资料分配既有格局乃至制度的做法通常意味着很大的政治风险，通常也不符合“政治正确”，非常规的这种做法常常无法彻底扭转土地集中的历程，改革的成果很快会被生产资料集中的巨大惯性所吞没，随着时间推移，土地集中到达一定阶段，皇权的政治动员能力将被豪强掣肘，再也无力通过暴力手段打破既有格局，于是王朝的末世来到。

战争再次爆发，所有既有的生产资料的产权和分配格局被彻底打破，如同一台因为运行了太多程序而崩溃的电脑，不得不通过一次彻底的格式化，才能获得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