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主义路线的终结与对华政策转变（二）

吉田主义路线的终结与对华政策转变（二）

吉田主义路线的发展

　　6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使得美国意识到，如果继续对日本施加强硬的军事分担压力，可能会导致其在美苏冷战中逐渐走向中立化，从而动摇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础。因此，美国转而默许吉田主义路线以避免激化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为路线的延续及经济高速增长期创造了外部条件。与此同时，在战后反战民意高涨的背景下，以社会党、共产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依托和平主义思潮，大量吸纳厌战选民不断增加关键席位，多次阻止自民党获得在提议修宪时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但到了7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美日贸易逆差等一系列外部因素扭转了美国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容忍态度。1974年9月，于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前中尉吉恩・拉洛克揭露了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对日本的核武政策，即美国军舰在日本港口停留时携带核武器的具体情况。由于此前日本政府一直对外宣称日本境内没有核武器的存在，此事件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社会对自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同年12月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宣布内阁总辞职，并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仅在两年后，洛克希德受贿案爆发，田中角荣被捕入狱，也因此其去世后仅被追授正二位。（历任首相去世后皆会被追授从一位，幕府将军同级）

　　时任三木武夫内阁的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继承了前任首相田中角荣的构想，重新提出了“将防卫费总额设定为GNP的1%”的政策方针，并在随后的1976年11月使其通过了国会决议。坂田道太为了推动这一政策，特地设立了防卫厅长官的私人咨询机构“思考防卫会”，并邀请了京都大学的高坂正尧撰写新的防卫策论。不过有趣的是，高坂正尧在之后的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还主导了“否定GNP1%”的政策讨论会，被认为是“破GNP1%”的始作俑者。

　　受洛克希德受贿案的影响，自民党在1976年12月的第34届众议院选举中首次失去过半议席，首相三木武夫因此引咎辞职，福田赳夫继任总裁职务。为挽回第二年的参议院选举，福田赳夫在对外政策上沿用了吉田主义路线，并开创性地提出“全方位和平外交”理念，主张与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自1977年1月起，福田赳夫便通过访华议员传话、亲笔信等方式向中国传递缔约诚意，并随后于8月召开的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说，提出了“日本永不成为军事大国或地区；与东盟国家构建心与心的信赖关系；作为平等伙伴推进经济合作”的三项政策方针，即著名的“福田主义三原则”。这一演说在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最终将"反霸权条款"写入条约文本中，使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安保体制框架下实现了对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吉田主义路线也由此被发展至巅峰。

　　时间来到80年代初，1981年前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透露了美军早在60年代初就在双方政府知情的情况下，数次携带核武进驻日本港口的事实。赖肖尔明确表示，这一行为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及秘密文件的签署内容，并期望日本能够彻底接受美核潜艇在日本的常态化驻留。尽管日本政府在表面上极力否认秘密文件的存在，但自民党内部针对此事迅速分为了两派。极端保守派认为应该利用这次机会直接废除在野党最关注的“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相对温和派认为应该在承认秘密文件的基础上对三原则进行适当修改。但时任首相鈴木善幸并不想承担美核潜艇常驻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最终选择了“不修改不禁止”予以回应，即不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止美国核进驻。这种暧昧态度被视为对美核政策的一种容忍，算是从事实上正式承认了美国核武常驻日本的合法性，此后美国也一直公开利用核共享等策略影响日本国内的对外政策决定。

吉田路线的挫折与靖国神社问题

　　简而言之，吉田主义路线在中曾根政权时期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与中曾根内阁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态度变化几乎是同步的。

　　靖国神社最初由明治政府创建，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其作为陆海军省共同管辖的国营神社，负责在每次战争前后合祀供奉不断增加的阵亡士兵。而当时普通宗教团体归文部省管理，神社则属内务省管辖。

　　然而随着日本战败，进驻的盟军总司令部（GHQ）于1945年12月发布《国教分离指令》，切断了日本政府与国家神道的法律联系，并同时在日本推行了极为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靖国神社由此被改组为独立宗教法人。作为军国主义神社，除了靖国神社外，各地方的护国神社、招魂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了独立，《国教分离指令》随之失去约束力，靖国神社与国家的关系似乎可以恢复到战前的状态。然而早在1947年，政教分离原则就被写入了日本国宪法第20条和第89条，即国家无法为宗教法人靖国神社提供公共资金支持，也无法给予其特殊地位。尽管如此，靖国神社方面及相关遗族团体认为靖国神社并非普通神社，是明治天皇为祭祀“为国捐躯者”所建，相关费用理应由国家承担，靖国神社问题实际上由此开始。

　　为推动靖国神社的国有化，1956年，日本遗族会在其主导的全国战殁者遗族大会上成立了“国家护持的小委员会”，明确将“推动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作为其活动方针，并在此后以遗族团体和护国神社相关人员为中心，不断在各地掀起国家护持运动。在此背景下，自民党自1969年起多次向国会提交旨在实现靖国神社国营化的《靖国法案》，试图将靖国神社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但1969年的长沼诉讼案、1973年的中谷康子合祀拒否案等一系列诉讼案的判决结果，使得70年代的日本社会重新意识到了靖国神社国有化，与侵犯宗教自由及军国主义复活之间的联系。在国会革新势力及日本基督教团体的强烈抗议下，《靖国法案》自提出至1974年间历经五次国会审议均未获通过。

　　有鉴于此，遗族会开始调整方针，转而呼吁首相在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试图通过实现官方正式参拜，将靖国神社确立为国家级悼念设施。1982年成立的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方针，试图摆脱“吉田主义”政策对国内的政治束缚，遂对官方参拜表现出积极态度，并设立了私人咨询机构“关于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恳谈会”。基于该机构的报告，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8月15日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由于靖国神社在1978年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罪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合祀，因此首相的正式参拜被视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正当化行径，招致中韩两国政府及民间的强烈批评。面对国际压力，特别是考虑到原定于1986年末的访华计划涉及ODA支付和日企入华等重要议程，中曾根内阁因此陷入应对困境，遂于1986年8月14日由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声明，宣布首相中曾根康弘当年暂停正式参拜。

　　中曾根原本打算私下与靖国神社交涉，期望将甲级战犯移出合祀，但“临阵脱逃”的行为直接激怒了当时的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导致双方交涉破裂。于是在之后的9月3日国会答辩中，中曾根当场表示：“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会影响邻国感情，作为亚洲国家或地区必须对大战进行反省，这是日本生存的宿命。"，并正式宣布任内不再参拜，此后“终战纪念日”的首相官方参拜被一度中断。

注：中谷康子合祀拒否案

　　诉讼发起人中谷康子原为日本山口县的普通家庭主妇，其丈夫中谷孝文是一名自卫官。1968年，中谷孝文因交通事故殉职，康子作为其未亡人以基督徒身份将丈夫骨灰安放在教堂墓地。1972年，自卫官山口地方连络部（地连）联合队友会山口县支部联合会（队友会），向山口县护国神社申请合祀殉职自卫官灵位，但程序上需家属提供殉职证明书。队友会在未取得康子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将其丈夫列入合祀名单，并多次上门索要殉职证明且隐瞒其用途。康子在得知真相后予以坚决反对，在通过教会抗议无果后，选择以“强迫合祀行为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为由起诉地连和队友会。山口地裁与广岛高裁均支持康子，在一审（1977）与二审（1979）判决中均认定地连作为国家权力机构介入宗教事务违反《日本国宪法》第20条第3款的政教分离原则。但最高裁判所通过切割地连（国家机构）与队友会（民间组织）的行为关联性，弱化国家权力介入宗教的嫌疑，再以“未直接侵害个人宗教自由”为由，认定队友会行为不违宪，并在最终判决中（1982）彻底否定康子诉求。判词中写道“各种信仰之间应当互相宽容，康子女士在主张自己权利的同时，应当考虑到队友会成员也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希望康子女士与相关人员能够互相宽容。”

PS：论中曾根

　　中曾根康弘作为坚定的日本民族主义者，日本政坛外号“风见鸡”，论政治灵活程度，恐怕只有日后的安倍晋三可以与之比拟。

　　72年率先促成日本解除对华经济封锁，首相在任期间对华提供4700亿日元贷款，低价转让部分家电、化肥及纺织生产技术，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供外贸金融担保，并在西方到处呼吁“接纳中国”，对内又呼吁“深刻反省”。1980年到访韩国，和韩国总统互唱对方国家民歌，彻底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85年又跑到美国，高喊“日本是美国的不沉航母”，和里根扮演哥俩儿好。但中曾根也是第一个任内突破和平宪法，主张发展日本军队的首相；第一个以官方身份带领内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为了打垮左翼工会，花费大量精力改革国铁，任内大搞“三公社五现业”私有化的首相。

　　早期极度亲美，新世纪见证中国崛起后，又主导自己的派系发表亲中言论。总体来说，令人敬佩，又难以简单评价。

参考资料

吉田  裕 「靖国神社問題」『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2013年

渡辺　治「小国主義政治の歴史的終焉」『日本の時代史28』吉川弘文館2004年9月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日中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