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主义路线的终结与对华政策转变(一)

吉田主义路线的终结与对华政策转变 （一）

　　2003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被称为“有事三法案”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根据法案内容，日本自卫队可不经内阁决议直接进入准战争状态，并允许其在“国家安全优先”原则下随时征用民用资源。此外，法案还赋予内阁在“有事”状态下对媒体实施内容管制，以及强制整合民营企业与地方自治体进入战时动员体系等权力。

　　法案通过后，小泉纯一郎内阁随即启动配套立法程序，向国会提交并通过了《援助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随后于2004年2月，日本内阁首次脱离联合国维和行动（PKO）框架，突破性地授权日本自卫队进驻伊拉克。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实质性突破了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的限制，也诱发了日本相关学界对于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

　　“有事三法案”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最初在自卫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被提出，经70年代福田赳夫内阁时期成为国会常设议题。由于三法案与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即“不保持战争力量”的刚性条款存在原则性冲突，此前一直被参众两院长期搁置。尽管相关学界对法案的通过早有预判，但其最终通过仍被视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更意味着由吉田茂政权所确立的“战后小国主义”路线的彻底终结。对日本国内外政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且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影响。

　　本文将通过叙述日本战后吉田主义路线的变化过程，理清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变化，尤其是对华态度转变的发展脉络。

吉田主义路线的概念及背景

　　1955年11月，自由党与民主党实现历史性合并，组建由时任首相鸠山一郎出任总裁的自由民主党。此后自民党作为“保守势力”持续执政38年，而日本社会党则作为“革新势力”与之展开抗衡，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保革对峙”的“55年体制”。作为当时主要制衡力量的日本社会党恪守宪法第九条原则，主张坚守非武装中立立场，此种具有左翼特征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国内政治谱系中被统称为"战后和平主义"，而"吉田主义"正是日本保守势力在与“和平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对抗中逐步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吉田主义”被称为“战后小国主义”，该路线与前首相石桥湛山等人在战前倡导的"小日本主义"存在本质差异。在军事层面，吉田主义路线承认《日美安保条约》框架下的驻日美军基地合法性，接受并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在外交层面，既不采取社会党主张的中立主义路线，也未选择不结盟运动立场，而是鲜明地站在西方阵营一方。因此，这种具有强烈依附性的外交姿态，常被在野势力诟病为"对美从属外交"。

　　与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相比，该路线呈现出显著的政策折衷性，既坚持防卫自主的基本立场，也选择性吸纳和平主义的核心诉求。在宪法解释层面，采取"解释改宪"的迂回策略规避第九条修订，渐进式立法实现自卫队职能扩张，恪守"防卫费占GDP1%"的财政红线，延续"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并长期以"专守防卫"为由限制海外军事部署。

　　对吉田主义的修正尝试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曾根政权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但真正全面展开则是在90年代之后，以下将对该路线的修正过程进行详细叙述。

注：小日本主义，指在日俄战争前后，由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安部矶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以及大正民主派旗手三浦铁太郎等社会精英群体，针对明治政府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战后称"武断帝国主义"），提出的一系列和平主义主张，并在战后被统称“小日本主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思潮虽倡导建构东亚区域的和平关系，但其理论建构始终在"脱亚论"的思想框架下展开，强调日本应使用“实业上的帝国主义”，即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目的，对中朝施行更加温和的经济殖民政策。

吉田主义路线的确立

　　吉田主义并非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所青睐的路线，就结果而言，吉田主义的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成型于吉田茂内阁时期。

　　吉田政权作为日本战后第一个长期政权，尤为重视与美国的协调关系，二次上台后与美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美日关系为基轴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但面对保守阵营内部高涨的修宪呼声，吉田内阁始终未启动宪法修订程序，尽力维持和平宪法的同时确立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

　　但实际上，早在战败初期吉田茂致驻美大使来栖三郎的书信中便以言明："切除军部政治毒瘤、廓清政界振兴民德、实现外交自我革新，加之科技振兴引进美资重振经济，终将使帝国精髓得以升华，此番战败未必是祸。"所以在文官出身的吉田茂看来，借美国之手彻底铲除敌对的军部残余势力，远比战败本身更加重要。在此前提下，吉田政权明面上消极应对党内极端保守势力以延缓修宪步伐，采用完全倒向美国的外交策略，实则致力于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借美国之手逐步建立非军部领导的新军队，此乃吉田主义最初的原型。

　　然而，吉田茂的政治路线并未被党内修宪派全盘接受，此后继任的鸠山一郎与岸信介都对吉田的安保外交路线深感不满并试图复活大国主义路线，不过这种政治方向随即被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以及因此蓬勃发展的社会党所遏制。尽管岸信介内阁以签署美日秘密文件，即”允许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艇停靠日本港口“为代价最终换取《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但在国民运动浪潮中被迫总辞职。

　　到了池田勇人执政时期，因担忧政权存续，自民党统治集团便再度采取了“吉田主义”路线。修宪被视为军国主义复活的象征，于是池田便在国会承诺任期内不修宪，由此开启吉田主义形成的第二阶段。

　　池田内阁时期的佐藤荣作作为坚定的党内修宪派曾多次公开反对池田，指责其政策过分迎合国民及在野党的意愿，错失最佳修宪时机。但到了60年代末的佐藤执政时期，为处理冲绳返还时的核基地存留问题，倾向于无核返还的佐藤荣作在面对社会党书记长成田知巳的质询时，随即宣布了后来被称为“无核三原则”的临时声明，即“不拥有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声明立即引起了在野党的高度重视，并被强烈要求转化为国会决议。尽管佐藤本人当场对此予以强硬拒绝，但在此后1968年的年初国会上，时任运输相的中曾根康弘则再次提及了“无核三原则”。最终在1972年的冲绳返还协议中，“无核三原则”被作为防止核武器运入的措施，正式成为国会决议并获得通过。这直接奠定了“吉田主义”路线的制度化基础，并逐渐成为了日本70年代的国政方针。

　　由此可见，早期的吉田主义路线具有极强的政治两面性，一方面该路线的最终形成及制度化源于战后不断高涨的国民和平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该路线始终在保守政党所依赖的安保体制框架下进行。在“无核三原则”中，在野党最关注的是“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然而这与美国的核政策，以及美日在60年代的秘密文件中关于“允许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艇停靠日本港口”的约定形成了政策性矛盾。

参考资料

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2012):12.

渡辺　治「小国主義政治の歴史的終焉」『日本の時代史28』吉川弘文館2004年9月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日中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