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 为何以及如何谈论城市

陈平原｜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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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

在中国近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抑或城市改造、城市更生，人文学者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起码谈不上“举足轻重”。那是学科性质决定的，我们没必要过分自责。人文学者扮演不了主角，做一个批评者或见证者，总还是可以的。

因缘凑合，我得以介入若干旧城改造及文化更新，对城市问题略有体味。这里就想谈谈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在落实自家标榜的“学者的人间情怀”时，所面临的诸多惶惑、困顿与挣扎，以及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应该说，我很早就关心城市问题了，可至今学术成果仍乏善可陈，寥寥几种编著，实在说不上精深。我曾检讨自己首举“北京学”义旗，可又成不了真正的“北京学”专家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成绩很不理想”。如此明显的“未完成性”，消极的辩解，那是“好为人师”的弊端 ；积极的阐发，则称其为“行动的人文学”。

这就说到我之谈论城市，不同时机、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受众，兼及论文、演讲、随笔、杂感、文化评论，虽大都言之有物，毕竟不成体系。唯一的好处是，始终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

以下略为介绍我为何以及如何关注北京、深圳与潮州这三座城市，属于“举例说明”。此三城的历史、体量及重要性明显迥异，如此新旧杂陈、大小并举，除了有压在纸背的个人情感因素，更希望从中透露出某种眼光、趣味与方法。等故事讲完了，略为小结，再进入我真正关心的话题——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到底该如何谈论城市。

多年前，在《“北京研究”的可能性》一文中，我曾谈及 ：“今日中国，无论轰轰烈烈的城市规划，还是在清幽的书斋里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已经很难再特立独行，像梁思成那样为理想而激烈抗争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守住自家的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此低调的陈述，似乎与我多年的努力不太相称。三十年前，我发表日后常被研究者提及的《“北京学”》一文，那时何其意气风发。

200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2003 年，与王德威合作在北大主办“北京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便是多轮选修课以及指导完成十篇博士论文（另有两篇正在撰写中）。2022年起，我更是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专家共襄盛举，开设全校性选修课“北京研究”。在那篇《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中，我讲述了自己从事北京研究的心路历程，以及开设此课程的目标 ：“一是吸引更多北大学生关注脚下这座既古老又新潮的国际大都市 ；二是希望有若干博学深思之士，以北京为研究对象，假以时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北京中轴线

除了古都北京，我对新城深圳同样感兴趣。以2009年11月15日的专题讲座为起点，到2021年底，我总共在深圳出席了20场学术/文化活动。众多活动、讲座及文章中，我最看重的是十多年前的《“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竞争与对话》，该文分析广州、香港和深圳这三座城市各自的文化性格，特别提及 ：“以深圳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以及雄心壮志，独立创办或合作经营七八所大学，应该说是绰绰有余。正是因为高等教育不发达，导致深圳在科技产业上引领风骚，而在思想建设及文化创造上明显乏力。”这个敏感话题，日后得到很好的回应。

此外，最得意的举措，莫过于被深圳南山区委区政府聘为文化顾问，三次给地方官员开专题讲座 ：“岭南文化的蜕变与新生”（2020），“岭南文化的新变与大湾区的未来”（2021）,“都市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2024）。有用没用不管，起码我是尽了心的。与此相配合，2020年12月，首家“南山书房·平原轩”在百度国际大厦建成，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方式，获得了社会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赞许。

南山书房·平原轩

一半基于乡情，一半缘于学术理念，2017 年，我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四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22 年出版论文及随笔集《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2021 年 9 月受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2024年9月又被潮州市委市政府聘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顾问。目前正紧锣密鼓进行的，是主编十卷本《潮学集成》。即便如此，我依旧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潮学专家”。

深圳

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谈论潮州这座四线小城。最初的动因，是有感于国人过分追求“国际化大都市”；而我看来，若讲生活质量，文化悠久且经济发达的小城更值得推崇。本来只是泛泛而谈，没想到第二年《南方日报》组织大型系列报道“广东历史文化行”，正式成书时，邀我撰写引言，于是开启了一系列与家乡的文化对话。众多文章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初刊《人民日报》2011年2月10日的《古城保护是基础工程——关于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思考》，以及 2021年10月22日在首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报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至于近期撰写的《寻找古城的“文眼”》，除了学理探寻，还有现实需求——那就是为潮州古城申遗打前站 ：“旧城保护与改造中，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协调政府与民众、市民与游客、文化与产业、当下与长远的关系，不能说潮州是理想的案例，但作为‘活着的古城’，其存在方式及发展路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比‘潮人故里’或许更具普遍意义。”

潮州

与偶尔谈论其他城市（比如西安、开封、香港、上海、天津）不同，我之涉足北京、深圳与潮州的研究，学问之外，多少都有个人感情以及文化介入。研究城市，全力以赴，挖一口深井，容易做出好业绩；至于“大城小城落一盘”，好处是看问题的角度多元，立论不止一个支撑点。我组织过多次关于城市问题的国际会议，深知不同区域、不同专业、不同学养的专家，各具深刻的洞察力，但也不乏知识盲点。如果再考虑到学院与社会、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缝隙，很容易明了城市研究的复杂性。

撇开史料、视野及论述等技术问题，也不谈跨学科的方法或贯通古今的立场，若问我多年研究城市的经验教训，我愿意谈以下几点。

十几年前，我称阅读与阐释城市的最大挑战，不是学养与能力，而是价值判断 ：“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 ；至于领导在不在场，民众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在考虑之列。可惜的是，‘行走江湖’多年，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 ：无论著书立说或现场发言均不受外界影响、气定神闲、‘吾道一以贯之’，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文中用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警语 ：“见了领导千万别激动。”因为，若涉及当下的城市规划/建设/更新/微改造，最终拍板的，是领导而不是专家。不要说其中蕴含巨大利益，单是希望“学以致用”，也会导致很多专家喜欢揣摩领导意图。看多了此类见风使舵，说话会拐弯的专家，我才会在文章中强调 ：“我的建议是：见了领导，千万别激动，不卑不亢，好话歹话都说，有用无用不管。那是因为，现代学者不同于古代策士，‘主公’的心事你不见得了解，人家也没要求你越俎代庖。抱定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你可听可不听，我该说什么还说什么。当下中国，保持学者良知，拒绝曲学阿世，应是治学的第一律令。”

书斋里做学问，只要肯用功，且有一定的才华，一般不会走弯路。反而是喜欢用世，讲究“修齐治平”的，建言献策时，须时刻警惕自己的立场。多年前，有感于旅游城市的定位容易出现偏差，我在某次国际学术会议后接受采访，专门谈及不该按观光客的眼光来改造城市，理由是 ：“城市是给人看的，更是给人住的，因此应当尊重市民的感受，要有自己的品位与风格，勇于展现自己的审美趣味，来影响观光客的眼光，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我知道这样的话领导不一定爱听，对于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说，不管是 GDP上一个台阶，还是标志性建筑成为风景，都是可以看得见的成绩。至于我所说的，“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一个城市的精髓所在”，必须是站在本地普通人的立场，才能深切体会。

这就说到城市研究及论述的“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前者强调体验，注重舒适度 ；后者着重观赏，看好视觉形象。我曾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关于城市化进程的若干思考》中指出 ：“理论上大家目标一致，都是希望城市变得越来越漂亮。可实际上，百姓要的是生活舒适，商家要的是利市大发，官员要的是政绩显赫，各有各的利益诉求。我希望强调的是，城市建设应更多考虑市民的需求，把适合于居住以及本地民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追问城市为谁而建。我心目中的城市，应该为广大市民，而不是为官员或观光客而建。”学者（尤其是本地学者）立场的好处在于，介于内外视角之间，有可能超越一己之私，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较好地平衡官方意志与百姓趣味。

我多次谈及，“城市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尤其是城市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即内在的力度与美感，需要人文学者帮助发掘，才能被公众所接纳”；因此，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人文学者虽不能拍板决策，但同样可以为保护文物、抵制推土机暴力、维护生态平衡、改善底层民众生活，乃至让城市变得更舒适更美好也更人性，作出不俗的贡献。即便著述不够厚实与专深，也是可以谅解的，谁叫我们有幸（或者说不幸）生活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高歌猛进”因而也最容易“百弊丛生”的时代呢？我曾为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徘徊在书斋生活与社会关怀之间辩解 ：“之所以采用两套笔墨，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 ：在与学界对话的专著之外，选择了‘杂感’，也就选择了公民的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芜杂’也不全然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若持之以恒，说不定还能另辟蹊径，闯出一番新天地。”我明白自己的困境——天分及能力所限，无法兼及鱼与熊掌，但不等于这条路就一定走不通。

以上讲述的，更多属于个人的心得体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知长期在书斋生活，“站着说话不腰疼”，看问题趋于理性化与理想化，如此观察及谈论城市，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与在一线工作的朋友接触，听他们谈实际操作的两难困境，更晓得专家说话，除了学养与立场，还得讲究分寸。现实生活中，如何在城与人、古与今、官与民、经与权之间斟酌、徘徊与挣扎，绝非轻而易举的选择。

作为人文学者，谈论城市，希望兼及史料与方法、观察与思考、批判与建设、制度与文化，“博识”与“深刻”之外，还得讲“通达”与“温情”。如此说来，述学文体同样值得探索。

【此乃作者2024年11月8日在上海“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12月2日修订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