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 | “情深而文明”与人机共生中的主体性

“情深而文明”与人机共生中的主体性

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王鑫

“忧伤”作为一种情感状态，除了是个人情绪和情感的抒发，也是对日常生活某种状态和社会总体状况的一种弥漫性情感呈现。当忧伤作为个人的情感状态时，它会内渗为文化的情感属性和特质，也会成为一种情感结构，而当它指向某种人类根本性问题时，则具有了哲学意义。对于忧伤的解释有很多诗化的描述，营造了某种生存和体验的“氛围”，提供了建立共情的契机，使文化深处的对话得以展开。加速社会导致人的新异化，人机共生使人们产生新的忧虑，忧伤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和精神气质，愈发凸显。

“言情 ：日常生活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会议现场

为何是忧：作为中国传统情感结构的忧伤

忧伤，并不只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或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忧郁的面孔”，抑或浪漫主义对文本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某种情感性描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此世中的人情关怀和文化的内向性，“忧”作为七情之一，也从个人情感的层面渗透进中国传统情感结构中。钱穆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之本质时，提到《小戴礼》中的“情深而文明”，“但如何叫‘情深而文明’呢？文是条理，是花样，是色彩。若使其条理很清晰，花样色彩很鲜明、很光亮，这就是‘明’了”。这里的“文明”是“情深”的外在体现，是鲜明和光亮之感，虽非现代文明之意，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丰富的情感和生命力：“情深”可以打破那种以冷漠为基底的晦暗和沉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其所是的彰显。梁漱溟先生讲孔孟的时候，认为仁“是一种柔嫩笃厚之情” ，是一种“涌现出来的畅达洋溢”的状态；在讲“礼”的时候，认为“礼”是因情而生，“好的行为根本是出于好的心理心情柔和的时候，他一举一动自会中礼”。当然这种“情深”不只体现在人际关系中，也体现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使人与物的关系从沉寂、晦暗、模糊中绽放出其“鲜明、光亮”的本真，仿佛海德格尔所言“去蔽”的状态。无论是人与物之间的情感投射还是会通，个体必然要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和灌注其中，建立起情感与行动的关系，才能使“情深”成为一种文化的性格。正因此，中国古典诗歌中关于“忧”的诗句不止于千，“忧”成为中国审美情感系统启动的原因之一，其诗性的表达也奠定了中国审美情感结构中的“忧伤”气质。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中，始终隐匿着一条“忧伤”的线索，或者表现为家国之忧，或者表现为情爱之忧，或者体现为关乎万物的“伤春悲秋”之“忧”，比如，“单栖应分定，辞疾索谁忧。更替林鸦恨，惊频去不休”（李商隐《即目》）。

“忧伤”作为情感的一部分，是经由喜、乐而达悲、怒、愤、惧等情感的过渡和中间状态，并在节制和平衡中使得情感得以审美化呈现。这里的“忧伤”，不是一种情感泛滥，而是一种节制的审美表达，过于浓烈的情绪因为缺乏美感而难以入诗成文，反而是中和、恬淡的“忧伤”，既可以形成情感共鸣，与他人、万物建立连接，也可以在绵长回荡中缠绕、徘徊，建立超越时空的关联。忧伤体现出个人某种言说的欲望，其对象可能并不对主体构成具体切实的心伤和痛楚，有时甚至指向某种空洞无用之物和遥远之物，大多时候是主体借此表达某种情绪。比如，“杞人忧天”（《列子·天瑞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体现出一种对世界和宇宙的哲学关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显示人之所忧可以跨越时空，其超越性和去现实性恰是“忧伤”的审美意义所在。“位卑不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味“忧”不仅是伦理意义上的家国关怀，也包含超越家国的关照。“忧”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审美意义和伦理意义，使其超越了具体的情绪和情感的生理意义，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并且内化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情感结构。相较于偏重理性和哲思的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情”且“深情”的文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作为日常生活的共情叙事

“忧伤”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和文化内在的情感肌理，是在情感的“会通”之处，通过日常生活中具体可感的方式建立共情和“共鸣”。周王朝的后裔走在田野之上发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喟叹，构成对“人类悲欢难以共通”的反诘：在“知我”与“不知”之间，能否实现可理解的沟通，使其具有当代日常生活的意义？相较于通过建立“共识”实现理解，通过“共情”更容易实现沟通和连接。笔者曾撰文探讨“共通感”问题，并且专门研究“痛感”与共识的问题，从情感的角度探究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可能和强度。忧伤在日常生活的共情叙事中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忧伤是情感的审美共通。前面提到忧伤并不是强烈的情绪传达和非理性的情感冲动，而是制造某种审美共鸣的情感“氛围”。这里的“氛围”，不是格尔诺特·伯梅所谓的“气氛美学”，而是一种流动于共有情感结构中可意会但不可言明的东西，它并不依托语词的清晰解释和系统阐述，而是以“默会”的方式建立起审美共通。韩炳哲也提到“氛围”，他强调了氛围作为“人所处之处”的客观性和静止性，而人的情绪是动态的，不是“心境处于何处”，是“心境”向何处发展。忧伤以审美的方式建立沟通的可能性，它的恬静和持有距离的情感表达是对现实的情感反馈。这种反馈并不是单一的情感，而是与理性共生，并不必然需要用具体的反馈来应对，而是基于共通的“感遇”，从而建立沟通的可能和相近之理的认同和尊重。何怀宏先生在《十三邀》的访谈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忧伤，它来自人可能终将会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毁灭的忧虑，隐含了人们对自身生存以及人类未来的忧思，特别是在大众卷入某种极致工具理性的竞争但无法超越之时，这种对遥远未知事物的“忧伤”反而建立起深刻的“共鸣”：我为何会对非眼前之物产生忧伤？当下日常生活中，这种沟通的可能与阻滞交相伴随。这种来自内心的忧伤，往往可以借助境遇上的“共鸣”提供沟通的可能。

第二，忧伤是此在的境遇“共鸣”。这里的“共鸣”，笔者借用了罗萨的“共鸣”理论，旨在抵抗“新异化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这种“共鸣”包括三个部分：他人、周围环境和自然之物。笔者在这里强调两个维度：一是“此在”，即建立深度的共鸣是关乎此在的根本性议题。正如前面提及的哲学家的忧伤一样，深度共鸣的发生是对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共有的“境遇”也是共鸣得以发生的前提。“境”既有空间性也有时间性，更具有“世间感”，也即贯穿于其中的是生命性和情感性；“遇”不是某种静态的稳固的结构化存在，而是在动态的、不确定性状态下的相遇，这正是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流动和偶然的特质。在这种状态下，忧伤体现为对世界和某种境遇的深情关注。忧伤所建立的“共鸣”，是以缓慢而沉稳的方式发生作用，与那种流畅和顺遂的方式不同，它以逆向的方式产生某种阻遏和中断，是对主体某种沉浸于积极亢奋状态的否定。它表征为个体在面对巨大的结构性社会议题以及日常生活的某种巨大裹挟力量时的逃逸和脱离，看起来孱弱甚至无力，却是个体超越群体之上的某种悲壮和崇高体现。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忙碌于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表现为某种“新异化”的状态。愤怒和焦虑等情绪“短促而有力”，具有“攻击性”的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反噬性”，因此难以持久。忧伤，体现出个体对此在“境遇”的关怀和深情。因此，忧伤并不必然是否定性的情绪，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生活疾驰状态的一种否定，但却以否定的方式表达某种肯定和期许，这也是忧伤之于当下生活叙事的意义。

第三，忧伤的公共意义在于情感与立场的隐藏与转移。公共空间的情感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是立场的宣称和判断，特别是在当下复杂、无序甚至有些“任性”的舆论场中，即便是常识判断也会产生较大分歧和冲突。特别是在一些公共事件的情绪性传播和情感叙事中，公众会被巨大的情绪裹挟入公共事件的讨论，并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指向，这可能使公共讨论失去其“真诚、真实、合宜”的基础，变成一种情绪性的“挞伐”，甚至在“朋友圈”这样相对个人化的表达空间也会产生激烈冲突。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拒绝和克制强烈的情感冲动所制造的“媒介卷入”，为理性沟通建立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隐忧、忧心、忧伤”等中和的方式可实现情感的转移和转化，从而产生某种默会的效果。这也与前面论及“忧伤”的中和气质有关，“忧伤”是情感的节制，同时也是用节制的方式避免在公共空间产生强烈的舆论冲突和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忧伤”的情感是缺乏判断和必要的立场的，而是借助情感的转移和转化，表达某种有效性的宣称，从而使“忧伤”的情感具有公共意义。

“我忧故我在”：人机社会中的主体性问题

笔者在这里言及“主体性”，意在凸显人机共生中人的生命感和存在感，强调人的主体性是抵抗某种被机器替代和控制的可能和焦虑。而“忧伤”，其实是通过表达情感而在人机社会中确认主体性存在的一种方式。讨论人工智能是否有情感的问题，可能会陷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诡辩中。从电影《人工智能》那个九岁的小男孩儿试图成为真正的人以拥有人类之爱开始，AI的情感问题始终处在人机关系的讨论之中。忧伤的中和特质隐匿了情感中的边界不明和暧昧不清，忧是比喜乐、悲惧、惊恐更模糊的心理和情感状态，而恰是这种边界模糊使得机器难以洞察和学习。

电影《人工智能》

首先是人机共生中主体确认的可能。我为什么会忧伤？除了生理上的情绪表达，前面提及忧伤的审美、文化和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忧伤的发生必然有其启动的装置，它可以表征为个体的经验或人类整体的经验，前者更为具体和切实，后者则比较宏大和辽阔。忧伤与前面所言境遇有关，这是对既往经验（个体经验、历史经验）的认知和反思所表现出的主体的局限，迫使主体产生对未来的不信任和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感，但是由于主体依然对世界充满深情和热爱，进而表现出某种忧伤的情绪。这里所言忧伤并不构成“伤”，而是某种忧心和忧虑的状态，它用某种可见的方式释放内心的郁结。忧伤表征的更多是某种宁静和自持，而非激进的情感冲动和言行，忧伤并不必然指向消极和破坏，反而会促进某种改变可能，进而消解促成忧伤的条件，“学习观看意味着‘使眼睛适应于宁静、耐性，使自己接近自身’……人们应当学会‘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应，而是能够拥有阻止、隔绝的本能’”。在这种意义上，忧伤可以让人更好地抵达自身，并且成为面对新异化时的一种抵抗方式。忧伤是生命的顿挫和对习惯性日常生活的疏离，它以隔绝和疏远的方式，重新使主体理解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单纯由积极情感和心流体验组成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在人的灵魂中之所以存在深植其中的焦虑，就是因为否定的存在：‘那种处于不幸时灵魂的焦虑，滋养了灵魂的坚毅’。”而如此复杂的心意和情绪状态并非机器深度学习所能实现，因为这表现为精神、情感和心理相交织的状态，并且在“境遇”中产生共鸣、获得回应，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

其次是人机共生中主体保存的可能。机器如何实现基于生理和心理复杂状态的某种状貌；如何对广袤的社会现实、生命际遇以及个体情怀呈现关乎忧伤的复杂心意状态（诸如悲悯和疼惜、无奈和执着），以及超越个体和时空局限的某种普遍性内容；机器又如何体会“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生命状态，又如何产生“位卑不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天下情怀？虽然AI可以表达清晰的逻辑和概念，并且能够将程序化的内容做到精致和尽美，但是却无法拥有复杂的经验、感受、思虑以及那种类似于无奈中的期许的复杂情感（至少目前是）。因此，谈及人机共生中的主体性保存，并不是在工具理性意义上使人在精算之后行动，而是希望在情感维度上展现更多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感伤的心灵”，往往也与身体的特质关联，“那些能够书写痛苦忧虑的人，自身也能这样感受。之所以能传达出微妙的东西，正是因为心灵和身体如此一致，甚至能相互影响”。而与AI相比，当人“真实地感受到神经敏感的那一刻，就是情感的发端。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预示了情感人类的诞生，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周遭环境和情感景观”。这段表述也再现了忧伤最为情感性的内容，一方面与生理内容相关，另一方面与周围事物建立关系，也就是前面笔者提到的“境遇”。AI无法超越肉身的局限以及基于世间感建立起生命的境遇，更无法感知那种弥漫性的忧伤状态。

人机共生社会，受制于算法制造的数据理性以及效率崇拜，人重新建立对时间的认知，虽然获取了大量自由的时间但又被连续不断的工作填满，被卷入一个“永动机”般的社会节奏中。“忧伤”这种带有某种宁静气质的心绪，需要氛围和境遇，当生命个体还可以表达忧伤，就拒斥了加速社会的时间进程，以中断和隔绝的方式体会自身。而当人越以人的方式存在，人才能在与AI共生中保持人的应有面向而不是机器的面向。

结语

“忧伤”作为情感的某种表现形态，比其他的情感更容易进入艺术的表达，甚至内化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结构，显现出中和的特质。忧伤，作为共情叙事的可能，以及深度共鸣的契机，除了具有审美意义，还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伦理意义，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在我们这个种属可以短暂地中断其蚁窝似的活动，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本质以及其继续存在的本质，在思想界限之下，在社会之外之上：对一块比任何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者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面对当下人机共生的日常生活，对“人为何忧伤”的分析，也意在提出，保持某种忧伤的情绪以及浪漫主义，或许可让人免于更像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