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脱钩”障碍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会议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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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年12月7日至8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东京大学中国学基地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清华大学暨东京大学发展政策联席会议”在东京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竞争与合作：全球不确定性下的中日经贸关系”。会议组织中国学者赴日本进行研讨交流和实地调研。

12月8日在东京大学举办了主题研讨会，会议分为三个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大桥英夫围绕“东亚经济区域发展与展望（中日韩、RCEP、CPTPP）”议题展开研讨。

本文由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丸川知雄教授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王聪翻译。日文原文请参看文末“阅读原文”。

超越“脱钩”障碍的全球价值链发展

高宇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贸易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之前大幅上升，但此后持续上下波动，部分原因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2019年以来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受疫情的影响。因此，在经历了全球化的调整期后，世界进入“缓慢全球化”时期。

2018年之前，中国通过全球价值链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附加值一直在增加，随后有所下降。其中，中国经过简单加工后出口到美国的贸易模式在2018年前一直增长，但在2020年急剧下降。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复杂价值链对美国的出口稳步增长，而对欧盟的出口在2018年之前一直增长，但随后出现下降。

在疫情期间，亚洲内部的中间产品贸易大幅增长，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虽然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下降，但中国作为中间产品进口国的存在却增加了。

2018年，就在中美贸易摩擦全面爆发之前，出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通过从美国购买中间产品来为贸易摩擦做准备的现象。同年，从欧盟进口的中间产品也大幅增长。

后来，在疫情期间，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增长，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代替中国，成为了中间产品出口国。此外，在疫情期间，价值链缩短，贸易从全球转向区域。然而，这只是一个平均值，以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为例，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反而越来越高。

中美贸易继续萎缩。到2023年，中国从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四位，仅次于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然而，墨西哥和越南对美国的出口中约有10%实际上源自中国。因此，中国通过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的价值估计从2017年的160亿美元增加到2022-2023年的530亿美元。将这些间接出口额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额相加，贸易额几乎恢复到贸易摩擦开始前的水平。美国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大重新分配”。

中国在美国最终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33%下降到2021年的24%。与此同时，美国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最终产品进口份额从10.0%上升到15.3%。而中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间产品进口份额从52.5%上升到68.5%。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脱钩错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企业直接投资于越南和墨西哥等国。

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克服了疫情造成的下滑，到2022年分别超过疫情前的25万亿美元水平。世界生产的前向链接部分（作为中间产品进入外国产业的部分）和后向链接部分（外国中间产品进入本国产业的部分）自2012年以来保持平稳，并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有所下降，但在2022年，它们都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换句话说，疫情之后，再全球化可能已经开始。这背后可能是亚太地区贸易耦合度的提高，RCEP和CPTPP的形成促使了这种耦合度的提高。

总之，中美贸易冲突、地缘政治摩擦和疫情对原有的全球价值链造成了重大打击，并导致价值链缩短。此外，基于疫情和美国经济安全考虑的贸易壁垒也增加了相关成本。特别是，一个国家生产成品或经简单加工组装出口的传统贸易活动，在疫情期间也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许多跨境价值链均有所扩大。今后，面对特朗普第二次执政等不确定因素，RCEP和CPTPP等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价值链的稳定运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太平洋贸易变化

大桥英夫（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中国向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出口国的转变

回顾过去几年，特别是在2020年前后，由于“疫情引发的居家特殊需求”，中国对美国的个人电脑和游戏机出口一度出现短暂增长，但疫情后又转为下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批量货物出口量却逆势上扬，这得益于通过Temu和SHEIN等平台的电子商务活动的增加。目前，小批量货物已经成为仅次于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第三大出口商品。中国对美国中间产品的下降直接关系到美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

关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问题，双方在2020年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旨在将货物和服务的出口额增加2000亿美元。然而，随着疫情的加剧，这一协议最终未能实现。此外，中国反而从巴西及其他国家增加了大豆等农产品的进口。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通过第三国向美国出口的模式正逐渐增多。从贸易附加值上看，中国通过直接出口至美国获得了3614亿美元的附加值，而通过墨西哥、东盟等进行的贸易活动创造了802亿美元的附加值。若将中国对美出口的附加值计算在内，2004年国内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例约为76%，随后这一比例持续上升，到2020年已接近85%。

此外，越南对美国出口中来自中国的附加值比例已上升至18%。在墨西哥以及东盟国家（例如泰国和柬埔寨）对美国的出口中，中国附加值的占比也在上升。在泰国，日本在2013年前后创造的附加值比例一直较高，但随后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开始超越日本。这些现象意味着，中国出口至东南亚国家的中间产品（如零部件）经过加工后再次出口至美国的产业链正变得更为深入。

另一方面，就太平洋贸易的主要商品——电子、电气产品和汽车而言，从中国电子电气产品出口所包含的各国附加值来看，最多的依次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等主要半导体生产国。至于中国汽车出口所含各国附加值，主要汽车生产国日本的附加值最高，其次是德国。

比较各国电子电气产品出口中所包含的中国附加值，可以发现，墨西哥的出口附加值最高，越南和泰国紧随其后。比较中国在各国汽车出口中的附加值，泰国的出口附加值最高，其次是墨西哥和韩国。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正在成长为资本财富和中间财富的输出大国。在对美国制造业的投入品供应中，中国占据了65%的份额（美国本土以外）。一些分析表明，如果追溯到原产地，高达94%的投入资金都来自中国。

▌特朗普新政府的展望

美国拜登政府一方面维持了上届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额外关税等对华限制措施，另一方面调整了上届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转而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推行了旨在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优化供应链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消减法案》。这些法案禁止对使用中国零部件的产品提供补贴，或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在10年内扩大对中国的投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显示出更高的警惕性。同时，美国还推动了与盟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国际合作，并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然而，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会废除IPEF。

即将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的承诺是平衡贸易收支。为了实现这一承诺，他表示将对所有进口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根据民主党的总统选举纲领，对一般进口商品征收10%的税将使美国家庭每年的生活成本增加1,500美元，而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额外关税将使美国家庭每年的生活成本增加1,000美元。特朗普表示，他将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将取消对购买电动汽车（EV）的补贴。他还计划扩大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生产，力争使美国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

亚洲经济研究所估算了特朗普新政府的关税政策一旦实施所带来的影响，与我们的预想基本一致。换句话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东盟和印度将受到正面影响，而日本不太可能受到太大影响，正面和负面影响能够相互抵消。

▌中国投资的重要性

2022-2023年，日本的贸易和服务收支出现赤字，但收入性收支出现大量盈余，这使得2023年经常性收支保持盈余。收入性收支盈余是由外国投资收入推动的。其中，日本公司在对中直接投资中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收益。

然而，近年来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意愿明显下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4年的调查，表示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扩大业务的日本子公司中，香港的比例最低，仅为12.7%；中国大陆次之，仅为21.7%，这也是在世界各国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中最低的。

日本企业还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泰国。疫情期间动态清零政策的实施、《反间谍法》的修订实施以及2024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日本人受伤事件影响，被认为是日本企业降低在华投资意愿的主要原因。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本土企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原因。

全球经济有可能进一步分化，世界将有分成几个阵营的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正在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加强了市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