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迈克尔·史文：中美减缓紧张局势大有可为

　　《中美聚焦》的郝佳（KJ Kerr）采访了美国著名的中国安全研究学者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博士，了解他对中美关系现状的看法。史文博士目前是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他指出，中美作为相互竞争的大国需要更加坦诚和开放，两国应采取措施（无论单边行动还是合作）缓解紧张局势，预防冲突。以下是采访全文。

　　郝佳：史文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安全、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安全问题一直是您职业生涯及目前在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过去几年，中美两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可以采取或考虑哪些策略，防止这些担忧阻碍合作机会，或演变为冲突？

　　迈克尔•史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双方需要停止目前的相互指责，认识到两国关系已陷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状态，且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需要在官方和非官方二轨层面开始真正的战略对话，建立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和平共处愿景，并确定设定范围的竞争领域。

　　这需要双方就当前和未来的双边及国际政策，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内容进行坦诚、坦率的讨论。这是避免零和博弈升级、鼓励合作、鼓励建设性竞争所必需要做的。必须进行这样的讨论，但目前还没有看到。

　　双方都需要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和平共处愿景，这种愿景应基于平衡和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而不是追求主导地位，或单边领导地位，或像中国那样追求社会主义的胜利。美国官员、分析人士和其他人士不时发表的看法或言论，在很多方面都无助于达成理解、平衡和共同领导，而这些恰恰是中美两国未来保持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所必需的。

　　郝佳：您认为两国如何能够实现这种平衡，而且不损害彼此的经济稳定和未来增长？

　　迈克尔•史文：需要在范围和限度上，对技术、竞争与合作、产业政策与补贴以及更有针对性的非政治目的制裁做出明确的、国际普遍认可的、协调一致的界定。以制裁为例，华盛顿需要更清晰地阐释美国扩大或放松对华限制与制裁的条件，以此表明美国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适度的，旨在影响中国的政策和行为，而不是无条件遏制中国，而现在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以便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必须明确界定竞争的限度，以及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制裁双方。我们要知道如何逐步取消这些制裁，知道技术竞争的限度，等等。

　　▲10月25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经济工作组 (EWG) 第六次会议。

　　郝佳：针对亚太地区安全的担忧也更加普遍。地区大国纷纷扩大军费开支，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和中国如何在不加剧地区动荡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地区稳定问题？

　　迈克尔•史文：严肃的外交是无可替代的。需要采取严肃、持续的外交活动，提供可信的保证，确保双方不会选择威胁对方的切身利益，进而引发危机或者冲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问题上，要恢复中美就该问题达成的最初谅解，以此稳定台湾局势。对美国来说，需要表明其执行的是可行可信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中国来说，需要明确自己致力于实现和平统一。

　　美国需要更清楚地阐释“一个中国”政策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正逐渐被弱化，中国一直把它当作话柄。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我在为中国说好话。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这一政策确实在逐渐弱化。在某些领域，美国越来越不接受最初定义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只是简单地重复相同的内容：“我们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需要提出更多的内容，采取更多的措施，才能真正让人相信美国不承认台湾是其正式盟友这一事实。美国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台湾是一个关键的战略节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只是致力于和台湾建立非官方层面的关系，它不会向台湾派军舰，更不用说派兵了。为了加强海峡两岸的稳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说出来。

　　中国大陆本身也需要继续致力于寻求和平统一，表明自己没有放弃与台北合作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没有为统一台湾设定最后期限。中国低级别负责人说过这一点，但据我所知，中国领导人从未公开明确说过中国没有为统一台湾设定最后期限。这一点需要说出来，中国大陆需要对外表明，随着台湾紧张局势的缓和，它将减少在台湾周边部署入侵军力和进行军事演习。

　　最后，中国大陆需要思考两岸打交道的新方案，超越“一国两制”，或者考虑制定更容易被台湾人民接受的新版本“一国两制”。目前，台湾地区人民完全拒绝“一国两制”，中国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郝佳：您认为地区盟友、多边机构等第三方行为体能否为促进稳定和缓解台湾等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做贡献？它们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11月18日至11月19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迈克尔•史文：我认为，第三方国家和第三方大国应该公开支持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倡议，同时也要拒绝承诺台湾冲突爆发后会与中国或美国并肩作战。美国和中国还要抵制拉拢第三国支持自己开战的想法。第三方大国应该声明，为了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它们最好保持自己的自卫能力、遏制侵略的能力，而不是加入某个联盟来应对台湾局势。随着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美国和中国应该与其盟友和伙伴进行更多合作。它们需要抛弃我们现在在多边组织和倡议中看到的零和博弈，同第三方大国、同彼此展开合作，为更具真正包容性的区域和全球体系制定规则和规范。

　　我认为，应该在一轨和二轨层面上举行更多国际会议，讨论21世纪包容性国际体系的特征。这一体系假定中美竞争持续，但不会陷入对抗。第三国应该支持这种努力，而不是简单地在中美之间划线，或认同中国或美国对另一方的意图。

　　郝佳：您认为，中国在未来四年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来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

　　迈克尔•史文：中国需要非常清楚地表示其致力于稳定两国关系，愿意考虑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明确哪些是合作领域，哪些是严重竞争的领域及原因，哪些是激烈竞争甚至存在冲突的领域及原因。这有助于缓和两国竞争的程度和深度，而不仅仅是在多个会议上陈述各自的老话套话。双方需要更加坦诚和开放，讨论双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及实际上采取的行动，以减少彼此间的竞争感。

　　中国需要表明自己愿意改变某些政策，特别是在网络黑客及技术和贸易领域，这将减少西方的疑虑。此外，还应表示愿意为这些领域的长期一轨、二轨对话敞开大门。

　　在这些领域，二轨对话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多年来，我一直和中国同事共同参与危机管理相关的二轨对话，这个层面的讨论不会要求参与者重复官方的政策路线，也不会限制他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然，中国仍会设定某些范围，但在这些范围内，存在很大的相互妥协空间。如果希望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这种妥协空间是必要的。同时，要加强二轨对话与一轨对话的协调配合，以探讨更重大的问题，寻找可以妥协的领域和相互妥协的可能性，了解重申哪些举措会让对方认为具有实质意义。这些都是可行的。在二轨对话里尝试讨论这些事情，然后看它们是否可以转移到一轨对话，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谈论的这些举措都无法成功，两国之间的困难不断增加，那么美国和中国就需要建立更加可信的危机管理和危机预防对话，以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些危机管理机制，但还远远不够。它们远远不足以有效应对两国之间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危机。这些危机可能迅速升级，很快就超出军事领域，而军事领域正是目前许多危机管理机制的重心。这种危机会很快传递到中央层面的文职领导层，即两国政府的高层人士。这些领导人及其下属需要更好地了解双方的态度、假设、偏好和决策系统及情报系统中的缺陷，以及这些缺陷如何阻碍着有效的危机管理。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必须就此话题开展更有效的对话。

　　郝佳：我认为，您刚才表达的很多观点适用于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那么，对于下一届美国政府如何制定对华政策，以缓和紧张局势、促进经济增长、促进贸易和鼓励建设性合作，您有何建议？

　　迈克尔•史文：下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审视两国关系及其变化，需要考虑正在出现的趋势，尤其是国会的趋势，也要考虑零和竞争势头不断强化的领域，这种竞争在某些方面对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可能导致战争。特别是当下，我们不断提到准备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两国要强调的是外交工作，而不是为冲突做准备。

　　▲据中联部官网消息，12月1日至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率团访问美国。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陆慷分别会见美国白宫、国务院官员，国会议员，及工商界、智库等各界有关人士，就中美关系等深入交换意见。

　　下一届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转到以外交为主导的政策上去。这需要双方承担一些重大风险，涉及双方愿意采取的举措，要观察对方是否有积极的回应，并制定对方认为有意义的可信行动方案。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希望中美关系最终走向何方。归根结底，我们不想最后是冷战，是战争，是恶性的零和竞争来剥夺我们在几乎所有领域（包括气候领域）开展合作的能力。气候是非常关键的领域，但由于更大规模的持续战略竞争，我们交流的动力和选择在不断减少。这妨碍了我们在这些重大领域取得有进展的行动，包括应对全球性流行病、气候变化等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更可信的交流方式，增强合作动力，而不仅仅是竞争和争夺主导地位。

　　郝佳：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中美之间还有可能实现上述合作吗？也就是在气候、全球性流行病和其他全球挑战方面进行至关重要的合作？未来两国能否建立可持续的积极关系，最终造福人类？

　　迈克尔•史文：能。当然，我希望这种有意义的合作能超越我们看到的现状，但这需要决心，需要冒险，需要更清楚地定义双方的战略及其具体目标。两国交流时，必须有明显的进展，以及对进展的定义。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我们必须对鼓吹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和零和博弈战争的人采取零容忍态度，这些人只考虑本国要占主导地位，或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敲锣打鼓，让其他人冲锋陷阵，与对方进行永无修止的“不战则死”的竞争。这些必须要应对。两国政府需要公开有力地反击他们，抑制这种消极态度，为未来创造希望或者稳定。

　　这是可以做到的，这需要双方领导人的勇气，真正的政治勇气，否则情况会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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